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族由于擅巴东盐泉之利而强大。它的发展程序为:
1.巴族尚未建成国家以前,自为独立部落时,其部落核心在巴丘,时间在夏代。其经济生活为捕鱼和为巫臷运销食盐。其人的扩散性很大,唯亦不出长江中游舟运所能至之地。
《竹书纪年》夏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又《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夏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郭注:“言好生也。”)。居山上。在丹山西。”(郭注:“丹山,在丹阳南,巴属也。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水经注》卷三十四引此文的郭注云:“丹山西,即巫山者也。”)是可说明在夏帝启时,巴与巫臷同是臣属于夏禹父子的。这两族曾在盐的供需上或运输上发生纠纷,同讼于夏帝。帝启命孟涂到巫山来解决纠纷。夏启时还没有夔、荆之国,巴族则沿江分布,与巫为邻,故有争讼。
2.巴族的云梦故地为后羿所占后,巴人逃避到巫山地区来,依附巫臷,为其开展上游地区的盐业。其时间在夏殷之间,可能有几百年巴人都住居在巫峡地区,为巫臷服务。那时巴巫的食盐,已上销到整个四川盆地。
3.由于巴族运盐功大,巫王才许后照率族定居到鱼国之西的故陵巴乡,为附属部落。其时间大约在殷代中叶。巴人守旧,仍信奉孟涂之神司讼。《海内经》所说的“孟涂司神于巴”,便是故陵的巴乡(“夏启之臣”云者,是追溯语)。故陵巴乡,也是在丹阳的丹山之西,不必只巫山在其西。《水经注》也误解了郭璞注语。巴族在这段时间,发现了所属境内南、北集渠的水下盐泉,创造作井取水煮盐之法,强盛起来。
4.巴族强盛成立独立国后,又开辟了涂井、渰井两处盐利,于是更强大了一级,境域扩展到枳县(今涪陵)以下。于是徙都邑到平都(今丰都县治),时间大约在殷代末叶。从枳到万县这段长江河谷,是川东褶曲山脉间最大一幅开敞的向斜地带,是川东耕地最宽广的地带。当巴国徙邑平都时,合当已经开始经营农业了,渔业转成了副业。水运商业才是它的主要事业。其时巴人活动地面,深达成都平原与青衣江流域、涪江上游与嘉陵江上游,并与关中新兴的周族也发生了联系。(www.daowen.com)
5.巴族为与蜀人、青衣人、丹犁人、郪人、苴人、褒人、氐人[3],和关中诸民族联系之便,更西徙都。在枳似曾营邑一段时间[4],再西徙到江州(今重庆市)。其时间似在殷末周初。这是巴国旭日东升,临近正午的阶段。从冬笋坝发现的巴王墓葬文物分析,当时工业、商业都已有惊人的成就。就《华阳国志·巴志》文分析,它的统治地区已经很宽,政权也是巩固的,农、牧、渔业也是发达的。它已把土著的各族人民管理得很好,文化相当得高[5]。本族与土著的民族之间,已经产生为贵族与平民两个阶级。可能它与关中周族的关系,就是买卖奴隶的关系[6]。
周武王伐纣之师,巴国是以国王领兵去参加的,发挥了次于周师的勇锐作用。因而取得赐姓姬氏、列为子爵的荣宠。这段时间,楚国还未定都于丹阳。鬻熊虽封国于楚,并未之国(若干世后才建国邑于丹阳。参看《史记·楚世家》与我的《羌族源流探索》)。巫臷(鯈)、鱼与丹阳人成为依附于巴的部落。
6.巴族营邑于江州以后,王族发展,成立了一些藩属部落,分管地方(例如巴蔓子和苴侯)。而其王族本身则循嘉陵江向关中方向转进。国都自江州徙至垫江(今合川),更由垫江徙至阆中。这显然是倾向于中原周族文化的体现,也是由渔盐商业经济转向农业经济的体现。
垫江(今合川)位于华蓥山大背斜层线的北麓,在嘉陵江、涪江、渠河三大水流的汇合处。其南为川东褶曲山区,山多田少,水运方便,适于商运,难于发展农业。其北属于红土盆地中心,白垩纪松软地层的山区,是适于农业发展,兼有水运之便的人口稠密地区。巴国徙都垫江,就意味着它已经倾向于农业发展了。其徙都垫江的时间,大约在蜀王杜宇之世。《华阳国志·蜀志》说:“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据此,则杜宇是秦惠文王时人。“巴亦化其教”,是巴国政务重心亦转向农业了,所以把国都徙至垫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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