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东征的战略，先控制大局，制止叛乱，然后各个击破，全面平定，先后用了三年时间。《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第一年只是制止了叛乱，第二年才克殷而平定三监和武庚之乱，第三年继续东征，才灭亡东夷奄国。《史记·鲁世家》也说：“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所谓“二年而毕定”，是对《尚书·金縢》“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的解释。其实周公东征首尾就有三年之久。《孟子·滕文公下》说：“伐奄三年而讨其君。”这是连首尾三年而言。

关于周公东征前后的事，《尚书·金縢》有这样的记载：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

从汉代起，经学家对这段记载有不同的解释，意见很是分歧。司马迁读“辟”为“避”，解释“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说：“我之所以弗辟（正义：音避）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史记·鲁世家》）。郑玄也读“辟”为“避”，连同“居东”解释为“避之居东都”，并且解释“罪人斯得”为“居东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属党”（《礼记·文王世子》正义引）。郑玄又说周公“以谦让为德”，“居东者出处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诗经·豳风》正义引）^[18]。而许慎另外有解释，《说文》引古文“辟”作“”，解释为“法”，谓以法治之。伪《孔传》从其说，说：“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不以法法三叔，则我无以成周道告我先王。”王肃谓“居东”是“东征镇抚之”，“罪人”指“管、蔡与商奄”（《尚书·金縢》正义引）。伪《孔传》也说：“周公既告二公，遂东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斯得。”我们认为，应以许慎、王肃之说为是。伪《孔传》采用其说，是正确的。“居东二年”是说周公兴师东征，亲自出居东国指挥作战了二年。所以不说东征二年而说“居东二年”，无非表示“罪人斯得”是周公坐镇东国亲自指挥作战的结果。所谓“罪人斯得”，就是处死或流放管叔、蔡叔、武庚。

对三监和武庚叛乱的平定，对管叔、武庚等“罪人”的处置，确是在周公亲自兴师东征的第二年。这在《逸周书·作雒解》上有明确的记载：

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辟”谓用法处罚），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里（“里”原误作“毕”，从王念孙校正。孔注：“九里，成周之地”）。

《作雒解》“辟三叔”的“辟”，和《金縢》“我之弗辟”的“辟”，用意相同，都是说依法判刑。关于对三监和武庚的刑罚，古书记载有出入。《作雒解》说“王子禄父北奔”，而《史记》说“杀武庚”，可能武庚先北奔，后被追捕杀死。《作雒解》说“管叔经而卒”，其他书上都说“杀管叔”。《作雒解》说蔡叔被囚，其他书上都说蔡叔被流放。《左传·昭公元年》和《定公四年》都说：“杀管叔而蔡蔡叔。”杜注：“蔡，放也。”这个“蔡”字，即是《说文》的“”字，古音同通用。这和《史记》所说“放蔡叔”相合。关于霍叔的刑罚，只有《商君书·赏刑》说：“杀管叔，流霍叔。”

《尚书·金縢》这篇富于神怪色彩的文献，前人对它的真实性有怀疑，甚至认为是“伪书”。我们认为，还是值得重视的。《金》在“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之后，接着说周公做了一首《鸱鸮》的诗送给成王，“王亦未敢诮公”。这年秋天大雷大风，“禾尽偃”，闹灾荒，成王和大夫从金縢（匮名）中发现了武王病时周公祷告的简册，简册上有周公要以自身代替武王死去的话，才使成王大为感动而悔悟。《金縢》的记载以及所载简册，不免有后人增饰和修改之处，例如所说成王感悟以后，“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岁则大熟”，显然不是史官的实录。但是所记整个事件的经过，还是可信的。当时贵族本来十分迷信。迷信色彩很浓，正是真实的情况^[19]。由此可见，原来由于管叔等人流言而造成成王对周公的误会，等到周公东征第二年“罪人斯得”、成王发现周公祷告简册以后，就完全消除了。所以到东征第三年，成王就亲自出来参与东征的活动，亲自参与“践奄”的重大战役。

上文引《尚书大传》讲到周公摄政“三年践奄”，“践奄”是东征三年中的重大战役，成王确曾亲自参与。《书序》说：“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作《成王政》（《经典释文》：“政”，马本作“征”）。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从《多方》开头说：“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来看，成王确曾亲自到奄。《书序》也说：“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可是，《史记》上把“践奄”的事记载在“周公反政成王”之后。该是司马迁看到成王亲自参与这个战役，就误认为是成王亲政以后的事。《周本纪》把“诛武庚、管叔，放蔡叔”记在周公摄政当国时；而把“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记在“周公反政成王”以后；这样把周公东征三年内的两件大事割裂开来，显然不合历史实际。今本《书序》对篇目的排列，也把《成王政》、《将蒲姑》列在《康诰》、《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以后，《多方》以前。郑玄曾对此提出疑问说：“此伐淮夷与践奄，是摄政三年伐管蔡时事，其编篇于此，未闻。”（《书序》正义引）而伪《孔传》却另创新说，以为“践奄”先后有两次，先是周公东征，再是成王亲征。伪《孔传》说：“成王即政，淮夷奄国又叛，王亲征之，遂来奄而徙之，以其数反覆。”这一说法，被一些经学家所接受。例如皮锡瑞说：“《孔传》成王亲征之说甚合经义，郑君（指郑玄）偶有不照”（《今文尚书疏证》），反而认为郑玄所说践奄在周公摄政三年是错误。其实，怎么可能发生周公与成王先后两次“践奄”的事呢？明明是司马迁的“偶有不照”，并不是郑玄的“偶有不照”。

“践奄”的“践”，是有特定意义的，决不可能先后有两次“践奄”。《尚书大传》解释《成王政》说：“遂践奄。践之者，籍之也。籍之谓杀其身，执其家，猪其宫。”段玉裁说：“必篇中有此语，伏生记忆释之，非释《书序》也”（《古文尚书撰异》）。伏生读“践”为“籍”，郑玄又读“践”为“翦”。郑玄云：“践读曰翦，翦，灭也。凡此诸叛国，皆周公谋之，成王临事乃往，事毕则归”（《书序》正义引）。郑玄又说：“奄国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摄之时亦叛，王与周公征之，三年灭之。自此而归”（《诗经·豳风》正义引）。郑玄此说是有根据的。我们可以西周金文为证。禽簋载：

王伐侯，周公某（谋），禽祝。禽又祝，王易（锡）金百寽。禽用乍（作）宝彝。

侯即盖侯，亦即奄侯。王乃成王。伐奄之役，成王确实前往。“某”读为“谋”，主谋之意，足证郑玄所说“皆周公谋之，成王临事乃往”之说，确实可据。禽即伯禽，祝谓祝祷于社神。古时出兵，要祭社祝祷。《左传·闵公二年》：“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脤，《说文》作祳，云：“祭肉，盛之以蜃。故谓之祳。”这是一种比较原始的祭祀仪式。伯禽因为主持这种祭祀而受赐。劫尊：“王征，易（锡）劫贝朋。”劫当是从征的人员，因功而受赐。

伐薄姑之役，当在灭奄以后，路程比奄要远，深入到东夷所住地区，成王没有参与，由周公主持。方鼎载：(www.daowen.com)

惟周公于征伐东尸（夷），丰白（伯）、尃古（薄姑）咸。公归，于周庙。戊辰，酓（饮）秦酓（饮），公赏贝百朋，用乍（作）尊鼎。

“于征伐”，谓前往征伐。“咸”，谓终于击败。《说文》：“，伤也。”这也是周公东征大胜的战役，周公归来就祭祀于周庙，向祖先告捷，还会合将士饮酒，论功行赏。

伐奄和伐薄姑、丰伯，是周公征伐东夷的两大战役。其他的小战役尚不少。据前引《韩非子·说林上》记载，周公采用辛甲的建议，是先“服众”然后“劫大”的，该是在这两大战役之前，周公早已征服东夷的许多小国和部落，使奄、薄姑等大国陷于孤立，于是一举加以破灭。《逸周书·作雒解》说“凡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所谓“十有七国”是指东夷的大小方国，所谓“九邑”当指东夷的许多部落。九未必是九个，当是多数之意。

东夷中有不少是游牧、狩猎的部族，周公这次大举东征，曾经深入到东夷的游牧、狩猎地区，不但征服了这些东夷部族，而且赶跑了许多野兽。《孟子·滕文公下》所谓：“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所谓“灭国者五十”，是包括武王、周公先后攻灭之国而说的；所谓“驱虎豹犀象而远之”，是指周公这次东征而言的。《吕氏春秋·古乐》又说：

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

高诱注：“践，往。”这个解释不确切。“践”即“践奄”之“践”。所谓“践伐”是指大规模的杀伐。周公统率的大军在大规模杀伐东夷的过程中，迫使许多野兽群大迁移，特别是象群的大迁移。商人确是服象的，但是这里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是诬蔑的话。象是合群生活的，如果受到冲击，往往要整个群的迁移。

周公东征，先后三年之久，有些战役是很激烈的，战士是极其艰苦的。《诗经·豳风·破斧》的诗篇，就是参与东征的战士回归后所作：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皇”借作“匡”）。哀我人斯，亦孔之将（“孔”谓甚，“将”借作“壮”）。

既破我斧，又缺我锜。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吪”通作“化”，谓顺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既破我斧，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遒（“遒”谓平定）。哀我人斯，亦孔之休（“休”谓幸运）。

这个战士做这首诗，既歌颂了周公东征的胜利，征服平定了许多叛乱的国家；又庆幸自己还能活着，还很强壮；又讲到战斗用的兵器都有破有缺，说明战斗很是激烈，取得胜利是艰难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使用的兵器不是戈、矛、弓、矢，而是斧、斨、锜、。斧是椭銎的斧头，斨是方銎的斧头。锜，《说文》云：“也”，是一种有齿的金属工具。，《经典释文》：“《韩诗》云：凿属也。一解云今之独头斧。”总之，也是一种手工用的工具。《管子·轻重乙》说：“必有一斤、一锯、一、一钻、一凿、一、一轲，然后成为车。”为什么要用斧头一类工具作为主要战斗武器呢？很可能，与深入到山林地区作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