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迁移殷贵族到洛邑的政策，我们可以从周公用“王命”诰诫殷贵族的《多方》和《多士》中看到。《多方》作于周公摄政三年，是成王和周公“践奄”之后，回到宗周（镐京），对迁移的四国（指四方）多方（指诸侯）及殷贵族发出的诰诫。《多士》则作于周公归政之后一年，周公奉命留守成周、主持东都政务以后，在成周对殷贵族用王命发出的诰诫，具有重申前命的性质。《多士》谈到“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就是指前三年发布的《多方》。《多士》又说：“予惟不尔杀，惟时（是）命有申（申谓重申）。”很明白地指出这点。所以《多士》和《多方》的内容基本相同，有不少重复的训话。《书序》和《周本纪》都把《多士》的著作列在《多方》之前。《书序》说：“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事实上，成周未建成以前，早就迁殷贵族到这一带地方，建成以后又有更多的殷贵族被迁来。郑玄说：“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众士以抚安之”（孔颖达《正义》所引）。郑氏以为周公归政成王后一年，成王曾改元，所以说成王元年。伪《孔传》说：“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于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众士。”与郑玄说相同。看来郑玄所说当时周公从王城“初往成周之邑”不确。《多士》开头说：“惟三月周公初于（往也）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结合《洛诰》来看，周公摄政五年成周建成，举行庆功的“殷见之礼”。在这年年底，成王回归镐京，准备即王位，周公该回到镐京参与成王即位典礼。到三月周公初次往成周，开始主持东都政务，为了安抚迁居到成周四郊的殷贵族，重复宣布周王朝对待殷贵族的安抚政策。

周公所反复宣布的对待殷贵族的政策，对西周初年巩固统治和发展社会经济以及完成全国的统一，都是起着重大作用的。从《多方》和《多士》两篇内容来看，当时对待殷贵族的政策，主要有下列四点：

（1）为了从思想上安定殷贵族，宣称周之代殷，出于天命，并提出了一套贵族的“革命”理论，“革命”是指天命的变革。

《多方》和《多士》都把周之代殷，和殷之代夏，相提并论。《多方》把王朝的君王称为“民主”（谓民之主），认为作为“民主”是由天命的，是由天选定的。因为夏的“大淫昏”和“甲（狎）于内乱”，“乃胥（胥谓相互）惟虐于民”，天就更求新的“民主”来代替（“天惟时求民主”），降天命给成汤，伐灭夏桀，由成汤“简代夏作民主”。同样的，因为“商后王（指纣）逸厥逸（逸谓荒淫），图（谋也）厥其政不蠲烝（不清明）”，天给予五年的等待，终于由夏（周自称为夏）的子孙作“民主”^[3]。五年是指文王七年去世，到十一年（即武王四年）灭商，首尾五年。

《多方》提出了贵族的“民主”理论，认为作为“民主”的君王出于天命选定，而天选定的“民主”是要变革的，主要看君王的行为如何。《多方》说：“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圣人和狂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圣人不恭敬从事可以变为狂人，狂人能恭敬从事就变成圣人。原来因为是圣人而由天授命作“民主”的，变成狂人就得改换“民主”了。

《多士》又提出了贵族的“革命”理论，认为夏“大淫泆有辞（有辞谓有罪状）”，天就命令“成汤革夏”；而且“殷革夏命”，载在殷的典册，“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同样的，周革殷命，出于“我有周佑命（佑命谓助行天命），将（将谓奉行）天明威”，“非我小国敢弋（弋谓夺取）殷命”；就是把殷贵族从东迁居到西（指迁居洛邑），也是出于天命。《多士》说：“予惟时（是）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不康宁谓使你们不安定），时（是）惟天命。”

（2）为了从经济上安定殷贵族，宣称给予永久的住宅和田地，勉励他们努力经营，保持长久的事业。

《多方》说：“今尔尚宅（居住）尔宅，畋（耕治）尔田，尔曷（何）不惠（顺从）王熙（光大）天之命。”又说：“尔乃自时（是）洛邑，尚永力（努力）畋尔田，天惟畀矜（怜悯）尔，我有周（指周朝）惟其大介（善也）赉（赏赐）尔。”前一段是说，有了宅田，应该顺从王命和天命；后一段是说，努力经营田地，将得到天的爱怜和周朝的奖赏。说明当时周朝对迁到洛邑的殷贵族都分配有田宅，从而争取他们服从和效劳。《多士》最后有一大段讲到这点：(www.daowen.com)

今朕作大邑于兹洛（指建成成周大城），予惟四方罔攸宾（“宾”通“摈”，“罔攸宾”是说不会有所摈弃）。亦惟尔多士（指殷贵族），攸服奔走（服役而效劳），臣（臣服）我多逊（顺从）。尔乃尚有尔土（指得有土地），尔乃尚宁幹止（安于事业与居处）。……今尔惟时（是）宅尔邑，继尔居，尔厥（其）有幹（事业）有年（丰收）于兹洛，尔小子（子孙）乃兴（兴旺），从尔迁。

这一段诰诫的话，说明成周大城建成以后，不会对殷贵族摈弃的，只要殷贵族能够服役而效劳，可以继续居住，得有土地，保有事业而得到丰收。

（3）为了在政治上安定殷贵族，宣称如果努力经营田地，勤于事业，可以选拔到朝廷担任官职。

《多士》说：“今尔又曰：夏迪（进也）简（选择）在王庭，有服（官职）在百僚（官署）。予一人惟听用德（谓只用有德之人），予敢求尔于天邑商（“天邑商”即大邑商，指商的京畿）。”说明当时一些被迁的殷贵族对周朝表示不满，认为过去殷灭夏之后，夏贵族还有被进选到殷的王廷任职的，也有任职于许多官署的。现在成王给予答复，表示只能选用有德之人，将从商京畿的贵族中选拔。《多方》还明确指出：“尔惟克勤乃事”（能勤于职守），“穆穆（恭敬地）在乃位”，“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这是说，殷贵族如果能够勤劳而忠于职守，努力经营田地，就可得周朝的嘉奖，选拔到王廷任官职，在大官署中担任工作。这是安抚和利用殷贵族来加强周朝统治的政策手段。

（4）为了防止殷贵族不听命，宣布对不听命的，将要判处刑罚，或流放远处。

《多方》说：“乃有不用我降尔命（指不服从下达的命令的），我乃其大罚殛之（殛谓诛杀）。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宁（谓不是我们周朝不使你们安宁），乃惟尔自速辜（谓是你们自己招来祸害）。”又说：“尔乃惟逸（放荡）惟颇（歪邪），大远王命，则惟尔多方探（自取）天之威，我则致天之罚，离逖（远徙）尔土。”前一段是说不服从命令将要诛杀，这是自己招罪。后一段是说不听王命，将要处罚，剥夺土地，流放远处。《多士》所说，没有像《多方》那么严厉，也还说：“尔不克敬，尔不啻（不但）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这是说，不恭敬从事，不但不给田宅，还要处罚。

从上述四点看来，当时周朝对待殷贵族，采用了迁移、集中管理和安抚、使用相结合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