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东征的巨大胜利，对周王朝的创建和巩固，是有重大的作用的。武王虽然已经克殷，但是实际上，除了周原有的西土以外，只占有殷原来的京畿以及南国，包括今河南的北部、中部，河北东南角，山西南边以及山东东边。因为殷代晚期，国力衰落，夷狄纷纷内迁，西北的戎狄进扰中原，东方的夷族“分迁淮岱，渐居中土”，殷的直属领地已缩小很多。而四周的夷狄部族和方国势力一时大有扩展，使得殷减弱了力量，这也是殷灭亡的原因之一。周克殷之后，新建的周朝继承了这个局面。同时，周以“小国”攻克殷的“大邦”，一下子不容易控制“大邦”的局势，加上周的克殷，在京畿一战而胜，原来京畿殷贵族的势力仍保持着，根深蒂固。武王不得已而采用安抚和监督相结合的政策，继续分封殷的王子武庚为属国，并设置三监，但是，无法消除殷贵族的顽强的抵抗力量。武王克殷之后二年便去世，所谓“天下未宁而崩”，而成王年幼，三监、武庚、东夷联合起来发动叛乱，确实造成了周的“大艰”局面。经过周公三年的东征，取得巨大胜利，就使“大艰”局面转化为大好形势。经过周公第二次“克殷”，对殷贵族的控制力量就大大加强了。经过周公攻克东夷许多方国和部落，就把东部原来东夷居住地区归入周的直辖领地。可以说，周公东征的胜利，才使周朝基本上完成了统一的大业，才奠定了创建周朝的基础。

[1] 《世俘解》既说武王从辛亥到乙卯在牧野举行告捷礼，献祭上帝与烈祖，当在四月内。又说四月庚戌武王在周庙举行献殷俘礼，次日辛亥祭祀天位。不可能在同一月的辛亥在牧野和在周庙同时参与祭礼。过去刘歆引用古文尚书《武成》相类的记载，有闰月的说法，但是在殷、周之际还不可能在岁中置闰，一般都只在岁末置闰。顾颉刚说：“窃意篆文‘四’作‘’，‘六，作‘’，其形甚近，或‘四月’为‘六月’之讹文，亦未可知。”目前尚无其他史料可以校正，不易解决这个矛盾，暂时只能认为“四月”是“六月”之误。

[2] 《逸周书·克殷解》谓牧野之战，“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诸侯”，又说斩殷王纣后“折县诸大白”，斩二女后“县诸小白”。可知大白最贵，小白次之。周初分封诸侯，分赏车、旗等仪仗，只有少白。《左传·定公四年》载：“分康叔以大路、少帛、茷、旃旌、大吕”。少帛即小白。详王引之《经义述闻》卷十九“少帛”条。康叔为周公之弟，在同时所封诸侯中辈分最高也只分得小白。可知诸侯所用军旗中最贵是小白，次于天子用大白一等。齐桓公名小白，也是以诸侯的军旗为名。是大赤色，茷是大赤旗。春秋时吴国尚沿用这种礼制，吴王夫差北上与晋争霸，王亲自统率中军，“王亲秉钺，载白旗以中阵而立”。左军赤，右军玄旗。见《国语·吴语》。《周礼·春官·巾车》谓王车有五路，革路“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方”。革路即是用皮革制成的车，“以即戎”谓用于军事，其旗大白，这确是周制。至于《礼记·明堂位》说：“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是后起之说，已与五行之说有关。

[3] 参看胡谦盈：《丰镐地区诸水道的踏察——兼论周都丰镐位置》，《考古》一九六三年第四期。

[4] 《左传·定公四年》记祝佗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岂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晋，武之穆也。曹为伯甸，非尚年也。”杜注：“五叔，管叔鲜、蔡叔度、成叔武、霍叔处、毛叔聃（“聃”当作“郑”）。”杜注又于“曹，文之昭也”说：“文王子，与周公异母。”据此，杜预以为曹叔振铎不是武王同母弟而为异母弟，毛叔郑为同母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富辰说：“管、蔡、、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这以“毛”列入文王子的前八名，“曹”列入后八名，可能就是杜预的依据。日本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就有前八名为武王母弟，后八名为文王庶子之说。日本林泰辅《周公与其时代》一书即采用杜预之说（钱穆译其第一编《周公事迹》，题为《周公》，作为《国学小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左传·定公四年》记述康叔受封时，“聃季授士，陶叔授民”。杜注：“陶叔，司徒。”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于“曹伯夷薨”下云：“叔之封近定陶，故《左传》又谓之陶叔。”如果雷说确实，陶叔即是曹叔，则曹叔确实不在“五叔无官”之内。杜注于“聃季授土”下注云：“聃季，周公弟，司空”，而在“陶叔授民”下只注：“陶叔，司徒”，亦未指明其为周公异母弟，可知杜预亦不以为陶叔即曹叔。事实上杜预之说并无依据，不可信从。《史记·管蔡世家》也说：“余五叔皆就国，无为天子吏者。”索隐曰：“五叔，管叔、蔡叔、成叔、曹叔、霍叔。”与杜预之说又不同。

[5] 《尚书·多方》：“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说：“武王命三叔监殷，殷民皆臣服于兹十年矣。言五祀者，本其未叛时言也。”又说：“武王克殷而封武庚，命三叔监之，越五年而武王崩，其明年周公居东，居东二年而反，居摄时，当克殷以来八年也。此时居摄三年，计封武庚、立三监至此，历十年矣。”我们认为这个计算是错误的。武王克殷二年而卒，并无五年。武王死后，周公即摄政称王，并无“明年居东，居东二年而反”的事。周公摄政三年成王践奄，践奄归来，即作《多方》。因此从立三监到此，正好五年。王国维《周开国年表》（《观堂别集》卷一）把周公摄政一年列于成王三年（即文王受命十六祀），也缺乏依据。皮锡瑞《今文尚书疏证》以为《多方》作于周公归政成王后一二年，监是周公居摄四年“建侯卫”，即封康叔事，到此适得五祀，亦不确。

[6]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一）（《考古学报》第九册），信从王国维邶即是燕之说，又推定鄘即宋，卫即殷，认为武王灭纣后，分殷国为三，即邶、鄘、殷，及成王、周公讨平三监、武庚叛乱后，邶入于燕，鄘封微子开为宋，殷封康叔封为卫。按陈氏推定鄘即宋的证据薄弱，并不可信。《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六月庚午宋城旧鄘及桑林之门而守之。”杜注：“旧鄘，故城也。桑林，城门名。”陈氏谓：“旧鄘之鄘，应是鄘国。”又说：“古音宋鄘相近。”按旧鄘的鄘，并非国名或地名，是指一般的城墙。“鄘”与“墉”通。《经典释文》：“鄘，本或作墉。”这和鄘国毫无关系。

[7] 《尚书·康诰》：“殪戎殷。”《礼记·中庸》作“壹戎衣”。郑注：“齐人言殷声如衣。”《吕氏春秋·慎大览》：“亲郼如夏”，高注：“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刘师培有《殷韦同字考》（《左盦外集》卷七），认为“盖由韦转殷，复由殷转韦，卫乃韦字之异文”。

[8] 《通典》卷一七八“钜鹿郡邢州”条，谓“祖乙迁于邢，即此地。”近年在此地发现早商文化遗址，可以证明《通典》之说可信。王国维《说耿》（《观堂集林》卷十二），因《书序》有“祖乙圮于耿”之说，从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之说，推定在今河南温县东之邢丘，谓其地正滨大河，故祖乙圮于此也。今按王说不确。邢台旧时常有山洪暴发，冲决为患，直到清代乾隆年间还为此筑堤防，见《清一统志》顺德府沙底河下释文。祖乙圮于邢，当为山洪所圮，不必为大河所圮。“耿”与“邢”音近通用。

[9] 《古本竹书纪年》：“祖乙滕即位，是为中宗，居庇。”按祖乙自邢迁庇，当即春秋时鲁西之毗。《春秋·哀公五年》：“春城毗”。《公羊传》作“比”，《释文》：“比本又作芘，亦作庇。”《左传》杜注：“备晋也”，未释地。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谓即祖乙所都之庇，其说可从。

[10] 《邶风》、《鄘风》和《卫风》，都谈到河水、淇水，所有地名也都在卫国。《鄘风·桑中》提到沬，沫即《尚书·酒诰》的妹邦，即是朝歌。《鄘风·载驰》、《邶风·击鼓》和《邶风·泉水》都谈到漕，在今河南滑县东。《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北宫文子引《卫诗》：“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见于今本《邶风·柏舟》。可知邶、鄘、卫三风，原来都是卫诗。今本分为三风，当出于后人以意划分。《汉书·艺文志》载“《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又载“《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王先谦认为毛作诗传，析邶、鄘、卫风为三卷，故为三十卷。(www.daowen.com)

[11]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引《广雅·释诂》：“旅，客也”，《晋语》：“礼宾旅远国”，谓“以客礼待之，故称曰旅”。按《书序》云：“周公既得命禾，旅灭子之命，作《嘉禾》。”《周本纪》作“鲁天子之命”，《鲁世家》作“嘉天子命”。“鲁”与“旅”古音近通用。《说文》：“，古文旅，古文以为鲁卫之鲁。”“鲁”、“旅”与“嘉”意义相同，有嘉勉之意。

[12] 班簋载：“王令（命）毛白（伯）更（赓）虢城公服，王立（位），作四方望，秉（繁）、蜀、巢。”贮簋载：“惟巢来，王令（命）东宫追以六之年。”春秋时巢国尚在。春秋时有两个地名巢或居巢，一个在今安徽桐城以南，为春秋时期巢国所在，先为楚灭，后又为吴所取。另一个是楚的边邑，原为蔡邑，在今安徽寿县以南，原为西周巢国的旧都，又称为郹或郹阳。《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之母在郹，召吴而启之。”《史记·楚世家》作“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史记·吴世家》又说：王僚八年伐楚，“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可知郹或郹阳又称居巢。当在今安徽寿县南。寿县三义集曾发现东汉居巢刘君墓，出土有窆石及石羊题字。

[13] 《真诰》卷十五注引《竹书纪年》云：“（武王）年四十五。”《路史·发挥四》、《通鉴前编》卷六引《竹书纪年》：“武王年五十四。”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都作“五十四”。王国维《周开国年表》说：“至武王之年，则明见于《史记》。《史记》载：武王克殷至于周，自夜不寐，告周公曰：‘惟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逸周书·度邑解》具有其文。此篇渊懿古奥，类宗周以前之书，与《文王世子》等秦汉间之书，文体大异，自为实录。据此则克殷之前六十年武王尚未生，又二年而崩，年当近六十。”又说：“《路史》引真本《竹书纪年》谓武王崩年五十四，事较近之。”

[14] 汪中《周公居东证》（《述学·内篇二》）：“按《汉书·艺文志》‘礼古经者出鲁淹中’，苏林曰：‘里名也。’《楚元王传》：‘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邱伯’，服虔曰：‘白生，鲁国奄里人。’《续汉书》注引《皇览》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内祥舍中，民传言鲁五德奄里，伯公葬其宅也。’《说文》：‘，周公所诛，国在鲁。’《括地志》：‘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淹、、奄，古今字尔。”《说文》段注、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等，都定奄在今曲阜东二里。

[15] 《续汉书·郡国志》安国博昌有薄姑城。《春秋释例》：“蒲姑，乐安博昌县西北有蒲姑城。”《水经·济水注》说：“薄姑去齐城（临淄）六十里。”又说：“济水又径薄姑城北……薄姑故城在临淄县西北五十里，近济水。”《续山东考古录》博兴县下云：“薄姑国城在东南十五里，今柳桥。”

[16] 《齐乘》：“逢山在临朐西十里，逢伯陵始封于逢。”《清一统志》：“逢山在临朐县西二十五里，殷诸侯逢伯陵之国。”在今益都西北。

[17] 《史记·鲁世家》：“（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集解引徐广曰：“徐州在鲁东，今薛县。”索隐：“《说文》：‘，邾之下邑，在鲁东。’又《郡国志》曰：‘鲁国薛县，六国时曰徐州。’又《纪年》云：‘梁惠王三十一年下邳迁于薛，故名曰徐州。’则徐与，并音舒也。”《说文》段注：“玉裁谓楚所取之徐州即地，疑非薛。齐湣王三年已封田婴于薛，不能至鲁顷公十九年鲁尚有薛也。”今按段说不确。战国时薛又称徐州，确实在齐湣王三年已成为靖郭君的封邑，但是到五国联合攻齐时，徐州（即薛）被鲁乘机占有。《吕氏春秋·首时》说：“齐以东帝困于天下而鲁取徐州。”所以到鲁顷公十九年楚又取鲁的徐州。《说文》的，与徐州，薛，都是一地，在今山东滕县南，微山县西北。

[18] 从当时政治形势来看，周公既然摄政称王，不可能一听到管蔡流言，就避居待罪。如果像郑玄所说，周公避居东国二年之久，三监发动的叛乱，就将乘虚而入，直到不可收拾。郑玄之说，王肃说他“横造”。我们认为，郑玄之说并非出于他一个人的杜撰，在郑玄以前，早有人对此发生误解，因而有种种避居或出奔的传说。例如《墨子·耕柱》：“周公旦非关叔（即管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史记·鲁世家》及《蒙恬传》都有“周公奔楚”之说。《左传·昭公七年》记载梓慎的话，也还有“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之说。俞正燮《周公奔楚义》（《癸巳类稿》卷一），曾据此证明周公确有适楚之事。其实，所有周公这种避居或出奔传说，都由误解而来。

[19] 宋人程颐、清代王夫之等人都怀疑《金縢》，以为非圣人之言。袁枚《金縢辨》（收入《小仓山房文集》）更认为是“伪书”。他们都用“圣人”的标准来看周公，认为周公不该有“以身代死”的事，“以身代死，古无此法”。我们认为周初贵族很是迷信，这样讲究迷信，反而足以证明确是事实。自从儒家推崇周公为圣人以后，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作品。《史记·鲁世家》把成王发现周公祷书记在周公还政成王以后，又把成王开金縢“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记在周公死后，都和《金縢》不合，并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