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田里不粥（鬻）”（《礼记·王制》），是不能买卖的，也是不能随意相互交换的，田地必须是天子授予的。从西周金文看来，恭王时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田地可以论定价格进行交易了，但必须要经过法定的手续，订立契约，得到官方认可。值得我们注意的有裘卫制作诸器的铭文。

图十二 卫盉及铭文

一九七五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通高二十九厘米，口径二十点二厘米，重七点一千克，盖内有铭文一百三十二字。现藏岐山县博物馆。

恭王三年制作的卫盉载：

矩白（伯）庶人取堇（瑾）章（璋）于裘卫，才（裁）八十朋，厥贮，其舍田十田。矩或（又）取赤虎（琥）两、（韨）两，一，才（裁）廿朋，其舍田三田。

这是说矩伯的庶人从裘卫取得瑾璋，裁定的价值是贝八十朋，裘卫以这样的价值从矩伯交换得“田十田”。矩伯又取得赤琥等物，裁定的价值是贝二十朋，裘卫又交换得“田三田”。据此可知这时“田十田”的价格八十朋，“田三田”的价格二十朋，每“田”的价格约八朋或七朋。

卫盉接着又载：“裘卫乃彘（矢）告于白（伯）邑父、荣白（伯）定白（伯）、白（伯）、单白（伯）。”伯邑父等五人都是执政大臣。接着就由五位执政大臣命令行政官员司土（徒）、司马、司工（空）等人“受（授）田”。说明这个交换经过了政府的认可，手续十分隆重。

恭王五年制作的五祀卫鼎载：

惟正月初吉庚戌；卫以邦君厉告于井（邢）白（伯）、白（伯）邑父、定白（伯）、白（伯）、白（伯）俗父，曰厉曰：“余执龚（恭）王（恤）工（功），于邵（昭）大室东逆（朔）营二川。”曰：“余舍女（汝）田五田。”正乃讯厉曰：“女（汝）贮田不（否）？”厉乃许曰：“余审贮田五田。”井（邢）白（伯）、白（伯）邑父、定白（伯）、白（伯）、白（伯）俗父乃顜，事（使）厉誓。乃令参（三）有司司土（徒）邑人、司马人邦、司工（空）矩、内史友寺刍，帅（率）眉（堳）裘卫厉田四田。乃舍（宇）于厥邑厥逆逆（朔）疆眔厉田，厥东疆眔散田，厥南疆眔散田、眔政父田，厥西疆眔厉田。邦君厉眔付裘卫田。厉叔子、厉有司季、庆癸……卫小子逆其，卿（飨）。卫用作朕文考宝鼎，卫其万年永宝用。惟王五祀。

这是说裘卫和邦君厉报告井（邢）伯、伯邑父等执政大臣，厉为了执行恭王的“恤功”，要在“昭大室”东北面治理两条河流，自愿拿出“田五田”来和裘卫交换。官员因而问厉田的价值是否相当，厉表示许可，认为确实价值相当，因此井（邢）伯等执政大臣认为可以成交，叫邦君厉立誓，命令司土（徒）等官员勘定了厉“田四田”的四面疆界，最后由邦君厉付给裘卫田。可知这时田地交换必须经执政大臣认可和勘定田界。

恭王九年制作的九年卫鼎载：

惟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王才（在）周驹宫，各（格）庙。眉敖者肤卓吏（使）见于王，王大黹。矩取眚（省）车（）、……舍矩姜帛三两，乃舍裘卫林里。！厥惟颜林。我舍颜陈大马两，舍颜姒（縢）（），舍颜有司寿商裘、盠（猭）（幎）。矩乃眔粦令寿商眔啻曰：“湄（堳），付裘卫林里。”则（质）乃成，封四封，颜小子具（俱）（惟）封。(www.daowen.com)

图十三 九年卫鼎铭文

这段金文从“矩取”以下，讲到裘卫用“帛三两”，从矩和妻子矩姜交换取得了林里，因为林里主要有颜林（颜氏林园），是颜陈和妻子颜姒所有，裘卫又以大马两匹交给颜陈，以女服装交给颜姒，以裘、幎等物送给颜氏有司寿商，从而交换取得了颜林。矩因而和粦命令寿商和啻“堳”（勘定田界），付给裘卫林里，于是“则乃成，封四封”。“则”当读作“质剂”的“质”，就是说交易的书契于是写成，并且四边筑起封土作为田界标帜。

恭王时制作的倗生簋（或称格伯簋）载：

惟正月初吉癸子（巳），王才（在）成周。格白（伯）取良马乘于倗生，厥贮卅田，则（质）析。格白（伯），殹妊彶（及）仡从格白（伯）（按）彶（及）甸：殷谷杜木、谷桑，涉东门。厥书史戠武立成，铸保簋，用典格白（伯）田。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这篇铭文中，“格白（伯）”一句难解。“”字不见于字书，或者认为当读作“蔑”，有轻慢之意。从下文“殹妊彶（及）仡厥从格白（伯）（按）彶（及）甸”来看，格伯是在别人伴同下察看巡行田的疆界的。殹妊是殹氏家中的妊姓妇女。因为倗生和格伯“卅田”的交易，早已订立书契，经剖析而各执一份，即是铭文所谓“则（质）析”。看来殹妊及仡就是曾经参与这个契约的订立者，为此有责任促使格伯守约而完成交易。

铭文末尾载：“厥书史戠武立成，铸保（宝）簋，用典格白（伯）田”。其中“”字和“”字，都不见于字书。“”也或释作“”。看来“书史戠武”就是原来书写契约的书史，散氏盘所载铭文原是国和散国所订立边界契约，末尾说：“厥左执，史正中（仲）农。”所谓“左执”就是左执券，史正仲农就是那个契约的书写者。这个书史武不但书写了原来交易的契约，而且在完成田地交易之后，进一步主持“铸保（宝）簋”，用来作为主管这块“格白（伯）田”的依据。《周礼·秋官·司寇》的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具有官方的代表性质。《周礼》又说：“凡大约剂书于宗彝”。这里所说书史武“铸保簋”，就具有这种性质。

图十四 倗生簋及铭文（器铭）

一名格伯簋。高三十一厘米，口径二十一点九厘米，重八点九千克。传世共三器，各器铭文皆不完整，三器相合，应为八十三字。现藏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提供）

这里特别要指出，倗生簋所谓“则析”，“则”不是虚词，“则”当读作质剂的“质”，“质”就是买卖的书契。《周礼·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四曰听称责以傅别”，“六曰听取予以书契，七曰听卖买以质剂”。所谓“傅别”、“书契”和“质剂”，都是双方协定的文书，经剖析而各执一份的。郑玄注引郑司农说：“傅，著约束于文书。别，别为两，两家各得一也。”《礼记·曲礼上》说：“献粟者操右契”，“献田宅者操书致”。王引之《经义述闻》说：“致读为质剂之质。”《左传·文公六年》：“由质要”，杜注：“质要，书契也。”散氏盘所载“左执”，“”就是质要的“要”。战国时代风俗，三晋和秦以右契为贵。《商君书·定分》说：“即以左券予吏之问法令者，主法令之吏，谨藏其右券木柙。”《战国策·韩策三》或谓韩公仲曰：“操右契而为公责德于秦。”楚人以左契为贵，《老子》第七十九章云：“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散氏盘所载“左执”，也是以左为贵。

同时要指出，随着土地交易的发生和发展，土地也被用于赔偿。懿王时制作的曶鼎铭文末段讲到由于荒年，匡季的“众厥臣廿夫寇曶禾十秭（二千秉）”。“臣”是奴隶，“众”也是低级的家臣，这是说匡季的“众”和“臣”二十人抢取了曶的禾二千秉。曶把这件事告到了东宫，东宫判决“求乃人，乃弗得，女（汝）匡罚大”，就是要匡季把抢掠的人负责交出来，如果弗得，就要大罚。匡季于是“用五田”，用“众一夫”和“臣”三人来赔偿，并且说：“余无卣（由）具寇足〔秭〕，不出鞭余。”这是说我无从具备抢来的足数的秭，如果我有而不交出，甘愿受鞭刑。曶又告到东宫，东宫判决：“赏（偿）曶十秭，遗十秭，为廿秭。来岁弗赏（偿），则付（四十）秭。”就是说既要赔偿十秭，还加罚十秭，共要赔偿廿秭，如果来年不赔偿，要付四十秭。于是匡季又“用田二又臣〔二夫〕”加赔，总共由匡季付给曶“田七田，人五夫”结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