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周公推行迁移殷贵族政策

周公推行迁移殷贵族政策

时间:2023-09-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周公在这里主持营建新邑,主要依靠迁来的殷贵族的力量。周公在摄政第三年平定东夷,特别是“践奄”以后,加紧进行迁移殷贵族及多方贵族的工作。周公推行这种政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止殷贵族发动叛乱,削除殷贵族在原住址的势力,减少他们对周朝的威胁,而且是为了利用殷贵族,作为加强周朝在东方以及分封出去的封君的统治力量。

周公推行迁移殷贵族政策

原来武王设置三监,目的在于监督“殷臣”,防止殷贵族的叛乱,但是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相反地,到一定时机,三监就与殷贵族一起发动叛乱了。周公在平定三监和武庚的叛乱之后,就接受这个教训,决定改变对殷及多方贵族就地监督的办法,把他们集中迁移到一定的地点,以便加强监督、管理和利用。因此,大规模地强迫迁移殷贵族以及多方的贵族,就成为周公巩固周朝统治的一项重要措施。

周公把殷贵族迁到洛邑一带,是在平定三监和武庚叛乱之后就进行的,并不是在建筑成周大城以后才进行的。关于这点,《逸周书·作雒解》讲得很明确。《作雒解》说周公在击溃殷的叛乱之后,在征熊盈族十七国的同时,“俘殷献民迁于九里”。孔晁注:“九里,成周之地。”[1]九里在今河南偃师东南,嵩山西北,在成周的东南。洛阳以东,汉魏故城的东北,相传又是殷贵族迁移地区。《东观汉记·鲍永传》说:“赐洛阳上商里宅”(清代武英殿刊本卷十四)。《汉书·鲍永传》也说:“赐永洛阳商里宅”。李注:《东汉记》曰:赐洛阳上商里宅。陆机《洛阳记》曰:上商里在洛阳东北,本殷顽人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说明成周的东北郊外,也是殷贵族徙居之地。

一九五二年洛阳东郊进行考古发掘,在摆驾路口、下瑶村西区和东大寺区,都发现了殷人墓葬。一共发掘了二十座墓葬,多数是中型墓,都被盗掘过,遗物大部被盗。从其出土陶器(如鬲、豆、罍、瓿、盂等)器型来看,与河南安阳大司空村的晚期殷墓、洛阳西郊及陕西长安普渡村的早期周墓出土的相同。可以断定为西周早期的墓葬。从其墓形、椁顶的画幔、墓底的腰坑埋有犬骨以及出土铜弓饰、铜铲、铅戈等物来看,是沿袭殷的礼俗的。但是,墓室作覆斗形,墓道方折作曲尺形、两旁有耳室,墓室倒向(墓室在南而墓道在北),是殷墟墓葬中所不见的,是迁居洛邑的殷人墓的特点。下瑶村西区的一五九号墓,出土有铜铲一件和铅戈(残)四件。铜铲与安阳大司空村殷墓出土的形式全同,惟较小而铜质不精,不能实用。铅戈也属殷的形式,但是不可实用的明器。这些墓中显然缺乏觚、爵之类酒器的随葬品,陶器中也没有酒器式样。因此推定这些墓葬属于迁到洛阳的“殷顽民”的。[2]

《汉书·地理志》沿用《公羊传》之说,以为周的王城即汉的河南县,周的成周即汉的洛阳,成周是“周公迁殷民”之处。这一说法是错误的。成周是周的东都的名称,王城只是成周城西边的宫城,因有周王所居王宫而得名。王城与成周不该相距四五十里。在周公未主持营建成周大城以前,此地早有洛邑存在。依据《逸周书·度邑解》,武王早就有在此营建东都的计划,《史记·周本纪》还说:武王“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当时洛邑又称洛师。《召诰》谓三月乙卯“周公朝(早)至于洛”,《洛诰》又记周公说:“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洛邑之所以又称洛师,当是由于周朝于此驻屯大军的缘故。周公在这里主持营建新邑,主要依靠迁来的殷贵族的力量。《召诰》说周公曾“用书命(即册命)庶殷”“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庶殷”即指殷贵族。说明在成周末营建以前,“庶殷”早已被迁到洛邑的郊外地区,包括《逸周书·作雒解》所说的九里在内。(www.daowen.com)

周公在摄政第三年平定东夷,特别是“践奄”以后,加紧进行迁移殷贵族及多方贵族的工作。《书序》说:“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史记·周本纪》也说:“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说明当时迁移殷及多方贵族的地点有多处,洛邑只是比较集中之处。正因为当时大量迁移殷及多方贵族,成王和周公从“践奄”回来,在镐京作《多方》,着重对被迁多方贵族诰诫。《书序》说:“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所谓“多方”,主要是指殷所属许多方国诸侯及其贵族。《多方》开头说:“周公曰:王若曰: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殷侯”指殷之诸侯。“尹民”可能是“尹氏”之误,指一般官长。《召诰》载:“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早)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说明当时被迁居到洛邑,参与兴建成周大城的“庶殷”,其首领,就是各种等级的殷的诸侯,包括“侯、甸、男、邦伯”等级称谓。《尚书·酒诰》中追述到殷的贵族,有所谓“外服”和“内服”:“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君”原误作“居”,从王国维改正)。”所谓“外服”,是指分封在外的各种等级的诸侯。所谓“内服”,是指在京畿任职的各种官员。大盂鼎载:“惟殷边侯田(甸),(与)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所谓“殷边”即指殷的“外服”,“侯田(甸)”也指殷的诸侯;所谓“殷正百辟”,就是泛指殷的“内服”的百官。从此可知,当时迁移到洛邑的殷贵族中包括许多“外服”的贵族,就是分封在外的诸侯及其所属的贵族。

迁移到洛邑的殷贵族,也包括一部分殷的“内服”的贵族,在人数比例上,恐怕只占少数。《多士》一篇,先后有两段诰命,每一段诰命之首都有“王若曰”或“王曰”。第一段诰命是“猷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明确指“四国多方”的殷贵族;第二段诰命是“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把“有方多士”放在“殷多士”的前面。“有方多士”是指殷所封方国的贵族,也就是“外服”的贵族;“殷多士”是指“内服”的贵族。所谓“多士”,是对贵族的泛称,包括各等贵族在内。

周公迁移殷贵族的地点,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上面所说的,把他们集中迁移到洛邑;另一方面,就是分批配给主要的姬姓贵族的封君,让封君带往远处的封国去。关于这点留待后面讲分封制的时候再说。周公推行这种政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防止殷贵族发动叛乱,削除殷贵族在原住址的势力,减少他们对周朝的威胁,而且是为了利用殷贵族,作为加强周朝在东方以及分封出去的封君的统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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