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迁都的情况来看，公亶父时代的政治设施比公刘时代又前进了很大一步。《史记·周本纪》说：“古公（指公亶父）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緜》只说建立室家，建筑宗庙，没有具体说到营筑城郭。魏源《诗古微》认为《緜》“六章捄之陾陾以下，皆筑城垣之事。城之雉堞，由堵而起，故曰百堵皆兴。若仅家室之墙，上章已言缩板矣。城垣有卫，而朝仪始可立，故七章言皋门、应门、冢土社稷也。岂有迁都不及建城之理乎？”我们认为魏源的推测是有见解的，但是不宜以后世的情况来作比附。既然所筑的宫殿，有皋门和应门两道宫门，肯定整个宫殿建筑四周是有围墙的。所说“百堵皆兴”，只是指宫殿的围墙，不必是整个城的城墙。从文献记载以及目前考古调查的结果来看，还不能说当时已有城墙的建筑。当时建筑宫墙和两道宫门，兴建“冢土”（大社），开通通路，都是为了便于对戎狄的防卫和进攻，同时也还有壮大声势和摆出威严的作用。

周代天子、诸侯的宫室，都有三门和三朝的制度。天子有皋门、应门、路门，与此相应，有外朝、治朝、燕朝。公亶父时，只有皋门和应门，朱熹推论说：“太王之时，未有制度，特作二门，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为天子之门，而诸侯不得立焉”（《诗集传》）。皋门是一种高大的门，可能门上有高楼，《緜》：“皋门有伉。”《毛传》：“伉，高貌。”《经典释文》引《韩诗》作“闶，盛貌。”《玉篇》“闶”字下及张衡《西京赋》都作“高门有闶”，都是依据《韩诗》。《毛传》以皋门为郭门，郑笺则以为宫之外门。当以郑玄之说为是，这时未必建有城郭。应门是宫殿的正门。《尔雅·释宫》：“正门谓之应门。”《毛传》同。郑玄注《考工记》、《尚书大传》都说应门是朝门。从《尚书·顾命》“王出在应门之内，大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来看，郑玄之说可信。《緜》：“应门将将。”《毛传》：“将将，严正也。”《西京赋》注又引作“”。《广韵》：“，山高貌。”应门也该有一座或一对高建筑。

公亶父在岐阳建设国都的布局，对此后周代有深远影响。不但王宫有皋门和应门的制度，是这时创始的；而且国都中设置宗庙和社稷的制度，也是从这时开始的。《緜》：“迺立冢土，戎丑攸行。”《毛传》：“冢，大。戎，大。丑，众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于社而后出，谓之宜。”这样解释“戎丑攸行”，牵强附会。《诗经》中所有“丑”字，或者用来指俘虏，如“执讯获丑”（《诗经·小雅·出车》），或者用来指猎得的野兽，如“升彼大阜，从其群丑”（《诗经·小雅·吉日》）。“戎丑”不可能指一般的“大众”，应该是对戎狄的蔑称。这两句诗是说建立大社之后，吓得戎狄都逃走了。建立大社怎么能使戎狄逃走呢？因为社神是主管杀戮罪人的。《尚书·甘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墨子·明鬼下》根据《齐春秋》记载说：齐庄公有两个臣子“讼三年而狱不断”，后来“盟齐之神社”，有罪者被羊角触死。《左传·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献俘，始用人于亳社。”因为社神掌管刑戮，战争胜利后举行献俘典礼，杀死俘虏的献祭典礼也要在神社举行。所谓“始用人于亳社”，实际上是恢复使用了原始的礼俗。《左传·哀公七年》“伐邾……以邾子益（即邾隐公）来，献于亳社。”这也是战胜以后在神社举行杀人献俘典礼。根据《逸周书·世俘解》，武王克商后举行献俘典礼，也是杀死不少俘虏的殷“恶臣”、“小子”、“家君”来献祭的，既“告于周庙”，“告于天、于稷（后稷）”，还“誓于社”。十分明显，公亶父在新都建造宗庙的同时，还修筑大社，就是准备战胜戎狄之后，举行杀死俘虏来献祭的献俘典礼的。这在当时周的贵族迷信神力的指导思想下，就认为可以起吓跑“戎丑”的作用。(www.daowen.com)

商代已经对社神祭祀，“社”只写作“土”，与《緜》所说“冢土”相同。商代已有对亳社的祭祀。《殷契萃编》第二○片：“于亳土（社）御。”“御”是一种祭祀。亳原是商的国都名称。亳社该设于商的国都。商代已有对社的杀人献祭，曾用羌作为“人牲”。在江苏铜山丘湾，还发现了商代杀人祭祀的遗迹，用十二个人、两个人头连同十二头狗，祭祀以立石的标志为社主^[14]。朱熹《诗集传》说：“大社亦大王所立，而后因以为天子之制也。”其实周人在国都立社，还是继承了商代的礼俗。《墨子·明鬼下》说：“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菆（通作“丛”）社（原误作“位”，从王念孙《读书杂志》校正）。”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公亶父正是在“其始建国营都日”，同时设置宗庙和丛社的。当然，这时周人在新都中建设宗庙与丛社，不仅是为了举行献俘典礼，为了准备战胜侵犯的戎狄，更重要的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用来作为统治人民和团结贵族的一种手段。这个设施对此后历代统治者是有深远影响的。

当公亶父迁都的时候，随着事业发展的需要，政治组织显然比以前健全了。《史记·周本纪》说公亶父“作五官有司”。从《緜》讲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来看，该是有依据的。古代有“五官有司”，《礼记·曲礼下》：“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这个“五官有司”之制是有远古来源的。相传少皞氏之后郯子说：“祝鸠氏，司徒也；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杜注：“鸠，聚也。”郯子所说“五鸠鸠民”，就是《曲礼》所说五官“典司五众”。《曲礼》的“司士”，即是郯子所说“司事”。古“士”与“事”音同通用。郯子所谈的官制确是有远古来源的，所以孔子会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但是公亶父时，除了已设司空（即司工）、司徒（即司土）之外，是否还设有司马、司寇、司事，尚没有史料可以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