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大诰》是周公东征的动员报告。从《大诰》来看，当三监、武庚及东夷发动叛乱以后，周公就用文王遗留下来的大龟占卜，问上帝兴师东征是否吉利，得到了吉利的卜兆。《大诰》说：

予（周公自称）不敢闭于天降威（闭谓拒绝），用文王遗我大宝龟（“文”原误作“宁”，从吴大澂校正），绍天明（“绍”通作“昭”，谓阐明天意），即命曰（以下为“命龟”之辞，即告龟以所卜事）：“有大艰于西土（“大艰”谓大难），西土人亦不静（西土人指管、蔡，“静”通作“靖”，“不静”谓不安定），越兹蠢（“蠢”谓骚动）。殷小腆（“腆”谓丰厚，是说武庚力量少有积储），诞敢纪其叙（“叙”通“绪”，谓敢于重振其原来统绪）。天降威，知我国有疵（谓知道周国内有病），民不康，曰予复（说要恢复殷朝），反鄙我周邦（反而要把周作为边鄙的属国），今春今翌日（翌祭之日），民献有十夫（谓有治臣十人），予翼（谓辅佐我），以于敉文武图功（“于”谓往，敉谓完成，“文”原误作“宁”，文武谓文王、武王，“图功”谓大功。），我有大事休（“大事”指东征的军事，休谓嘉美，此问东征是否嘉美）？”朕卜并吉（谓占卜得吉兆）。

从周公这段“命龟”之辞，可以看出当时面临的局势十分严重。首先是西土（指周朝）出现了“大艰”的局面，因为西土人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同时殷人乘机复辟，敢于重振其原来统绪，要恢复殷朝，仍然把周作为边鄙的属国，因为殷人知道周有内乱，人民很不安定。这就是说，不但周与殷贵族之间有严重冲突，而且周贵族内部又有深刻矛盾。当周公宣布占卜吉利，准备兴师东征之际，诸侯及其官僚、贵族还强调困难很大，不敢出征，要求违反占卜的结果。《大诰》继续说：

肆予告我友邦君（指诸侯）、越尹氏（指诸侯所属的官长）、庶士（指众多的官员）、御事，曰：“予得吉卜，予维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庶邦”谓诸侯之国，“于”谓往，“逋播臣”谓逃叛之臣）。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罔不”谓无不）：“艰大！民不静（“静”通作“靖”），亦惟王宫、邦君室（谓参与叛乱的都是王室和诸侯宗室之人），越予小子考翼（谓有自己父亲一辈的人），不可征，王害不违卜（“害”即“曷”，谓何不）？”

从这些诸侯及其官僚、贵族对答周公的话，可知他们因为两个原因不敢出征，一是人民不安定，二是参与叛乱的都是王室、诸侯宗室以及自己的父一辈亲属。当周公动员诸侯及其所属出发东征的时候，诸侯及其所属居然一起公开出来表示反对。当时贵族是十分重视占卜的结果的，周公以占卜得到吉兆来号召，而诸侯及其所属居然要求违反占卜的结果。这说明当时周贵族的内部，人心已经动摇，这对周公准备东征是十分不利的。周公之所以要作《大诰》，进一步说服所有反对东征的贵族，原因就在这里。(www.daowen.com)

周公用什么道理来说服所有反对东征的贵族呢？主要有下列三点：

（1）必须听从上帝之命，听从占卜结果。认为过去文王听从天命，兴起了我们“小邦周”；文王按占卜行事，所以会接受天命。现在上天又来援助我们，我们也应按占卜行事来成就这个伟大的基业。《大诰》说：“已！予惟小子不敢朁上帝命（“朁”原误作“替”，从三体石经改正，“朁”是不信之意），天休于文王（“文”原误作“宁”，今改正），兴我小邦周；文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绥”谓继承）。今天其相民（“相”谓援助），矧亦惟卜用。呜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弼”谓辅助，“丕丕”谓伟大，基谓基业）。”

（2）必须顺从天意，在文王勤劳建成的基础上，继续完成文王的大业。《大诰》反复说：“尔知文王若勤哉！”“予不敢不极卒文王图事（“图事”谓大事）！”“予害（曷）其不于前文人图功攸终（“图功”谓“大功”，“攸终”谓到底）！”予害（曷）敢不于前文人攸受休毕（“毕”也是“终”的意思）！”“肆予害（曷）敢不越卬敉文王大命（“卬”谓我，“敉”谓完成）！”

（3）当前有明哲之臣辅助我，可以保证取得胜利，完成文王的功业。《大诰》分析遭难的主要原因是：“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就是说：遭难是由于没有得到明哲之臣帮助，使人民安乐，又不能够知道天命。周公在命龟之辞中说道：“民献有十夫，予翼。”无非表示他今天已经得到了明哲之臣为助手。《大诰》末段又说：“呜呼！肆哉，尔庶邦君、越尔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就是与上文呼应，说明他有十个明哲之臣作为得力助手，可以保证取得胜利。这和武王在《太誓》中说：“予有乱十人，同心同德”，意思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