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克殷后二年便去世。《尚书·金縢》说:“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既克商二年”是克商之后二年。《史记·周本纪》把“武王病”及“崩”也都记在克殷后二年。《封禅书》也说:“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逸周书·明堂解》说:“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是武王总共在位六年之误。《礼记·文王世子》谓“武王九十三而终”。不确,当如《古本竹书纪年》为“年五十四”[13]。
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深恐诸侯因此叛周,就自己“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鲁世家》),就是摄政称王。《礼记·明堂位》说:“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礼记·文王世子》也说:“周公相,践阼而治。”周公于摄政七年,将归政于成王,所作《洛诰》,记载成王曾当面称赞周公“惇宗将礼,称秩元祀,咸秩无文。”还说:“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说明此时周公制礼,尚未完全成功,因而要请周公继续留守成周,担任“四辅”(四方辅佐)的职司。《洛诰》结尾载:“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这是说周公正努力完成文王和武王所给予的使命,当第七年。
《荀子·儒效》说: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背)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揜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通作“蔑”)主之义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
所谓“及武王而属天下”,“及”是指兄终弟及,《公羊传·昭公三十二年》说:“兄死弟继曰及”,是说继承兄的王位而继续治天下。“籍”,刘师培以为是“阼”的通假,并且举《淮南子·氾论训》及其注为证(《左盦外集》卷七《释籍》)。《淮南子·氾论训》也说:“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继文王之业,履天子之籍。”高注:“籍或作阼。”《史记·鲁世家》又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襁)葆(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所说“成王少在襁褓之中”,不确。当时成王的年龄,古书上无确切记载,有六岁、十岁、十三岁三种说法,都不可靠。多数人信从十三岁之说,其实十三岁之说也是出于后人推测。因为后人相信成王二十岁行冠礼而周公归政之说,以此推定为十三岁。我们认为,周公归政成王不必在二十岁。《荀子·大略》说:“古者天子诸侯十九而冠,冠而听治,其教至也。”这是后来礼制的规定。周公摄政三年成王亲自参与伐奄的战争,这时成王必然已经成年,那么当周公摄政之初,成王虽未成年,也应有十七八岁。(www.daowen.com)
周公的摄政,确是周朝的紧急措施。因为当时周克殷才两年,殷贵族的势力还很强大,同时东方有许多夷族的方国还不属于周的统治范围,很容易出现“闻武王崩而畔”的局面。年幼的成王难以控制这个局面。这时周公出来摄政,而且称王,是十分必要的。不称王,不足以号令诸侯以及周的所有贵族。从《尚书·大诰》、《尚书·康诰》来看,周公因三监及武庚叛乱而东征,东征胜利之后分封诸侯,周公都是称“王”而用“王命”的。《大诰》是周公东征的动员令,开头就是“王若曰”。郑玄说:“王谓摄也。周公居摄,命大事,则权代王也”(《尚书·大诰》正义引)。实际上,周公不仅是“权代王”,当时周公“践天子之位”,就是掌握着天子的权力。《大诰》的王,无疑是周公。《大诰》说“不可不成乃文考图功”(按《大诰》中“文”字都误作“宁”,古“文”、“宁”形近而误),这样称文王为“文考”,显然是周公的话。《康诰》的王,也无疑是周公。《康诰》既说:“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接着就是“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又说:“乃寡兄勖,肆女(汝)小子封在兹东土。”这样把康叔封称为“弟”,把武王称为“寡兄”,只能出于周公之口。关于这点,清代研究《尚书》的经学家早已看到,但仍固守郑玄之说,以为只是“命大事则权代王”。例如钱塘说:“凡公摄政七年,称王者三而已,皆系天下之安危,征武庚,命微子,封康叔是也。三者皆殷遗,称王亦殷法也,殷弟继兄,则遂为王。公假以靖殷遗之变,殷遗靖,天下莫敢动矣”(《溉亭述古录》)。的确,周公称王,不仅由于摄政,也还沿用殷法,所谓兄终弟及,《荀子》就说“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属天下。”王国维说:“是故大王之立王季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从《大诰》、《康诰》、《酒诰》等文来看,周公摄政称“王”,以“王命”东征,以“王命”分封诸侯,是无疑的。然而,春秋时人不见有称周公摄政称王的,只说周公“相王室”。例如《左传·定公四年》记祝佗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其实,明明是周公“定之”,而要说“成王定之”;明明是周公称王“以尹天下”,而要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这是他们为周公讳言,因为这样摄政称王而用“王命”,是不符合当时的宗法制和周礼的。《孟子·滕文公下》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崔述《论语余说》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一句,伐奄三年讨其君一句,伐奄乃成王事,不得上承相武王言之。”其实,伐奄乃周公本人事,孟子这样混通来说,也不免为周公讳言。直到战国末年荀子出来,用他“一天下”的政治主张,认为周公摄政称王是以天下为重,讲出了“以枝代主而非越”的大道理,断言这样的事“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荀子·儒效》)。于是周公摄政称王,成为“大儒之效”,就名正言顺,秦汉之际就有不少著作也这样说了。
还值得注意的是《书序》对《大诰》、《康诰》、《君奭》等篇的解释。明明《大诰》是周公称王下令东征,而《书序》说:“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明明《康诰》是周公称王分封康叔而告诫,而《书序》说:“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史记·燕世家》说:“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而《书序》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悦),周公作《君奭》。”《书序》全部隐讳周公摄政称王的事,把周公摄政期间所办的事,一律归于成王,或者说“周公相成王”,说明《书序》作者存在着浓厚的宗法礼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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