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所统率的进攻牧野的精锐部队，只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孟子·尽心下》和前引《吕氏春秋》以及《史记·周本纪》所说，都是一致的（《书序》作“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三百人”是“三千人”之误）。“贲”是“奔”的假借字。虎贲原是指勇猛而奔走快速的甲士。周初兵制，一车甲士十人，所以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当时武王的战略是，先用精锐部队向牧野突击，一举击溃殷的国都守军，攻占朝歌，杀死殷王纣，使殷朝政权瓦解，然后分兵多路，消灭殷朝驻屯别处的军队以及其所属方国的抵抗力量。《吕氏春秋·古乐》说：“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武王确是以锐兵取得了决定性的战果。

但是从《尚书·牧誓》来看，参与这次牧野决战的，除了周的锐兵之外，还有不少西南部族的军队，即所谓“西土之人”，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八国。也即《古本竹书纪年》所说“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水经·清水注》引）。庸、蜀、羌、卢、濮五国，春秋以后尚存。庸在汉代汉中郡上庸县，在今湖北竹溪东南。蜀的北境达汉中，很便于和周联合。羌主要分布在今甘肃南部。卢在春秋时又称卢戎，在汉代南郡中卢县，在今湖北襄樊西南。濮在春秋时称为百濮，分布在今重庆、湖北之间。彭，王夫之以为即在《左传·桓公十二年》所说的彭水流域（《尚书稗疏》），在今湖北房县西南，微，王国维以为即眉，古“眉”、“微”声近通用，眉即汉代右扶风郿县，在今陕西眉县东（《观堂集林》卷十，《散氏盘跋》）。髳，顾颉刚以为即《左传·成公元年》的茅戎，在今山西南边（《史林杂识》初编第三篇“牧誓八国”）。以上关于彭、微、髳三国的所在，都只是一种推测。

随从武王统率军队到达牧野的，有一些联盟的国君，还有军官和将领：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等，见于《尚书·牧誓》。百夫长和千夫长是百夫之长和千夫之长。师氏是高于千夫长的将领，当是一（即师）之长。鼎：“以师氏眔有司……伐。”录卣：“女（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都足以证明师氏是统军作战的长官。司徒、司马、司空、亚旅，王鸣盛认为“自为军中有职掌之人”（《尚书后案》）。司马是掌管军政和军赋的官，当然可以在军中有职掌。司徒原作司土，是掌管土地的官；司空原作司工，是掌管工程的官，他们为什么也在军中有职司呢？因为当时军队都是从“国人”的乡邑中征发编制而成，军队编制是和乡邑编制密切结合的，平时为乡邑掌管土地、工程的官，到战时，仍在军中有职掌。舀壶：“更（赓）乃祖考作冢司土于成周八。”说明西周的六、八中确实设有司土等官，这该与当时开始推行的乡遂制度有关。司土、司马、司工，合称为“参（三）有司”（盠尊），也可通称为有司。鼎所说“以师氏眔有司”，这个有司即指“三有司”。制作利簋的利，职为“又（有）事（司）”，当即参与牧野之战的“三有司”之一，因而甲子之日牧野战胜后，到辛未，武王在管论功行赏，他得到了“金”（即铜）的赏赐。

在前线直接指挥这个战役的最高将领，就是吕尚。他名望，字尚父，任太师之职。亦称师尚父、师望。太师是师氏之长，即最高统帅。《诗经·大雅·大明》记载有师尚父帮助武王在牧野战胜的事迹。

牧野洋洋（洋洋是广大貌），檀车煌煌（煌煌是明亮貌），驷彭彭（彭彭是强壮有力貌）。维师尚父，时维鹰扬（鹰扬谓如鹰之飞扬），凉彼武王（凉谓辅助），肆（通作“袭”）伐大商，会朝清明（早晨清明之时）。

吕尚，姜姓。当时周和姜姓之族世代联姻，进攻牧野的三千虎贲中，想必有不少姜姓的勇敢善战的甲士。这个战役之所以能够很快取胜，吕尚及其所属姜姓的甲士该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在作战前，武王在牧野会集周的将领士卒和西方各族长官士卒，发表誓师之辞，即《尚书·牧誓》。《牧誓》又一次列举殷王受的罪状：“今商王受（即纣）惟妇言是用；昏（通作“泯”或“蔑”）弃厥肆祀（祭祀）弗答（谓不报答鬼神恩德），昏（通作“泯”或“蔑”）弃厥（《史记》作“其家国”）遗王父母弟不迪（《史记》“迪”作“用”）；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这是说，殷王纣听从妇人之言（妇人指妲己），废弃祭祀，不用王的亲属，而信用从四方因罪而逃来的人，用以为大夫、卿士，因而对百姓（指贵族）暴虐，在商邑作奸捣乱。这和《太誓》列举纣的罪状，“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基本相同，只是着重指出了纣听信妇人和信用逃来之人。

先秦古书上所引《太誓》，指出纣的重要罪状是：“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墨子·非命上》引），又说：“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墨子·非命下》引）。武王克商之后对殷贵族的讲话，即《逸周书·商誓解》，武王自称奉上帝之命伐商，全篇十一次讲到上帝，一次单称帝。虽然全篇“上帝”和“天”字并用，但是重要的字句都用上帝，口口声声自称奉上帝之命，讨伐多罪的“一夫”，就是纣。(www.daowen.com)

牧野之战的战斗经过，《逸周书·克殷解》有简单的描写：

周车三百五十乘陈于牧野，帝辛（即纣）从。武王使尚父（即吕尚）与伯夫（即百夫长）致师（谓单车挑战）。王既誓（宣誓，即《书尚·牧誓》），以虎贲、戎车驰商师，商师大崩。商辛奔内，登于鹿台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

这里说，作战前，先使吕尚和百夫长“致师”。“致师”是单车驰近敌方“致其必战之志”，这在春秋时还很流行^[18]，可能起源很早。这里又说，开战时，只是“以虎贲、戎车驰商师”，该是事实。这时武王统率到牧野的军队，主力就是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韩非子·初见秦》和《战国策·秦策一》都说：“武王将素甲三千（《战国策》“三千”下有“领”字），战一日，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素甲三千”就是“虎贲三千人”，“战一日”就是甲子日从早到晚打了一天。当然，在这场大战中，除了“戎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作为主力以外，也还有西方八国之师，看来数量也是不多的。《史记·周本纪》说周的方面诸侯来会的有车四千乘，而商的方面发兵七十万抵拒，都不免是夸大之辞。《韩非子·初见秦》和《战国策·秦策一》说纣“将率天下甲兵百万”，“以与周武王为难”，同样是夸张的说法。商在牧野的军队人数，确是大大超过周的军队。《诗经·大雅·大明》说：“殷商之旅，其会（“会”通“”，旌旗）如林，矢于牧野。”但是不可能多到几十万到百万，这是战国时人用当时战争情况附会的产物。

殷之所以兵多而不堪一击，首先是由于殷贵族生活奢侈腐化，沉迷酒色，政治腐败，重用所谓“暴德”、“逸德”的人，对人民十分暴虐，国内矛盾十分尖锐，以致军队在战场上倒戈而拥戴周武王。《国语·周语上》记祭公谋父说：“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墨子·明鬼下》也说，牧野之战，殷人“众畔皆走（“皆”原误作“百”，从王引之改正），武王逐奔入宫”。这时殷的军队早已丧失斗志，确是如武王《太誓》所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左传·昭公二十四年》引）。

其次是由于殷朝长期对四方夷戎部族的掠夺，和四方夷戎部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不仅这时西方八国随从武王伐商，参与牧野之战；而且西北戎狄早已进据中原，东方夷族也早已“分迁淮岱，渐居中土”（《后汉书·东夷传》），使得殷的统治地盘缩小很多，只有黄河以北的京畿和黄河以南的“南国”，因而军事力量大为削弱。特别是和强大的东夷连年战争，力量消耗很大。所以春秋时人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叔向语），“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栾武子语）。同时，殷和周围方国之间也存在严重矛盾。殷不仅成为不少方国有罪的贵族逃避之所，还成为逃亡奴隶的会集之地。因此这些方国的国君都要讨伐殷王纣。春秋时楚国芋尹（官名）无宇就指出：“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致死焉（杜注：“人欲致死讨纣”）。”周就是利用这个矛盾，号召诸侯联合讨殷的。

周之所以能够这样在牧野一举得胜，主要由于姬、姜两姓贵族的联盟，领导集团的“同心同德”，西方诸侯的合作，武王选定了有利于克商的时机，制定了适当的战略步骤，周的军队的斗志昂扬，作战英勇。

武王统率的精锐部队，虽然牧野一战，在一天内就很快取得了胜利，但是在京畿的其他地方还是经过激烈的战斗的。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商代末年嬴姓的一支迁到了西方，其领袖叫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使北方（“使”原误作“石”，从《水经注》所引改正），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索隐：处父，蜚廉别号），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秦本纪》这段话，该采自嬴姓之族的神话传说，所说蜚廉得到上帝所赐石棺而得“不与殷乱”，是嬴姓之族相传他们祖先得到神灵保佑的说法。事实上，蜚廉和恶来同样是被武王杀死的。《孟子·滕文公下》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所谓“伐奄三年讨其君”，是周公东征的事。所谓“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是武王的事。这个飞廉，就是《秦本纪》所说善走的蜚廉，“蜚”、“飞”古声同通用。当是飞廉向东撤退，周师乘胜追击，直追到海边才杀死的。可以想见，杀死有力的恶来和善走的飞廉，是经过激烈战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