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从事农业生产的部族或国家，都要以社神和稷神作为重要的崇拜对象。因为社神是土地之神，稷神是百谷之神。“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白虎通·社稷》）。这种礼俗起源很早，流传时间很长。这种被尊为社神、稷神的崇拜对象，往往都是那些部族中有功于平治水土或农业生产的祖先。上面我们引述蔡墨等人的话，说烈山氏之子名柱，因“能殖百谷百蔬”而被尊为稷神，接着后稷也因同样原因而被祀以为稷神，应该是可信的。

西周时代著作的《尚书·吕刑》，保存有比较原始的神话传说。它讲到了刑罚的起源：古时蚩尤作乱，延及平民，苗民由此作“五虐之刑”，杀戮无辜人民。被冤杀者控诉到上帝那里，上帝嗅到刑杀的腥臭，哀怜人民，于是灭绝苗民的种族，“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这里以伯夷、禹、稷作为“三后”而“恤功于民”，禹是姒姓夏族的始祖，稷是姬姓周族的始祖，伯夷是姜姓之族的始祖。《国语·郑语》说：“姜，伯夷之后也。”《吕刑》之所以把伯夷和禹、稷并列为三后，因为这是姜姓吕国君主奉命制作的有关刑法的文告。《国语·郑语》记载周的史伯说：“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彰）”，曾列举虞幕、夏禹、商契、周弃为例，并说：“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史记·殷本纪》引《汤诰》又称禹、皋陶、后稷为“三公”，认为三公“久劳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后稷的功劳就是“降播种，农殖百谷”。这种看法，在古代贵族中十分普遍。大家认为各族始祖之所以能够建国立业，就是由于他们“有功于民”。因此当时贵族对始祖举行的祭祀典礼，具有报答性质。(www.daowen.com)

周代有禘、郊、祖、宗、报五种重要祭礼，“禘”祭的是帝喾，“郊”祭的是后稷，“祖”祭的是文王，“宗”祭的是武王，“报”祭的是高圉、大王（公亶父）。展禽说：“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他还指出，后稷之所以会被周族作为“郊”祭之神，因为“稷勤百谷而山死”，如同冥之所以会被商族作为“郊”祭之神，因为“冥勤其官而水死”一样（《国语·鲁语上》）。正因为后稷“勤百谷而山死”，“有功烈于民”，才会被作为稷神而用“郊”祭。“郊”和“禘”是差不多的大祭，所以展禽说：“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禘”祭要“用牲”于宗庙，剌鼎载：“王啻（禘），用牡（用牡即用牲）于大室，啻（禘）邵（昭）王。”“郊”祭要“用牲”于南郊。《尚书·召诰》记载营建洛邑时“用牲于郊，牛二”。《逸周书·作雒解》作：“乃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这样以后稷配合上帝祭祀，就是《礼记·大传》所说：“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郑注：“谓郊祀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