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说为“巴人谓赋曰”。他们只纳这种赋，所以叫做人。我认为这是倒果为因的错误解释。考常璩《巴志》说：秦昭王时，“夷朐忍廖仲、药何、射虎秦精应募”，射杀为害四郡的白虎。“汉兴，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免徭役为复）。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钱口四十。”《后汉书·南蛮·板楯蛮传》作：“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咎讹）、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钱口四十。”两书微有出入（实皆取自谯周《三巴记》，今已无从检校），要皆先只称“夷人”，称“板楯”，秦时因其射虎有功，许夷人“顷田不租（不纳田租，超过者仍纳租），十妻不算”（娶妻不纳口赋）。汉高祖因其人有七姓首领从定三秦功，再一度免除他们户口的赋役，只按户每口每年纳人口税（口赋）四十个钱。这样的税制，特称“赋”，称其钱为钱。自此以后，乃称板楯夷为人。又因这次立功的七姓人民，多在阆中、宕渠地区（即华蓥山脉以北的红土丘陵区），所以后汉、三国年代，只称巴西的土著为民，对巴东的土著仍称板楯。不过也知道他们是同源的近亲民族，有时亦不分别。

赋的字，与“钟羌”那个钟字，有无联系，从来无人说到。地面既已隔远，两字又无联系，无人说到，应不足怪。近年南充天宫山，发现王崖墓的石刻中，表示其居宅的，正是金川和岷江夷区的“邛笼”（宗）。这就可知，赋者，民特有之赋。他族不得缘之而有。民即钟羌之东徙者，故其生活居处与钟羌同。缘秦汉间，其人已自称为宗，故制其赋曰，遂称其人为人也。

或疑：人是前汉高帝时已有之名，钟羌是后汉安帝时方出，中间相隔三百年，何能是巴西人为川西北钟羌迁来？答案是：《西羌传》的钟羌虽是永初元年（公元107年）方出，但它的种落发展却不能是在永初元年才形成的。被称为钟，是由于它创造出邛笼这种住宅方式。这样一种建筑文化，也不会是永初年间才成功的，可能在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就已经创造成功成为民族标识了。后汉人呼其西方最强大的入侵华夏的一部分为“钟羌”，与前汉初呼其东进入巴西山区已颇进化的一部分为“民”，有何足怪呢？

这里所当研讨的，只是所谓民，是何时进入巴西地区来的问题。

这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民是“百濮”进化了的部落。即是说早到距今几十万年以前的羌族东进入大巴山区时，与进入金川、岷江、涪江、白水与嘉陵河谷各支同源。由于下入嘉陵地区的羌支向金川区学会了石砌住宅之法，同被称为人。这一设想有许多难通之处。(www.daowen.com)

另一个可能，是金川的羌支，早在几千年前已创造出邛笼建筑法。各羌支间相互往来频繁，有一支钟羌转入嘉陵江区来推广这种建筑，因成为人。这支人与金川钟羌结为一家。故永初至阳嘉间，钟羌出山时蜀郡、广汉、巴西族同起响应，闹得天翻地覆，还赖板楯受抚后，钟羌降了张乔，巴蜀才安定了。

这次安定以后，巴西地区许多文学、武功和数术名人蓬勃产生，巴西、巴东完全进入封建社会，人、板楯名称亦消失了。

《后汉书·西羌传》所记永初羌乱，专重关陇、华北地区，微及汉中、武都，于巴蜀几无成句。实则巴蜀亦甚严重。《华阳国志》记之特详。例如《巴志》：“永初年，广汉、汉中羌反，虐及巴郡。有马妙祈妻义，王元妻姬，赵曼君妻华，夙丧夫，执共姜之，守一醮之礼，号曰三贞。遭乱兵迫匿，惧见拘辱，三人同日自沈于西汉水而没。”国人为之作诗伤悼。这可见羌乱时此区汉民的惶乱情形。“西汉水”即嘉陵江之旧称。又：“安帝元初三年，凉州羌反入汉中，杀太守董炳，扰动巴中，中郎将尹就讨之不能克。益州诸郡皆起兵御之。”又，“顺、桓之世，板楯数反”。“光和二年，板楯复叛。攻害三蜀、汉中。州郡连年苦之。天子欲大出军。”因益州上计吏程苞议，改用安抚之策平定之。又，《汉中志》：“永初二年，羌反，烧郡城。郡人退住白水。会汉阳诸羌反，溢入汉，杀太守。汉阳杜琦自称将军，叛乱。广汉都屯葭萌。汉使御史大夫唐喜讨琦，进讨羌。经年不下。诏赐死。更遣中郎将尹就讨羌。亦无功。诸郡太守皆屯涪。”至顺帝阳嘉中，益州刺史张乔招降钟羌，巴蜀乃宁。唐喜、尹就、张乔，《后汉书》皆无传，故巴蜀羌乱史文不著。按此各条史料分析，蜀中羌乱由钟羌，巴地羌乱在区，其有宗族关系迹象甚明。故虽公元以来事，亦辑附于此也。

以上论述大巴山区华蓥山脉以北四川部分的羌支古民族。其属于华蓥山脉以南的羌支民族，如巫臷与楚、濮等羌支民族，皆与巴国结合成另一个文化集团，另于第三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