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已经谈到，武王克殷以后，殷贵族在原来王畿的势力还很强大，为了加以安抚笼络，从王畿分割出一部分地区作为王子禄父（即武庚）的封国，同时设置“三监”加以监督控制。这种安抚和监督兼施的方法，到春秋战国时还有采用的。例如春秋初期郑庄公攻克许国，许庄公奔卫。“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杜注：许叔，许庄公之弟）”，对百里说：“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吾将使获（指公孙获）也佐吾子。”“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左传·隐公十一年》）。又如战国中期秦惠王灭亡蜀国，杀死蜀王，因为“戎伯尚强”（《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一方面分封蜀王后裔，“贬蜀王更号为侯”，作为秦的属国；另一方面又“使陈庄相蜀”，并“以张若为蜀守”，运用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从旁加以监督，防止发生叛乱。

关于武王设置三监的事，因为缺乏原始史料，出于后世传说，就不免有分歧的说法。但是经过我们的比较和分析，还能够看出个眉目来。

关于武王设置三监的传说，有下列四种：

第一种说法，把商代王畿分为“殷”和“东”两部，在继续分封王子禄父（即武庚）“俾守商祀”的同时，封管叔于东，封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见于《逸周书·作雒解》。

第二种说法，把商代王畿分为邶、鄘、卫三部，封武庚于邶，管叔于鄘，蔡叔于卫，“以监殷民，谓之三监”。见于《汉书·地理志》。

第三种说法，在继续分封武庚于殷的京师的同时，分商代王畿为邶、鄘、卫三部，使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自纣城以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见郑玄《诗谱》。

第四种说法，认为“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谓三监”。见皇甫谧《帝王世纪》（《史记·周本纪》正义引）。

这四种说法各不相同。《逸周书》只把商代王畿分成殷、东二部，其余三说都分成邶、鄘、卫三部；《汉书》认为武庚是三监之一，三监是武庚、管叔、蔡叔而没有霍叔，而其余二说都说三监是三叔而没有武庚。《汉书》说武庚封于邶，而《帝王世纪》又说霍叔封于邶；《汉书》说管叔封于鄘，而《帝王世纪》又说蔡叔封于鄘；《汉书》说蔡叔封于卫，而《帝王世纪》又说管叔封于卫。《逸周书》又说管叔封于东，蔡叔、霍叔封于殷。《诗谱》又没有明确标明三叔封国所在。《诗谱》和《帝王世纪》都说邶在北方，卫在东方，但是《诗谱》定鄘在南方，《帝王世纪》又说在西方。王肃、服虔也说鄘在“纣都之西”（《诗谱》正义引）。

为了便于分明起见，我们把武庚和三叔封国不同之说，列表如下：

清代有不少学者对此作过探索，提出了各种不同看法。王引之从《汉书》之说，肯定三监是武庚、管叔、蔡叔而没有霍叔。他认为先秦古书如《左传·定公四年》、《吕氏春秋·开春论》等，都只谈到管、蔡叛乱，《史记》的本纪、世家也都这样；《逸周书》有霍叔而称为“三叔”，是出于后人依据伪《古文尚书》增改（《经义述闻》卷三“三监”条）。崔述《丰镐考信录》也有同样的主张，只是没有谈到《逸周书》。(www.daowen.com)

我们认为，王氏此说不足以作为定论。《逸周书·作雒解》既说：“建管叔于东，蔡叔、霍叔于殷”，又在叙述叛乱发生和平定的过程中两次提到“三叔”。而且先秦古书也有提到霍叔的，如《商君书·赏刑》说：“昔者周公旦杀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而且把武庚连同管叔、蔡叔一起作为“三监”，“以监殷民”，显然和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不合。当时武王之所以要设置三监，应该如《逸周书》所说“俾监殷臣”，和封武庚而“俾守商祀”，性质根本不同。《尚书·多方》记载成王告诫殷和方国的“多士”，还说：“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明白指出这些殷贵族曾经臣服于周朝的“监”有五年^[5]。武庚应该包括在被监督的“殷臣”之内，是被监督的对象，怎么可能列为三监之一而“以监殷民”呢？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又有不同看法，他赞同《帝王世纪》霍叔为邶监之说和《逸周书》孔晁注的解释。孔晁说王子禄父“封以郑，祭成汤”（“郑”字当是“鄁”字之误，或者是“鄁鄘”二字的脱误）；又解释“东”和“殷”说：“东谓卫，殷，鄁、鄘。霍叔相禄父也。”陈氏根据孔氏之说，认为“盖二叔监之于外，以戢其羽翼；霍叔监之于内，以定其腹心。当日制殷方略，想应如此。厥后周公诛三监，霍叔罪独轻者，良以谋叛之事武庚主之”。这一说法曾为清代多数学者赞同。孙诒让《邶鄘卫考》（收入《周书斠补》和《籀庼述林》）也采用此说，认为管叔、蔡叔为正监，霍叔相武庚别为副监，史料上三监说法的分歧，是由于“诸儒各以意为去取”。

近人刘师培《周书补正》又反对孔晁的解释而另立新说。认为“殷卫本即一字”，引用《吕氏春秋》中多次讲到的“郼”即是“殷”为证，并且指出《逸周书·作雒解》所说周公平定三监之乱以后，“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就是说封康叔于卫；《逸周书·作雒解》讲到周公出师，“临卫政（征）殷”，殷卫并言，足证其为一地。刘氏还把《汉书》和《逸周书》三监之说作比较，认为武庚别封于邶，蔡叔封于卫，管叔所封的鄘即是《逸周书》所说的东，而《逸周书》所说的殷应包括邶和卫。

近人王国维更另创新说，他有《北伯鼎跋》一文（《观堂集林》卷十八），认为西周铜器有“北伯”和“北子”的器，即邶国制作；北伯器数种光绪庚寅（一八九○年）出土于河北涞水张家洼，可以证明“邶”即是“燕”；而“鄘”与“奄”声相近，“鄘”即是“奄”。“北伯”和“北子”的铜器确是邶国制作，清代学者许印林（《捃古录金文》引）、方濬益（著《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早有此说，但是我们认为不能因为北伯之器出土于河北涞水，就武断说“邶”即是“燕”。因为光绪年间河北涞水出土“北伯”之器，并非出于科学发掘，不能证明这些铜器即出土于北伯墓中，铜器可以因种种原因远迁。一九六一年湖北江陵万城曾出土“北子”三器，为江陵文化馆征集所得，也该由于特殊原因而远迁到楚的。武王设置三监的目的在于加强控制商代原来王畿，当时周的势力，北既不可能远到燕地，东也不可能远到奄地。奄在今山东曲阜，曾一度为商的国都（盘庚迁殷以前的国都），这时为嬴姓的奄国所在，在周公平定武庚、三监和徐、奄等国的叛乱之前，周朝还不可能在那里建立新的封国。但是王氏把鄘定在东方，这和刘师培主张“鄘”即是“东”之说相合。^[6]

在卫、邶、鄘三国中，卫的地望是明确的。后来康叔就封于卫。刘师培以为卫即是郼，沿用旧称，是毫无疑问的。“卫”和“郼”，都是从“韦”得声，都和“殷”声同通用^[7]。周人把商代国都“殷”的周围地区的封国称“卫”，确是沿用原来名称。

“北”或“邶”的得名，因在殷旧都之北，也是没有疑问的。《说文》说：“邶，故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诗谱》说：“自纣城以北谓之邶。”《续汉书·郡国志》说：河内郡朝歌，“北有邶国”。商代在国都殷以北，确实有一块较大的直属统治区。《史记·殷本纪》说商王祖乙建都于邢，《世本》和《书序》都作耿，“耿”与“邢”音同通用，就在今河北邢台^[8]。这一带有规模较大的早商文化遗址。我们认为，这时邶的封域虽然不能像王国维所说到达燕地，至少应该包括邢一带在内。这时把武庚别封于邶，而派霍叔相禄父，是可能的，目的就在于把武庚排挤到较远的北方去，免得威胁中原地区。《逸周书》说周公“降辟三叔”之后，“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武庚的“北奔”，也可以作为他封国在邶的旁证。

卫、邶、鄘三国中，地望有争论的，只有鄘国。前面已经谈到，鄘有东、西、南三说。看来不外乎在殷的东南地区或西南地区。因为殷的东南和西南，原来商代都有一大块直属统治地区。在殷的东南，有河亶甲建都的相，在今河南内黄东南。在相的东南，更有祖乙从邢迁去的国都庇，当即春秋时鲁西的毗或比，在今山东范县、郓城县境^[9]。在殷的西南有商王广大的狩猎地区，有雍、盂、召、向、鄂（噩）、宁、凡等城，也是个商代直属的重要地区。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引吴庆恩说，认为《逸周书》所说“东”，指鲁、卫间地，地在大河以东，秦汉的东郡便是沿用旧称。如果此说确实，按照刘师培“东”即“鄘”之说，鄘就应在殷的东南地区。但是，如果以王肃、服虔、皇甫谧所说鄘在西方和郑玄所说鄘在南方结合起来看，鄘就应在殷的西南方向。关于这个问题，古文献上没有明确资料可以论定。今本《诗经》所分的邶、鄘、卫三风，原本都是卫诗，“皆卫国之事，而山川土风亦无不同”（惠周惕《诗说》），可能出于《毛诗》的划分，不足以用来分辨三国的地望^[10]。最近日本学者白川静著《诗经研究·通论篇》，根据殷墟卜辞所讲的“鄘”这个地名，和郑、雀、有关系，推定鄘在殷王畿的西南地区（见原著第一○○至一○一页）。关于鄘的地望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探索。

从目前所有文献和考古资料，我们还不可能把这个问题全部分辨清楚。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武王所推行的以三监为主的分封制，目的在于把新征服的商朝王畿分割开来，以便对原来有统治势力的殷贵族加以安抚和监督，从而消除他们的顽强反抗，巩固对这个重要地区的统治。事实上这个办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等到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掌握政权，周朝贵族内部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管叔和蔡叔就利用他们的权力和军事力量，转而联合武庚和东方的方国部族发动叛乱，而武庚和徐、奄等国以及淮夷的许多部落又图谋推翻周朝而恢复商朝的统治。周公通过艰苦的努力，经过三年的东征，才把这场大叛乱平定。周公这次东征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商朝统治的基层势力，特别是各地贵族基层“士”的一级的社会势力还顽固地存在着。原来周武王推行的设置三监的分封制，既没有取得预期的镇服“殷臣”的成效，相反地，到一定时机，可以成为发动大叛乱的根源。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强控制原来商代王畿以及许多强有力的方国，如何消除殷和方国“士”一级社会势力的顽强反抗，还是周公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武王设置“三监”，对于监督原来殷贵族曾经起一定的作用。《尚书·多方》说：“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罔不克臬。”“胥伯”是指殷贵族中原有的官长，“小大多正”也是指殷贵族中的大小官吏。这是说，殷贵族曾经服从我的三监的监督五年，所有官长和大小官吏无不遵守周的法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