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书》广汉郡皆有郪县，无注。《元和志》《寰宇记》与明、清《一统志》皆定为今三台县。窃考三台县城，古称“伍城水口”。属涪县南界。刘宋始于此置北五城县与新城郡。不当是古郪县治^[4]。

汉郪县治，蜀汉曰“郪道”。《三国志·姜维传》谓姜维自沓中闻魏命钟会等伐蜀，回军守剑阁拒会军。会不能克。而邓艾军自阴平间行出江油破诸葛瞻，径趋成都。维欲还就后主，“或闻后主欲固守成都，或闻欲东入吴，或闻欲南入建宁。于是引军由广汉郪道，出审虚实”。维此时，既自剑阁撤退，当保存全军速就后主。决不能从涪、雒趋成都，致遭钟、邓夹击。亦必不能取五城水（今中江县之凯江）赴成都，因其道与魏军迫近，而后主之守与出走未可知。则循五城水撤退亦危道也。其取郪道者，必因能避魏军，又能兼顾三路。即后主能守，则便于自外围破魏军，解成都围；若后主东入吴，必从中水、内水；若奔南，必从外水（岷江）：郪道皆便于奔赴。此其地，必在涪水与沱江之间，为魏军所难到达之处。这是分析史文以求郪道部位的第一点。

今蓬溪、三台、中江三县交界的蓬莱镇、千字坟、通山场（唐宋铜山县）与胖子店（唐宋飞鸟县）之间有涪江右岸一大支流，从古即称为“郪江”。其名早著于《隋书·地理志》的玄武县（今中江县），《元和郡县志》与《太平寰宇记》的梓州郪县。后世地理书和方志莫不遵用。其上游支流歧错，山谷复杂，僻险郁闭，外人难到。其与涪江汇口，在蓬溪、遂宁界上，距涪城二百余里。唯有商运小道自遂蓬通连中江、金堂以达成都，蜀郪道县，只合于此地区求之。此就地理形势以求故郪县部位的第二点。

秦汉巴蜀县治，全在水运通便之处。偶有置于山谷不通水运处者，必为原是旧国都邑，如什方、梓潼、青衣、徙、邛都、旄牛之类。郪字在汉文里，除此地名外，别无意义。其为故国名称可以无疑。郪江，亦缘其地为郪王故国而得名。此就郪字文义以定部位，为第三点。

《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既克成都，众皆饥饿。（李）骧乃将民入郪王城食谷、芋。”这就明说有郪王之国了。郪王城应即郪王都邑，置县时以为县治，县废乃曰郪王城。李特与罗尚战，出没于广汉郡界若干年，川西平原农事久废，人烟殆绝，无粮食可征，亦无草根树皮可食。惟郪水山原间有野谷（谓苡仁子）、野芋尚可疗饥，故李骧率众就之。盖其时郪县荒废已无官吏，故还称为郪王城耳。《寰宇记》梓州郪县云：

按常璩《华阳国志》云：汉高帝六年，置广汉郡管县六，郪县是其一也。旧县在今县南九里，临江（当云“九十里，临郪江”。脱二字）。郪王城基址见存。又云，以郪江为县名。《蜀志》：姜维等闻诸葛瞻破，乃引军由广汉郪道以审虚实，即此地。

这段文字显有脱误。今本《华阳国志》文不如此。广汉郡是八县，非六县。只“郪道是其一”句合。以下三句，不知出于何书。“又云”二字亦非指《华阳国志》。其下“以郪江为县名”则当是隋唐时人之书。其时新城郡治已改称为郪县，故有“旧县、今县”之别。旧郪，治郪王城，临郪江，应是今三台千字坟（郪江公社）或菊河场位置。其距三台为九十里，非九里。乐史引据甚博，而文不矜慎。传抄者又复妄为删改，以致如此。要其窜乱之迹，犹可诊察，得其概略。这是我分析资料的第四点。

如上分析，可以肯定如下：(www.daowen.com)

《汉书·地理志》郪县，是因故郪国设置。故城即郪王城，在郪江岸。蜀汉曰“郪道”。晋世因乱废。周隋以后，别于新城郡治立郪县。郪王城乃在县界。其后分郪故地立玄武、飞鸟、铜山、长江诸县，郪名乃转为新城郡治之专称。明初省入潼川州。清雍正十二年，升州为府。置三台县，以为府治（因三台山为名），郪名遂灭，人亦莫知有郪王之国矣。

郪王之国立于何时？我估计与巴蜀同时。由其距水道远，位巴与蜀之间，交通不便，赋役无足重，故得免于吞并。其时食盐仰给于巴（后亦自有盐井），故为之附庸，置县当在灭巴以后。汉高帝分巴蜀二郡地立广汉郡，郪县在割中。原不废其王，故以王城为县治。经六朝之乱，王族故绝，乃徙县于三台山下也。

郪国旧民，应为滇族的一支。其进入郪江河谷道路，可能与采铜有关。因郪江区古铜矿唐代尚在开采，宋代乃尽，其河谷与铜梁逼近，故疑滇支民族循此发展为郪国也。

郪国既成立，其人民应已成为“郪族”。他们自负历史悠久，族性顽强，故巴蜀均未能吞灭之。秦汉不废其王，亦缘此故。蜀汉改名“郪道”者，缘《汉书·百官表》有“县有蛮夷曰道”一语，已大流行，故定县秩时，加道字也。其后县徙。王族多成地方“大姓”。皆有部曲如王侯。《华阳国志》郪县云：

有山原田，富国盐井。濮，出好枣。宜君山出麋，尾特好，入贡。大姓王、李氏（此言晋时郪县，汉民住区）。又有高、马家，世掌部曲。蜀时，高胜、马秦皆叛，伏诛。

把高、马两大姓特划为“又有”，以与汉族大姓区别，显然是有种族歧视之见。“部曲”即家兵，蜀汉时，唯边邑少数民族乃有^[5]。郪县在腹地，不当有。而云“世常部曲”，则其为郪王世族可知。郪王族仍是大奴隶主，有奴隶武力，故得缘边县例称为部曲也。

《三国志·蜀志·李严传》云：“成都既定，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建安）二十三年，盗贼马秦、高胜等起事于郪。合聚部伍数万人，到资中县（今资阳县）。时先主在汉中。严不更发兵，但率将郡士五千人讨之，斩秦、胜等首。枝党星散，悉复民籍。”^[6]郪王之族实际是至此乃灭。他们覆亡得如此容易，显然是由于封建制对奴隶制的优越性，高、马家不能不至此而灭。其枝党复民籍者，已与汉族融合。郪族名亦澌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