古时“籍田”上的收获，按礼是要用于祭祀的。《孟子·滕文公下》说：“礼曰：诸侯耕助（籍），以供粢盛。”《礼记·祭统》也说：“是故天子亲耕于南郊，以共（供）齐（齍）盛”；“诸侯耕于东郊，亦以共齐盛”。据说天子诸侯所以亲耕，把亲耕的田上的收获用来祭祀，是以表示对鬼神和祖先的恭敬。如《礼记·祭义》说：

是故昔者天子为籍千亩，冕而朱纮，躬秉耒；诸侯为籍百亩，冕而青纮，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祖先），以为醴酪齐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3]

在《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孟春纪》所载的“籍礼”上，特别重视对上帝的祭祀。在行礼之前，由天子“以元日祈谷于上帝”，而且把“籍田”称为“帝籍”。行礼时，由天子“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为什么要叫“帝籍”呢？高诱注说：“天子籍田千亩，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籍。”当时祭祀的不仅是上帝，又为什么独称“帝籍”呢？《周礼》贾公彦疏说：“籍田之谷，众神皆用，独言帝籍者，举尊言之。”“籍田”的收获，既然按礼是祭祀鬼神用的，因此收藏“籍田”收获的仓廪，或称为“神仓”。如《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季秋纪》说：“乃命冢宰藏帝籍之收于神仓。”高诱注说：“于仓受谷，以供上帝神祇之祀，故谓之神仓。”

春秋时代各国都设有“甸人”掌管“籍田”。《左传·成公十年》杜注：“甸人，主为公田者。”“甸人”在《周礼》称为“甸师”。《周礼·甸师》说：“甸师掌帅其属而耕耨王籍，以时入之，以共齍盛。”这里虽然把“籍田”称为“王籍”而不称为“帝籍”，依然认为其收获主要是供给祭祀的。春秋时鲁国收藏“籍田”收获的仓廪，虽然称为“御廪”而不称“神仓”，名义上还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据说当时“籍田”上收获的粟，先要由甸人送纳到“三宫”，经过“三宫”舂成米，再送入“御廪”保藏。《穀梁传·桓公十四年》载：“天子亲耕以共粢盛……甸粟而内（纳）之三宫，三宫米（舂成米）而藏之御廪。”范宁注：“甸，甸师，掌田之官也。三宫，三夫人也。宗庙之礼，君亲割，夫人亲舂。”

“籍田”的收获，名义上除了供给祭祀以外，据说还要随时布施给穷困的农夫，用于救济方面。《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说：

廪于籍东南，钟而藏之，而时布之于农。

俞樾认为这三句是错简，“于农”二字是衍文，三句应该接连在下文“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之上，“于农”二字涉下句“恪恭于农”而衍。他还提出理由说：“且王所籍田以奉齍盛，何以布之于农乎？”（《群经平议》卷二八）其实，俞樾这个校勘完全错了。最初“籍田”的收获，名义上除了“以奉齍盛”之外，确是还要“时布之于农”的。虢文公在下文中谈到“籍礼”的作用时，就曾说：“若是乃能媚于神而和于民矣，则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也。”“享祀时至”就是指“以奉齍盛”，“布施优裕”就是指“时布之于农”；“媚于神”是指“享祀时至”的效果，“和于民”是指“布施优裕”的效果。由虢文公看来，“籍礼”的举行，表示“王事唯农是务”，在“籍礼”举行后广泛的巡查和监督劳动，可使庶人“恪恭于农”和“不懈于时”，达到“财用不乏，民用和同”；“籍田”的收获用来享祀和布施，可以“享祀时至而布施优裕”，做到“媚于神而和于民”。(www.daowen.com)

“籍田”的收获，其次的用途就是提供国君“尝新”之用。《左传·成公十年》载：“六月丙午晋侯欲麦（杜注：“周六月，今四月，麦始熟”），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周正的六月，正是夏正的四月，这时麦刚熟，晋侯要甸人从“籍田”上收取新熟的麦来吃，就是“尝新”。《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孟夏纪》载有这种“尝新”之礼说：“农乃登（升）麦，天子乃以彘尝麦，先荐寝庙。”高诱注：“升，献。麦始熟，故言尝。”

这样把“籍田”上剥削所得，宣称用于祭祀、救济、尝新等，和他们宣称“籍礼”是表示“王事唯农是务”，“以教民尊地产”，同样是掩饰其剥削行为的一种欺骗手段。他们所以会采用这样的欺骗手段，是有其来历的。这个来历，和“籍礼”这种仪式的起源一样的古老，一直可以追溯到原始公社制末期。“籍礼”如同当时贵族所实行的许多“礼”一样，是由原始公社制末期的“礼”转变而来。

在原始公社末期的氏族聚落中，当他们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时，所有集体耕作，都是由族长和长老带头进行的。在每种重要的农业劳动开始时，往往由族长主持一种仪式，以组织和鼓励成员的集体劳动。因为当时确是“民之大事在农”，而族长的主要任务确是“唯农是务”，有着“教民尊地产”的责任。我们以海南岛黎族在一九五○年以前部分地区保存的“合亩”制为例。“合亩”在黎语中是“有血缘关系的集体”的意思，原先本是父系的血缘亲属组织，基本上统一经营土地，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产品。每个“合亩”有个“亩头”，黎语叫“俄布笼”，意即“家长”，他们原是集体生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同时又是富有生产经验和传统知识的人，负有传授经验和知识的责任。黎人的各种农业劳动，开始时都有一定的仪式和禁忌，“亩头”又是各种仪式的主持者，当耕田仪式举行时，“亩头”要先做几下象征性的挖土动作。由此，我们不难推想到，周天子在举行“籍礼”时要带头“耕一”，就是起源于这样的耕田仪式的。

在原始公社制末期，集体生产所得，除了部分留作公共开支以外，是平均分配的。黎族“合亩”的集体产品的分配也正如此，他们除了“留谷种”、“留公家聚餐的谷子”、“稻公稻母”、“留公家粮”以外，原是按户平均分配的。所谓“稻公稻母”，名义上作为祭祀用的，实际上已成“亩头”的剥削收入^[4]。“留公家粮”是补助、救济用的，如补助亩众结婚、盖屋、救济缺粮户等。“留新禾”是作为“亩头”的“尝新”用的^[5]。由此，我们不难推想到，我国古代贵族宣称“籍田”收获用于祭祀、救济、尝新等，作为掩饰其剥削行为的欺骗手段，确是有其来历的。

在原始公社制末期，随着经济不平衡的增长，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产生，父系家庭公社崩溃，分化出了个体的家庭单位，形成了以个体生产为主的村社制度。从此不再采用集体耕作和平均分配的办法，只有公共开支的需要还是依靠集体耕作所得。在村社中，土地已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平均分配于各户，由各户独自耕作和收获；别一部分则仍由村社成员集体耕作，其收获储藏起来以供各种公共开支之用，包括祭祀、聚餐、救济、尝新等。也就是把过去集体生产所得，留作公共开支的部分，现在仍然由村社成员集体生产来解决。在村社的集体耕作地上，村社的首脑仍是集体生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又是各种耕作仪式的主持者，既要带头从事耕作，又要带头执行仪式，如同过去的族长差不多。等到贵族所组成的国家出现，原来村社集体耕作的土地被贵族所侵占，原来集体生产的成果变为贵族的收入，原来在集体耕作地上举行的鼓励大家生产的仪式，这时也转变为监督劳动的仪式和制度了。我国古代的“籍田”，就是贵族所侵占的村社集体耕作的公有地，“籍”的剥削办法就是由此产生的。“籍礼”就是贵族把原来的鼓励耕作仪式，经过改造，使成为监督劳动的仪式和制度。但是他们为了掩饰其剥削行为，外表上仍以“村社”最高共同体的代表者身份出现，也还宣称“唯农是务”，“以教民尊地产”，甚至“籍田”的收获在名义上还作为祭祀、救济、尝新之用^[6]。

我国古代的井田制度，本是一种变质的村社制度。井田制度也把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平均分配于各户耕作，即所谓“私田”；一部分是集体耕作的，即所谓“公田”；只是“公田”已被贵族侵占去，其生产物已成为贵族的剥削收入。这种剥削办法叫做“助”，也叫做“籍”。孟子解释井田制度说：“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又说：“惟助为有公田”，“助者籍也”（《孟子·滕文公上》）。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井田制度中有“公田”，不是孟子一家之言。《夏小正》记载：正月“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管子·乘马》也说：“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及雪泽，耕始焉，芸卒焉。”所谓“初服于公田”，“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当即孟子所说“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孟子既说“惟助为有公田”，又说“助者籍也”，所以“公田”也叫“籍田”。《吕氏春秋·上农》引古农书《后稷》的话，把“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和“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相提并论，可知在这时，“籍田”和“公田”性质是相同的。这时贵族所有的“籍田”，所以又称为“公田”，就是因为它原来就是村社中的“公田”，还沿用着旧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