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在运调军队东征西讨、准备克商的同时，也采取种种政治设施，为创建周王朝作好准备。

文王统治的时期很长，足足有五十年光景。在这五十年中，他勤于处理各项政务，讲究团结贵族和“国人”的工作。《尚书·无逸》记载周公说：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11]；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12]。自朝至于日中，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通作“政”）之供（通作“恭”^[13]）。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

这是说文王安排好关于安居之事和田作之事；又能够关怀小民，照顾寡单的人；从早上忙到日中、日偏斜，没有空暇吃饭，为的是做好协和万民的工作。他又不敢乐于游逸田猎，为了做好许多友邦的联合工作而恭敬于政务。《墨子·兼爱中》有一段话是和《无逸》所说相同的：“昔者文王治西土……不为大国侮小国，不为众庶侮鳏寡，不为暴势夺穑人黍稷狗彘……是以老而无子者有所得终其寿，连（通作“离”）独无兄弟者有所杂（通作“集”）于生人之间，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长。”《无逸》所说“即康功田功”，就是“不为暴势夺穑人黍稷狗彘”；所谓“惠鲜鳏寡”，就是“不为众庶侮鳏寡”；所谓“以庶邦惟政之恭”，就是“不为大国侮小国”。文王十分勤奋地做好政治工作，总的目标就是团结好周围的小国，团结和照顾好所有贵族和“国人”。这里所说“小民”和“万民”，是指统治阶级的下层“国人”而言。

当时团结在文王周围的有才能的贵族确实不少。《尚书·君奭》记载周公说：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

《国语·晋语四》记载胥臣对答晋文公的话，说得更加全面：

文王……事王不怒（韦注：“王谓王季”），孝友二虢（韦注：“二虢，文王弟虢仲、虢叔”），而惠慈二蔡（韦注：“三君云：二蔡，文王子。管叔初亦为蔡”），刑于大姒（韦注：“刑，法也。大姒，文王妃”），比于诸弟（韦注：“比，亲也。诸弟，同宗之弟”）。……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韦注：“贾、唐曰：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伯达、伯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而咨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韦注：“南宫，南宫适”），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韦注：“蔡，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重之以周、邵、毕、荣（韦注：“周，周文公；邵，邵康公；毕，毕公；荣，荣公”），亿宁百神，而柔和万民。

文王大臣中最重要的是二虢，即虢仲、虢叔，都是文王之弟，也是执政的卿士。《左传·僖公五年》记载虞大夫宫之奇说：“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在盟府。”虢仲、虢叔只见于文王时，郑玄认为虢叔到武王时已死去。《君奭》先说文王有虢叔等五位大臣，再说：“武王惟兹四人尚迪有禄”。正义引郑玄说：“至武王时虢叔等有死者，余四人也。”从《墨子·尚贤下》、《逸周书》、《史记》列举武王的大臣来看，的确不见虢叔。同时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大夫富辰所列举的周公所分封的诸侯中，也不见有虢。因此，虢的受封该在文王时。后来虢有西虢、北虢、东虢之分。其始封之地当在西虢，在今陕西宝鸡西的虢镇。

《君奭》所说文王的五位大臣，除虢叔以外，都是周以外的贵族投奔来的。《史记·周本纪》说：“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墨子·尚贤上》说：“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墨子所说举于罝网之中，未必可信，但是他们原来不是出身于周的贵族，该是事实。《大戴礼记·帝系》说尧取于散宜氏之子，散宜生当是散宜氏的贵族。

《晋语四》列举的文王大臣，把“八虞”放在“二虢”、闳夭、南宫之前，韦昭注以为是“周八士皆在虞官”，并不可信。如果是虞官（掌管山泽的官），怎么可能列在“二虢”之前呢？我们认为，“八虞”即是八个虞国的兄弟，如同“二虢”是两个虢国的兄弟一样。虞国原是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国，“八虞”该是太伯、仲雍之子或孙，因而在姬姓贵族的行辈中要比“二虢”为高。《晋语四》在“二虢”、闳夭、南宫以下，所列举的蔡公、原公、周公、毕公，都是文王之子，召公出于周的支族，荣公亦出于姬姓贵族。他们的受封都该在武王时，这样用封邑为称号，该出于后人追记。(www.daowen.com)

《君奭》所载周公的话，对于文王重用的虢叔等五位大臣是极力称许的，说他们都是有“德”之人。文王之所以能够用“德”“降于国人”，闻于上帝，“受有殷命”（接受取代殷朝的天命），都是出于五位大臣的“彝（经常）教文王”；武王之所以能够奉“天威”，取得杀敌的胜利，都是由于“四人昭武王惟冒（通作‘勖’），丕单称德”，就是说由于四人对武王的帮助和勉励，大大地推广了“德”。“昭”是助的意思，“勖”是勉的意思。“单”是大的意思，“称”是举行的意思。说明当时文王从自己族中和别族中选拔和重用所谓有“德”之人，对推翻殷朝，建立周朝起了积极作用。

文王也还接受和重用了一批前来投奔的殷的贵族知识分子。例如《晋语四》提到的辛甲就是其中之一。《汉书·艺文志》道家著录有《辛甲》二十九篇（当出于后人编辑），原注：“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刘向《别录》也有同样说法（《史记·周本纪》集解引）。辛甲从殷出奔到周以后，就被任用为太史（《左传·襄公四年》）。从此重用殷的贵族知识分子做史官，就成为周朝初年的政策。正因为如此，殷的史官有载其图法归周的。《吕氏春秋·先识览》：“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悦）以告诸侯。”文王和武王由于选拔重用和接收前来投奔的有“德”有“才”的人，使得朝廷上人才济济，对此后取得克殷的胜利从而创建新王朝，确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从文王开始，周已经建立了一套以卿士为首的官制，政权机构比较健全了。同时对开拓的领土也很注意治理。周原甲骨中就有文王亲自到新攻克的密国的记载：

今秋，王西克往。

王其往山，□。

于。

甶（斯）城。

“”即“密”字。金文作“”（鼎）。文王亲自前往密国，说明他对于新攻克地区的重视。

文王在位有五十年之久。《君奭》说：“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吕氏春秋·制乐》说得更清楚：“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地动之后四十三年，凡文王立（通“莅”）国五十一年而终”（《韩诗外传》卷三第三章同）。文王这样勤于创建新王朝的事业，在位年数又这样久，因此周王朝开国的基础，可以说全是由文王奠定的，所以后来武王就很快取得了克殷的成果。郑玄解释“受命”是“受殷王嗣位之命”，“中身”是谓中年（《诗经·大雅·文王》正义引）。其实，郑玄对“受命”作了曲解。周公的所谓“受命”，是指取代殷朝的天命，决不是指即位时“受殷王嗣位之命”，《君奭》中已说得很明白。《康诰》也说：“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盂鼎亦说：“不（丕）显玟（文）王，受天有大令（命）。”《史记·周本纪》说得很清楚：“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十”当为“七”）。”由于前人误解《君奭》所说“受命”是即位之命，以为文王中年即位，加上在位五十年，于是有享年九十七之说（《礼记·文王世子》）。有些经学家根据享年九十七之说，就说文王九十岁以后才东征西讨而称王，这肯定不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