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津一作孟津，在今河南孟县西南十多里，黄河北岸。西周春秋时，附近有邑名盟，原为苏国之邑，后为郑国所有。杜预说：“盟，河内郡河阳县南孟津也。在洛阳城北，都道所凑，古今为津，武王渡之，近代呼为武济”（《尚书·禹贡》正义、《史记·夏本纪》正义引）。《水经·河水注》又说盟津在河南的鉤陈垒。清代学者如阎若璩等人，都说盟津原在河北，到东汉以后才迁到河南。其实津是个渡口，应包括河北和河南两方面的渡口。武王曾统率大军于九年（即武王即位后二年）在此与诸侯结盟，于十一年在此与诸侯誓师渡河北伐。

《史记·周本纪》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所说上祭于毕，集解引马融曰：“毕，文王墓地名也。”此说不确。古无墓祭的礼制，“上祭”即是“禴祭”，祭的是天神，这是沿用文王“禴祭于毕”的礼俗^[14]。《史记》此后有关这方面的记载，都是依据西汉发现的《泰誓》，并不可信。但是用木主载车中之说，不见别书所引西汉《泰誓》，可能另有所据。这样先祭天神，又载文王木主而行军，无非表示要继续完成文王已经接受的克殷的天命。这次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有两个重要目的，一是带有演习性质，熟悉路程和地形，并预先作好布置，以便此后大军渡河北伐。二是约定与诸侯在此会盟，以便约定日期，今后在此会合誓师，共同渡河北伐。西汉《泰誓》所说“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不免是夸辞。既不能“不期而会”，也不可能有这样多的八百诸侯。但是武王在此与诸侯会盟，当是事实。《水经·河水注》说：“河南有鉤陈垒，世传武王八百诸侯所会处，《尚书》（按指西汉《泰誓》）所谓不期同时也，河水于斯有盟津之目。”盟津应该就是由于武王在此大会诸侯结盟而得名。《逸周书·商誓解》既讲到“予惟甲子，克致天子之大罚”，就是指此后三年（即十二年）于甲子日克殷之事，同时又说：“昔我盟津，帝休，辨商其有何国”（末句当有错字）。就是指这一年会盟于盟津的事。童书业指出“此文实为孟津原名盟津之铁证，以此处之盟系动词”（《盟津补证》，刊于《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这是正确的。《楚辞·天问》述及此事说：“会鼌争盟，何践吾期？苍鸟群飞，孰使萃之？”“鼌”通“朝”，“会朝”就是朝会之意。所说“何践吾期”，很清楚地说明这次武王观兵至于盟津，是约期会盟性质。西汉《泰誓》所说“不期而会”，当然不足信。至于西汉《泰誓》和《史记》所说：武王渡河中流有白鱼跃入王舟中，被武王取来作为祭品，又有火从上天飞到武王住屋，化为赤乌等等。分明是战国以后五行相克学说流行以后的作品。商为金德，其色尚白，而周为火德，其色尚赤，因而把捉到飞来的白鱼和飞来天火化为赤乌作为周克殷的祥瑞。(www.daowen.com)

这时殷贵族内部有见识的人企图挽救殷的灭亡，纷纷向纣反复进谏。结果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等人出奔到周。微子出奔前，看到殷将灭亡，曾向太师、少师（乐师）请教。微子指出殷贵族淫荒于酒，作奸犯法，不守法度，对于罪犯又放纵不捉，“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今殷其沦丧”。太师也指出：有人偷吃祭祀天地鬼神的牺牲祭品也不受处罚；贵族又加重赋敛，造成许多仇敌而不肯休止，“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我们不能做亡国后的奴仆）”。因而劝微子出走，并说自己也准备出走（《尚书·微子》）。说明当时殷贵族内部已经分崩离析，纣已陷于众叛亲离的地步。周武王认为伐商的时机已到，于十一年（武王即位后四年）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15]，甲士四万五千人向东伐纣。渡过盟津，并在那里誓师。这次誓师之辞，先秦古书上称为《大誓》或《太誓》，是说规模很大的誓师。或者称为《大明》，“明”和“盟”同音通用。因为这次誓师是会合许多诸侯一起举行的，还具有结盟的性质，所以又可以称为《大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