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牧誓》是周武王伐纣临战前誓师之词。相传那次会师的有八百诸侯，这数目很嫌夸大。但那时所谓诸侯，实际都是华夏族各部落的小领主，数目确亦不少。他们都恶纣而亲周，相与从周伐纣的，要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孟子》说：文王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所以能一举灭纣。誓词点名未能一一把国名举出，却把会师的八个戎国名字举了出来，遂有人相援称为“牧誓八国”。甚至有人说只有这八个国，那是误解了誓文。兹分析誓文的点名次序，说明其阵容如下：

友邦冢君——指来会师的诸侯。

御事——为诸侯御车来的，必然是各国的重要相臣。

司徒——各国办理兵役的大臣，率军来的。

司马——各国训练军队的大臣，率军来的。

司空——各国办理粮秣、兵饷的大臣，随军来的。

亚旅——《孔传》云“亚，次。旅，众大夫也”。出兵少的国家，国君与大夫皆不来，只派亚旅率兵来。

师氏——《孔传》云“大夫官，以兵守门”。今按：古称“当家娃子”为师氏。部落奴隶主未得建成国家者，只以师氏率军来会。

千夫长——出兵只数百人者只由千夫长率之来会。

百夫长——出兵只数十人者，只由百夫长率之来会。

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尚未进入奴隶社会的原始氏族部落，其来会之师，无一定的指挥官，人自为战，故称曰人。

当时岐周也是奴隶社会的国家。其奴隶大都购自南国的江汉之间的民族部落，在《周诗》里表现得很多（另详拙著《周诗新诠》）。由于周室优待奴隶，能得其死力，故能使生产发达，战斗勇敢，短时便跃进为富强的大国^[16]。所谓“文王化行江汉之间”，实际就是由于奴隶乐于卖到周国，各经营奴隶买卖的部落从而乐与周室市易，由发生经济联系而产生友好往来，从而转入于主从的关系。

所谓“江汉之间”的南国绝大部分都在大巴山区。在殷末周初，这地区已经进入奴隶社会了，但发展还很不平衡。如申、邓、息、褒、巴、荆等依近华夏与大江的部落都已具备国家形式，比于诸侯了。他们出兵，便只在“友邦冢君”之列，不特举国族之名。“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使殷“前徒倒戈”，克以灭纣。周赐巴王姬姓，“爵之以子”。汉魏间书，皆有文证^[17]。若国王不到，如何会有赐姓赐爵呢？庸蜀八国，显然是国君未来，甚至连正规军也未派出，只能有一些商人组成武装临时参加，不是正规派遣的队伍。故但称曰“人”。

我作这样推测，文献依据虽不足，却有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依据。例如：庸国，就是当时贩运奴隶入周最多的一国。蜀国，就是卖蚕丝入华最多的一国。羌，应指的是西海盐池附近的羌落，是行盐入周最多的羌落。髳，虽难确知是何处，就字面看，也可知其为运售牦牛毛入华最多的部落。这些部落必是长期有经商的人住在周国的。纵然本国不出兵，他们为了保持经商的顺利，也会自动组织一支队伍响应号召。若本国之君响应号召，也会派遣人来叫经商头人率领，才便于接洽一切。他们还可能随军经商。微、卢、彭、濮是何地的人，如何出兵助战，也就可以想见了。

关于这八国是今何地，从孔安国作《古文尚书传》开始，后来经师和史学家作考订的人不少。我看都只是缺乏科学知识的瞎猜，包括张澍《蜀典》在内。近世的徐中舒、顾颉刚、郑德坤、蒙文通、邓少琴诸先生，才开始用科学头脑作探索。见仁见智，未能尽同。我在他们的启导下，也做过多次探索。兹就我最近的看法写出其概要如下：

（1）庸

庸，是今湖北竹山县地，久成定说，无用论证了。但为什么要说它是贩奴隶入周最多的国家呢？须加解说。

就地理条件说，竹山和竹溪这个大巴山区的高盆地，没有什么特产可以发展经济，用致富强。只因它在大巴山区，地面比较开阔，尚可耕种，又比较接近华夏，故而经济上有一定的发展。华夏进入奴隶社会后，各氏族奴隶主都需要购买廉价而得用的奴隶于少数民族地区。此地必然会成为最早的奴隶市场（正如滇国、邛国和僰侯之国成为汉代滇、僰僮奴的市场一样）。其附近大巴山区小部落的人民，是必然也像近世凉山地区的僰人和汉人一样要受到掠卖的。庸国在此区最强大，其人以掠卖奴隶为业者必多，成为他们发家致富的道路，以至受到国王的保护，成为庸国经济生活的要项。而当时唯岐周优待奴隶和贩运奴隶的商人，于是就会发展成为贩运奴隶技术最高、销量最大的“友邦”了。《牧誓》把庸列为八国之首，足见其虽无正规军队派出，临时组成的参战队伍人数必多。因为贩运奴隶的主子，随时都有一大串奴隶运来待卖。一并组队参军，随走随卖亦可，故知在八国中，它的队伍最大。

当庸国强盛时，几乎把楚国搞覆灭了，大巴山区的所谓“百濮”“群蛮”都响应它的号召组成受它指挥的联军，有一举灭楚之势。但他们的组织非常松散，结果是次第解体，反转自己国亡地分（详下章）。足见它虽很久之前就列为诸侯，号为大国，但没有自立的经济基础，只靠贩卖奴隶维持经济。奴隶社会过去，它便忽焉亡国了。

庸虽早已亡国，但在周秦间历为郡县。仍然是迁徙罪人之地（秦代罪人多徙于庸），足见其地之荒凉和贫瘠，不似巴、蜀之具备发展经济，建成大国的条件。

（2）蜀

《孔传》释“蜀”为“叟”，是谬释（已见前）。顾颉刚《史林杂识·牧誓八国图》把蜀定在汉中，谓“蜀之北境本达汉中”，亦有时间上的误差。殷末的蜀族固未到达成都，更未能到汉中。那时它还只住在岷江上游的茂汶盆地（已详第一章）。

（3）羌

当时羌人还是游牧部落，分布辽阔，只茶卡盐池附近羌人运盐行销陇西与岐周。可能因市易关系出兵助周，不能是泛言群羌。

（4）髳

张澍《蜀典》，释为《西羌传》之“牦牛种”，字义吻合，唯距岐周悬远，当时无缘联络。我疑是析支河曲或松潘草原贩运牦牛之羌民。地理条件适当，而苦无文献依据。顾颉刚援《春秋》成公元年“王师败绩于茅戎”，定为晋南之茅津。后复有人疑为“三苗”之苗字转髳，亦说得过去。可能茅戎就是三苗之裔族。当留待更作考证。

（5）微

《蜀典》有最荒谬的一条，说微与尾古通。并谓木耳夷有尾，居曲靖山中，即古微人所居。竟相信人类有尾，并且从曲靖山中远出数千里助周伐纣。这种“博览群书”的人，还莫如不读书好。

顾颉刚引《书·立政》：“夷、微、卢烝，三毫，阪尹”，谓在“周近”。很有见地。近年，陕西岐山发现了微氏故邑。但我认为那是微子降周后，已封于宋（在成王时），所受朝周的汤沐之邑，不可能是《牧誓》的微人之国。但微子归周前，确曾封国于微。考其地，即今湖北十堰市的黄龙滩。有堵河（竹山河）支流曰“微水”，今名“虎尾河”（这里适用微、尾古通之义），晋置微阳县。即殷封微子之国也。微子憎其边远，实未之国，但遥领之。既而降周。故微人发卒从伐纣（详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顾氏又采《彭县志》吕吴调阳说，以微又通眉，定其地在陕西郿县（吕说定为眉州），则不足取。八国不可能在周王畿内。眉州的眉字，晚出于《牧誓》后千七百年，中间无可联系。吕说亦非。(www.daowen.com)

（6）卢

字亦作。《孔传》：“卢、彭在西北”，盖谓是卢水胡。考陇山以外有卢水，文王时为混夷（昆夷），地与周为敌国，未必肯从武王伐纣。且当时尚无卢水之名。陇山以西，羌人除西海盐羌外，未臣服于华夏（秦灭义渠乃置郡县）。故《孔传》谓“卢、彭在西北”，无取。唐人说“戎府之南为古微、、彭三国之地”（《史记·正义》），清人说“卢为泸夷”“彭为彭州夷”者，亦皆误牵合古今地名字。惟卢为湖北中庐说，有《左传》桓十三年；“楚屈瑕伐罗……罗及卢戎两军之，大败之”可证。然蜀“有宾城、卢城”，在宕渠郡，见《华阳国志》。巴又有卢戢黎其人，见《左传》。疑《牧誓》之卢，与桓十三年之“卢戎”，是一跨大巴山之族，并且是与庸国同为经营奴隶贸易的小国，是相当进步的民族，早已华化。宕渠卢城，为其最后之故墟。地僻，故其史事难知也。

（7）彭

彭这个地名，普遍存在于各地区。若望文生义，随地皆可贴合。审慎解释，当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地理条件各方面综合分析决定。前人成说，每有管窥偏见，宜慎采择。例如《彭县志》说它是古彭国。字是同的，地亦在蜀，很能惑人。但就地理条件言，当蜀人未至前，彭县尚为内海，则安得已有彭国？《蜀典》说是“彭水夷”，似亦可通。但彭水县名隋代才有。两汉、魏、晋，都只叫作涪陵，或黔中，则何能殷周间便已有称彭的人呢？这条河，今称郁江，古称丹涪水，产丹砂与食盐，为一方所重。《王会》有“卜人以丹砂”入贡之文，可能就是此间丹砂商人，愿助周伐纣。若其如此，亦当称为卜人，或濮人，可能因唐宋以来有彭水之称，遂说为《牧誓》之彭。其他类似如此误解者甚多，不胜引驳。

《汉书·地理志》巴郡阆中县，有“彭道将池在南。彭道鱼池在西南”两句，一般未加注意。我考二池遗迹（今缘江水深蚀湮灭），皆在县城附近。同名“彭道”，是何取意，殊值研究。秦汉地名称道者，皆是夷落所在，新开道路，设尉官守卫处。如湔氐道、刚氐道、甸氐道、阴平道、严道、零关道、羌道、氐道、夷道、营道、泠道皆是。疑此原是彭夷故地，秦据汉中时开，故曰彭道。嗣复为巴据得，并徙都之。秦灭巴后，改名“巴道”（《常志》云“仪贪巴道之富”），汉乃改名阆中。彭道旧名，赖此二池保存，池废名灭，后世乃不知也。自此地，“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便是周邑。大奴隶主多，故与周有联系。汉世著名的知识奴隶落下闳，与奴隶主大学者任文孙、任文公父子，及范目与七姓王，皆出于此区，实为周秦间与褒（苴）齐名的大国。对周市易已久，故亦出兵助周。其地富乐，故巴王徙都之。^[18]

这自然还不够证实就是《牧誓》的彭国，但比其他旧说切合实际。今后可能会有地下发掘来做证实。

（8）濮

濮字，涉及地名尤为辽阔。若搜集考订，百纸不能尽。兹择要言之。

《牧誓》之濮，即《王会》之“卜人”。其地在今四川彭水、黔江两区县，为郁山盐泉与黔江丹穴所在之地。其建国过程与其尾族历史，将于第三篇详之。这里先谈大巴山区的“百濮”。

“百濮”是大巴山区的羌支。

《春秋》文公十六年（公元前611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左传》于此四言百濮。

楚大饥，戎伐其西南。……又伐其东南。……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贾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与百濮谓我饥不能师，故伐我也。若我出师，必惧而归。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谁暇谋人。”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

从贾这段话可以看出，濮是当时的一个民族的称呼。但他们的社会还很落后，尚未建成国家，只还是若干个支派分离的氏族部落，没有统一领导的酋长，连像唐、虞、夏那样具有核心力量的公社组织都还没有，所以称为“百濮”。就当时情况说，其中有个麇人的氏族是比较进步的，能够观察形势，游说附近的许多濮人氏族，乘楚国饥困，而又受四面夹攻之际，附和庸国，准备向楚地大掠一次。这些落后的濮人，不能正式作战，只会一窝蜂出掠，无一定的方向和战略。他们只图乘楚军所不备，突然劫掠，抢劫后就分散回巢。战斗力虽不大，但破坏力大，又难于防备。故当其响应麇人号召，聚谋于选时，申、息等国都不敢开北门。楚国的人也打算搬到高险处，以避免他们鸟来兽散的抢劫。贾即孙叔敖之父，却看出他们的虚弱，建议伐庸，表示能战斗讨伐。百濮不敢正式作战，见楚出兵，只十五天内便各自散回他们的居邑去了。

从麇（今湖北郧阳）、庸（今竹山、竹溪）、儵（重庆巫山）、鱼（重庆奉节），与申、息这些部落来看，庸国挂帅（称为帅）的“群蛮”全是大巴山南端接近长江的、比较先进的民族所建立的小国；麇人带头（称为率）的“百濮”，全是大巴山中部今川、渝、陕、鄂、豫四省之间的后进部落。至于谓戎，则可能就是“伊洛之戎”，在楚北方。推测他们的族源，都该是从西藏、青康大高原上的羌族祖先分支而来的。

但当上举那些盆地成陆以后，大巴山与秦岭已经有河谷可耕之地出现，生长的动植物种类增多，他们绝大部分的人就会要分向各河谷区移进，逐步进入农业时代，驯养家畜并开垦土地耕种。只因地形复杂，河谷分散，对外交通不便，发展得既很缓慢，也不平衡，更不能有像广原大野地区之出现统一组织。《左传》说的“百濮离居”，我认为只能如此解释。

更还当设想到：大巴山区，并不是只来过一批羌族人，而是随年、随月、随时都有人来的，正如水流浪滚一样。先来到的总是知识比较简单，生活比较落后的，也必是故步自封、难以推动社会前进的人，无论是如何顽强也会归于淘汰，能剩下来的总不会多。相反，只要有地理条件促进经济发展的地方的居民，若能配合经济资源，不断想法发展生产，推动社会前进的，就会发展迅速，成为先进民族，创造出辉煌的历史业绩。例如巴族、楚族和更早的巫臷民族，都是从大巴山区的羌支发展起来的。他们能在距今三五千年之前就已进入文明社会，就是由于他们拥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地理条件（第三篇将详述）。而大巴山中部地区的地理条件就太差了，所以历史发展就不同，已经是春秋之世了，还只是“百濮”离居的氏族生活。

这样一些落后的氏族小部落，当然会被周围大部族欺凌、劫掠和吞并，成为掠卖奴隶的对象。他们自己氏族与氏族之间，也会因发生纠纷而互相掠卖。卖到庸、麇、彭、卢等国的奴隶市场去，向华夏输送。那些被掠卖的奴隶们，一旦被掠卖到生活条件好的中原去，他们并不会感受到伤痛而会感到幸福。尤其是遇到善良主子，给他一点人格的尊重和优惠的待遇，便会心悦诚服，为之效忠。岐周之兴，便是依靠其收抚奴隶，得其死力而取得的。诸如《周本纪》里的泰颠、闳夭、散宜生与南宫括，《周书·世俘解》的荒新、侯来、百弇、陈本、百韦、新荒，这些人，实际都是周初很得力的奴隶^[19]，而周初的奴隶，绝大多数是来自大巴山区。

这里，还有必要讨论一下濮字的含义问题。

《左传》里的濮字，除文公十六年的“百濮”外，还有昭公元年的“吴濮有衅”，那是晋国赵孟劝楚公子围释放鲁使叔孙穆子的话。这说明鲁、吴、楚三国界上有濮人部落，并且相当强大。每每有吴濮联合侵楚的事。其濮，当在今安徽的霍山、英山地区。

又昭公九年，东周甘邑人与晋人争田，王使詹桓叔谴责于晋，有“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吾何迩封之有”句。说明周初的濮族，与巴楚同为大国。《史记·楚世家》说：“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楚兴而濮灭，可见楚国之地，有大部分是故濮国地。《国策》吴起说：“三苗之地，左洞庭，右彭蠡。”也就是楚国的云梦之地。则三苗旧有濮之别称，今湖广的太湖地区亦曾被称为濮。

又昭公十九年，“楚子为舟师以伐濮”。费无极劝楚平王：“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这说明楚国的大江以南亦有濮国，相当强大。

《国语·郑语》“叔熊逃难于濮而蛮”。（《楚世家》作“叔堪亡，避难于濮”。）可见楚国所开濮地之外，仍还有个濮地在楚国外。大概就是楚平王欲伐的濮。它远在大江以南的“群蛮”之内。

这些资料可以说明：周、秦、汉世人，常用这个濮字，泛加于从大巴山东至霍山地区，南至云梦地区与大江以南的少数民族，并不是什么少数民族自己有此专称。若言有之，则唯《王会》的“卜人”。但那是一个丹砂产地，与大巴山、霍山，和云梦地区不相干。

到了魏晋年代，以上地区的濮字完全消失了，却在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广西部分）大量涌现出来。常璩《华阳国志》会无县说：“渡泸得住狼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又《南中志》云：“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又谈藁县“有濮僚”。又永昌郡“有穿胸儋耳种，闽、越、濮、鸠僚，其渠帅皆曰王”。又“有闽濮、鸠僚、傈越、裸濮，身毒之民”。又“有大竹名濮竹”。又“李恢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建宁界，以实二郡”。又“值南夷作乱，闽濮反，乃南移永寿”。又兴古郡“多鸠僚、濮”。又句町县“其置自濮王，姓母，汉时受封迄今”。又青蛉县“有盐官、濮水”。《后汉书》多采《华阳国志》，不更录。

以上资料，说明魏晋世人书，于金沙江以南多用濮字代表少数民族，而长江南北地面的濮字完全消失了。至隋唐，则南中民族，亦无称濮者，唯对永昌徼外热带民族，乃称为濮。如《通典》所纂，则有“黑僰濮”“赤口濮”“文面濮”“折腰濮”“木棉濮”“尾濮”等。

看来，濮字不得成为一个民族称呼，而是华人强加于一些落后民族的称呼。又按《汉书·地理志》越巂郡青蛉县，有“僕水，出徼外，东南至来唯入劳。过郡二，行千八百八十里”。又蜀郡临邛县：“僕千水，东至武阳入江，过郡二，行五百一十里。”《华阳国志》宋刻本皆加水旁，作濮字。《水经注》误通为一水，并作布僕水。他亦皆作仆字。可见仆、濮二字古通用，而且仆字用得早，濮是后人用于地名时才加水的新字。若更向原始追究，则还只能是一个菐字。它与许多表示低下阶级的字，如僮、奚、奴、婢、臣、妾、倡、伎、俳、优、胥、隶等字，都是奴隶社会时代，先后制造出来，表示奴隶阶级职能、品位的字。奴与婢，是表示家庭奴隶，或本族人的字。僮、仆，是表示服室外劳役和异族人的字。隶、胥，是表示管制劳动者的字。臣、民，是表示为领导劳动者的字。僮与仆，表示从异民族来的含义相当清楚。奴隶社会的仆字，所代表的，既是外族人，又是服粗笨劳作者。封建社会中，仆字含义变了，只为仆从之义，没有族别之义，于是地名仆者加水旁，而把异族奴隶称为僮（这在汉代人文字里，尤其是西南地区的文字，出现得最多）。可以说，周秦时人使用的仆字，到汉魏后，改用僮字了。它俩都是从西南民族地区买来的奴隶的名称字。不同在于：各民族尚未形成时，则用仆字代表其民族；各民族已形成，自有其族名以后，则统称其买来之奴隶为僮。

《尔雅·释地》的四极，“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铅（仆沿）”，即是说，古代的华夏，南至仆人边缘为极边。西至邠国还算华夏，邠与岐周之外便是异族了。西极以外是羌戎，他们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水平高于他族，民族自尊心强，不肯接受奴隶身份，虽被掠卖，宁死不服。故周虽兴于邠岐，其奴隶皆买自南方。其时自秦岭、嵩高，与济水以南，称为“南国”，盖统各尚未建立国家的氏族部落为之总称。其人为“南人”，其乐歌为“南乐”。其各氏族皆小，文化低于华夏，尚未形成固定的民族。他们成为华夏的奴隶供应区，其人“递相劫掠，不避亲戚，卖如猪狗。而已亡失儿女，一哭便止。被卖者号叫不服，逃窜避之”。“乃（至于）将买人捕捉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更称良矣。”（此六朝人描述僚人之俗的文字，引自《通典》）这乃是奴隶社会开始时代一般民俗，不只僚俗如此，殷周所谓“南国”的社会，大都如此。

这种掠卖人口的风俗，对当时社会发展亦具有推动作用。各氏族为了保护自己的族人，组织加强，遂能形成国家与民族，防止异族的侵掠，从而发展为自己有了奴隶主，而进入奴隶社会。于是附近的弱小部落又成为他们掠卖奴隶的地区了。如此逐步推动，也如波涛状前进。当华夏还是奴隶社会时，南国就是奴隶供应区。称作“仆铅”。当华夏进入封建社会时，南国一般进入奴隶社会了，华夏的仆字含义也变了（太仆还成高级官员之称），南国亦成为封建诸侯之国了。只一小部分山区，还很落后，成为奴隶供应区，被称为“濮”。即《左传》所著的一些濮字。到了魏晋，整个长江流域都已进入封建社会，只西南边地还是奴隶社会，还有落后的奴隶供应区，华人也把它称之为濮。到了隋、唐，不便再把濮字用于国内了，乃把域外的落后民族称之为濮。看来好似濮人在流动转移，其实是标签在转移乱贴。并非有濮这一民族，更不是有自称为濮的人在转移。

民族，是有自称为卜的，为僰的。他们也是转移流动的，也可能原是濮类，但只能是“濮铅”之濮，不能是魏晋与隋、唐人所说的濮。类似这样混淆的民族文字还多，研究民族源流者不可不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