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灭蜀后，蜀族人民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增多，各方面的建设当较往昔有更大的发展。他们在秦汉之际农业方面的成就，由于史籍中资料太少，只可能举其大端如次：

（1）农业方面。在水利建设的推动下，已大量开辟农田，这乃是使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的主要因素。就成都平原而论，当其尚是沼泽时，取鱼之外，无可利用。杜宇始开垦黄土丘陵种麦。鳖令治水后乃能有稻田。水稻栽培，比之于麦，力省，肥料多，收粒倍多。唯须造平田，有灌水、排水之便，一劳而永逸。故开明氏时农业生产有一度跃进，李冰为蜀郡太守时更大力提倡之。其时人民犹畏开治稻田之难，且种稻宜水牛，蜀族习惯黄牛，于种稻未便，尚多徘徊于旱粮种植。李冰劝民畜水牛，开稻田。遂成“沃野千里”。《华阳国志》称李冰：“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溪（汉魏人谓渠为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今为犀浦镇）。后转为耕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二在渊中（即石犀渊，在市桥下）。”这个犀字，我考是兕字之讹。二字同音，原皆水泽凶猛野兽。犀三角在鼻，兕二角在顶，字象其双角之巨。蜀中原有犀，白垩纪地层多有其化石。但在第三纪已绝迹。李冰不能见其物，则安能造其形？兕被南方人驯养为耕牛颇早。其性喜水，嗜浴，今称为“水牛”，与喜燥、恶热之黄牛不同，特宜于耕种稻田。蜀地原无其种，初惟岭南养之。随种稻之术引进于云梦盆地，又随巴族引进于巴蜀。李冰凿石象之，以教民引种，故曰“后转为耕牛”。非犀能转为耕牛也。今蜀中沿江多有石牛，铁牛在水次，云能厌水害，亦皆作双角水牛状，不作犀状。足知厌水之说或出于冰，其形固是兕。是秦时只称水牛为兕，汉人讹其字为犀耳。

水田种稻之利既见于成都平原，红土丘陵地区，亦仿为之。《华阳国志》梓潼郡涪县：“有宕田、平稻田。”平稻田即平原有灌溉之利的稻田。宕田即红土丘陵区的稻田，俗称“于田”，得雨则种稻，旱季则种麦。这种田，后汉、三国时已推进于川北山区，宕渠郡县，成为四川建造梯田的动力。我国梯田，建国前惟四川与福建有之。建国后始推行全国。人知其如此，而莫知其与李冰推广种植水稻有关。故特提及之。

四川的山区，原只种麦与芜菁^[20]。何时开始种黍稷，史无明文。然二种在汉代已成普遍栽培的粮食作物，则有古诗可证。常璩《巴志》土风诗云：“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又有“彼黍既洁，彼牺惟泽”句。显然为秦置郡县后，华夏族大量入居以后之诗。黍为华夏原产之旱地谷物，其由中原引种无疑。稷在中原一名“蜀黍”（今云高粱）^[21]，是否为蜀族最先育成再引种回中原，尚待考订。

（2）蚕丝方面，是蜀族祖传的杰出本领。进入成都平原后，虽无史文说到这方面的发展情况，也可由下列一些史事知道其是在继续发展，始终保持着全国先进地位。诸葛亮贻兄瑾书，说他“成都有桑八百株，子孙不虑衣食”。这说明三国时成都蚕桑业仍普遍发展，不似今时成都平原之情况。蜀锦 之名噪于夷夏，更可见直至秦汉魏晋，丝织工业仍为全国所莫及。左思《蜀都赋》：“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籝金所过。”^[22]按“贝锦”，今称锦缎。古章施只于素帛上绘以彩色，蜀人创扯综提花法，织花于素绢上，于锦江水漂濯之使净素，是为贝锦。其后更以漂白之丝染色后织花，是为蜀锦。成都城原在捡江之北十余里，故捡水清洁，宜漂丝、锦。其后城市南移，市水污江，则移濯于上游之浣花溪。浣花谓濯锦如浣花也。“黄润”，细绢也。蜀丝色黄胶重，绢工成绢，煮去其胶，则细润，不漂，则色黄，故称黄润。每匹可卷纳于竹筒中远销。张骞于大夏所见之“蜀布”，或即是此。古无棉织品，称丝、麻、毛织品与货币皆曰布。故刘逵注云“筒中细布也”。以上引据资料，虽皆出于汉魏，其工巧发展，则当上溯数年。周诗已言贝锦，则其造作之法远在杜宇之前可知。阅千余年，全国莫能及（唐以后江南丝织乃盛，仍不能夺蜀锦声誉）。

成都的“蚕市”和“蚕丛祠”，宋代犹兴盛。锦官城，则是因唐代已包入大城以内才消失了的。宋代吕大防为成都府尹还曾一度恢复锦官。见元人的《蜀锦谱》。这些史料，皆可说明成都地区传承蚕丛氏事业两千多年，日益臻盛。正由于家家蚕桑，户户机织，人人把它视同日常事件，所以反无史笔论述。今成都平原桑树罕见，蚕市改为花市，则是南宋以后的事。

（3）关于农产制造和运销方面，蒟酱与蜀布是最突出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建元六年，遣唐蒙使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23]于是唐蒙说武帝通使夜郎国，浮牂牁江出奇兵以袭取越南。结果是汉遣八校尉率大军从夜郎伐越，未能达到番禺，南越已被从海道去的汉军讨平了。但西南由是开置七郡。

枸酱者，蜀中野生枸杞遍地（其根入药，曰地骨皮），茎蔓生结小浆果鲜赤如鼠心，味甘，性滋补，蜀人种之，摘其果为酱，远销长安，南至番禺。故唐蒙一见即能联想之。问所从来，侍者答以来自牂牁。“牂牁”者，夜郎之别称，竹王之国名也。春秋时已为中华所知，著于《管子》。其国都夜郎，在今云南沾益之黑桥，临南盘江，为西江正源。西江出番禺城下，当时南越人以其从牂牁来，呼之为“牂牁江”。唐蒙因闻“自牂牁”而联想到城外的牂牁江。又于长安闻蜀贾人谈夜郎临牂牁江可行船，估计从此水可通货运，则从夜郎乘船可以奇袭南越。结果反落后于海道。汉军已平南越而牂牁一路犹未通。然遂因以开西南夷七个新郡。牂牁一路未通的原因，是因为南盘江只沾益、曲靖至陆良一段通船。陆良以下约千里至今不能行船。商旅须转陆运至剥隘，入广西右江，乃再由舟运至番禺。长安贾人只曾至夜郎，不知夜郎以下陆运之艰险，致误唐蒙与汉军也。

此故事，说明这条商路之开辟，全属蜀商与枸酱之功，其开通早在秦灭蜀前。安阳王的进军交趾，与此商道的引导有关。设非蜀地运货商人引导，则八校尉拥大军不能至南越，则蜀王子安可能于覆国之后率三万人远至交趾哉！

“蜀布”通过身毒（印度）行销至大夏，为汉使张骞所见。因而开通了西南夷，亦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大宛传》与《汉书·张骞传》。这个“蜀布”，究竟是什么布？有人猜想它就是黄润，有人猜想它是蜀中铸的铜币（如邓通钱）。我的猜测，它是苎麻布（另有《蜀布考》，见《华阳国志校补图注》）。这里只说它行销之远，不但到了印度，而且到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那是必然要通过邛国、滇国、哀牢和缅甸的。由张骞在大夏见到它，就可知早在秦灭蜀前，蜀人就种苎取麻，织为白麻布成功，并且次第远销到数千里外了^[24]。

（4）关于采矿和冶金铸造方面，蜀族人民对秦汉国家的贡献也很大。

《禹贡》梁州：“厥贡镠、铁、银、镂、砮、磬。”六品皆是矿产。镠即自然金块，说见拙著《四川的黄金》。铁是周代才提炼成功的（《禹贡》是西周作品，另有说）。《禹贡》唯梁州贡之，足见蜀地生产最早，不待山东迁来程郑、卓王孙之后才开采。银，是朱提最佳，亦蜀王所开，已前述。镂，是指青铜器雕刻工具，即是铜与锡的合金，其坚锐优于粗制的铁器。蜀地湔山产铜，近年还在开采。平武响水产锡，曾以“响锡”著称于时。故知蜀人善制青铜器。近年蜀地发现战国钟鼎彝器甚多，可证。砮，石镞。古以石英锐片缚为箭射之，值廉，而杀伤力大。配合侧竹弓，为蜀地利器，亦为商品行销，列于厥贡。磬，以青石为之（青灰色页岩，在四川盆地边缘露头甚多），是上古重要的乐器，川中近年亦多有出土。足知周秦汉间蜀民之精于矿冶工艺。

南充中和公社于1972年发现天宫山汉王崖墓。凿石为三室相连，有四塌，最上一塌骷髅骨架完好，但已朽甚，触手成粉。旁置长刀二柄，已锈断，绫缠柄部尚完整。塌上五铢钱数千，皆完整。侧一室有塌无尸，盖示其日常治事处。侧壁浮雕十三人像，第三人汉装，盖示所雇用之汉文书佐。余皆夷装。其正对塌面的五人为歌舞奏乐之优伎。其下室左侧有二塌，亦堆有钱。其一杂有铁钱，又其一杂有斩边截角的东汉榆夹钱。可知其属祖孙三代做官者合葬，平民未得与。值得注意的是三件殉葬的铜镜。一件堂琅赤镜，有二十八字铭文和细致的图案，字虽隶体，每犹显出篆意，原有双刀和五铢塌，可以判断是秦代造的，用于汉武帝时酋殉葬。第二塌有一件白铜镜，工作尤巧，隶书铭文甚佳，有“黄羊作镜”字。第三塌的一白铜镜，体小无铭文，浮起龙形背纽间亦镌有“黄羊作”三字。闻四川省博物馆藏有黄羊镜尚多。考有关白铜的记载，汉武帝时上林苑始有，见《平准书》，系银铜金。其他郡国县道无所闻。兹审此二白铜镜，大镜铭文即当是汉武帝时作。然则上林白铜之法系自蜀地传入也。

“黄羊”可能是汉世蜀中白铜镜作坊名称，可怪的是恰与黄羊种羌字同。黄羊、白马两种羌，原皆居于石泉盆地，为蜀王的支族。白马羌自汉代已成大族，原居今北川县的白草河谷，陆续向东北发展，进入徽成盆地。汉武以白马羌为武都郡是也。其留者称“白草番”，宋以来颇有声名，清中叶乃与汉族融合。居片口河谷者为黄羊羌，六朝时属邓至羌部，明代曾与朝廷对抗。至黄羊镜作坊主人黄羊，是否即出于蜀族，居于片口河的黄羊羌（番），是否即此镜工黄羊之后裔，大有探索之价值。但无论汉代之镜工黄羊与明代之白草黄羊是否为祖裔一系，要皆为蜀族人民则可肯定。应与朱提、堂琅银铜生产有一定关系亦可想而知。

【注释】

[1]《大越史记》，越南人黎文休1272年（南宋度宗咸淳八年即元世祖至元九年）撰。其后潘孚先、吴士连等增订。有外纪一篇，多记神话传说，以越南人世代相传者为多。亦有华文典籍已先有者，如《水经注》安阳王神弩之类是也。

[2]上引文有两括弧内字，皆郦氏对所引《交州外域记》的加注。《水经注》原本是《水经》本文用大小字体分别开的。注文字小，另行。其所引文，又复有双行夹注。后世抄本，一律连写成大字。到清代的全祖望才看出其经注不分，加以分写。对于所引诸书文句中的夹注仍未加以区别。但刻校本，对此九字，注有“此九字注中注”之语。兹用括弧区别。

[3]常璩《南中志》记霍弋遣南中大姓率部曲夺取吴王孙皓的交州。其后兵败，盂干、爨熊、李松三人被俘入吴。当徙临海郡，他三人先已密约俟机逃归晋，“干等恐北路转远，以吴人爱蜀侧竹弓弩，言能作之。皓转付部为弓工”。遂得北还。又《巴志》，秦昭王以白虎为害四郡，募能杀白虎者。“夷朐忍疗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于高楼上射虎，中头三节。”于是害除。此皆巴蜀人善于用竹为弓、弩之证。

[4]《大越史记外纪》云：“秦始皇崩于沙丘，任嚣、越佗率师来侵。佗驻军北江仙游山，与王战。佗败走。时嚣将舟师在小江，染病，以军付佗。佗退守武宁山，通使讲和。乃分平江以北佗治之。以南，王治之。佗遣子仲始求婚王女媚珠。许之。”若描述这场战争的话有根据，就可见安阳王据瓯雒已久了（那些地名，俱在今广西，说明秦始皇所遣任嚣是后来的）。又说“癸巳，秦二世胡亥二年，南海尉赵佗复来侵。安阳王败走，自溺死，蜀亡”。（俱据冯承钧译本）考胡亥二年，尉佗还只是南海尉职，任嚣还未死。佗之经营南海一郡，尚需时间，安能遂有兵力入侵瓯雒，灭安阳王之国？且安阳王兵败入海，也并未自溺（详见下节），故知其说不确。

[5]《隋书·经籍志》未有《扶南传》与《交州外域记》，而有“《南越志》八卷，沈氏撰”“《变州杂事》九卷，记士燮及陶璜事”“《交州以南外国传》一卷”与“《扶南异物志》一卷，朱应撰”等目，皆可认为采《扶南国传》资料，更增益续有闻见之作。原书为后出者所掩，反不流传。然魏、周、隋、唐犹有私家藏本为宋代类书所收录。(www.daowen.com)

[6]据冯译马司帛洛（Georges Maspero）撰的《宋初越南半岛诸国考》，原注有云“《太平御览》所采的古籍文，都是转抄的，并不是出于原书”。还说“柬埔寨没有柳树，何来柳叶？”因谓柳叶是椰叶之讹。又说“慎，其他书文作填，或滇。康泰原记似作填，是kaundinya的汉译字。”

[7]今行《晋书》，是唐太宗敕修本。其《扶南传》应采酌了齐、梁书文。但宋、齐、梁人亦多有《晋书》成卷。故必多所依据。

[8]《南齐书·扶南传》叙宋末扶南王陈如，多载其书表，说明其文字亦是汉文。国王深信佛法。末云“人性善，不便战。常为林邑所侵击，不得与交州通，故其使罕至”。是其开始衰弱矣。

[9]《梁书·扶南传》载其于梁武帝世屡通使，其王皆用梵语译音，盖范寻之后已失王位。隋、唐、宋人书虽亦有传扶南事者，多徒用旧文，不详其原委，即不更征引。

[10]郡县守令制度，是秦代创立。其初县大于郡，取悬辖之意为称。统一后乃一律以郡辖县。守令之称亦有演变。大邑置守，为战国时制，多为武职，取领军镇守之意。统一后称太守，乃兼领军、民、财、讼诸政。至于国相，初亦不领民政，佐其王侯相礼而已。国相治民，乃汉成帝以后的事。诸侯王乃为掌治其国者，至汉景帝中元五年“令诸侯王亦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汉书·百官表》）”。秦封蜀侯，为置相，又复有守，其因缘如此。

[11]《水经注》卷二二云：“潩水，自枝渠东迳曲强城东，皇陂水注之。水出西北皇台七女冈北。皇陂，即古长社县之浊泽也。《史记》魏惠王元年，韩懿侯与赵成侯合军伐魏。战于浊泽是也。”蜀、独、浊、晋、义通，故各书引字不同。长社蜀泽，缘蜀水为称。后世讹为浊泽。

[12]南北朝时，士大夫重门阀，以族源相轻。北人谓南人为“南蛮”，南人谓北人为“索虏”，省称曰“虏”。氐人李氏据蜀，国最长久。其后谯纵复据蜀九年，以蜀为国号，其所联系面甚宽，故江在与河东、淮北、幽冀人称西南人曰蜀，视同夷狄。魏孝文帝本鲜卑族，入据中原，深慕华风，犹依积习轻视蜀人。故薛聪以索虏讥之。薛广德，《汉书》有传。以经明行修为谏大夫，代贡禹为御史大夫，至三公。沛郡相县人，中州汉族也。故薛聪首称之。

[13]《汉书·地理志》之《蜀郡·青衣县》云：“《禹贡》蒙山，溪大渡水，东南至南安入渽。”疑有脱文。其下严道县云：“邛崃山，邛水所出，东入青衣。”是大渡水即青衣江之别称也。称大渡者，汉时，蜀与邛笮往来皆由青衣、严道逾邛崃山。临邛以东皆有桥，临邛以西无桥，要津皆舟渡，而以青衣江渡为最大，故名大渡水。其后开西南夷，滇邛道通，乃以渽水渡为大渡，青衣江不再有大渡名。渽水（一作涐水）之名亦废。

[14]《汉书·地理志》之《蜀郡·郫县》云：“《禹贡》江佗，在西，东入大江。”水分别流复入者为沱。江、河、淮、汉、渭、汾皆有。故称郫县之沱为“江沱”。自都江分水，出金堂峡至江阳（今泸州市）乃复九江。《秦地图》称为“江沱”。《汉书》因之。鳖令治水前，江沱漫乱无定流。今导之为一水，与湔水、洛水、绵水合流出金堂峡。其会湔以上称郫江（即今之蒲阳河段）。李冰因江沱之水，自郫县界内分流过成都，故曰郫河。

[15]《华阳国志》：“孝文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灌繁田千七百顷。”又于李冰有“导洛通山”之文。并续谓“又有绵水，出紫岩山，经绵竹入洛（此洛指沱江），东流过资中，会江阳。皆灌溉稻田，膏润稼穑，是以蜀川人称郫、繁曰膏腴，绵洛为浸沃也”。既以为开辟绵、洛灌溉是李冰，开辟郫、繁灌溉是文翁，则何为又谓洛水灌及郫县？于理，不能谓李冰未谋湔江水利。此诸县平原北高南低，兴水利者，必图缘山凿渠乃利引灌，李冰不能不是如此。即今日，亦尚有缘山之渠。可知文翁但承冰旧业，有所改善耳。

[16]七桥故址考，另详拙著《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17]《华阳国志》：“江原县，郡西，渡大江，滨文井江。”江原故治在今崇庆县元通场。文井江即分州河。成都至临邛路原是先由擦耳崖渡外江，即李架笮桥处。先至江原，乃至临邛（不是今日绕由新津路）。索桥虽不载车马，人行便速，仍为比较进步的措施。外江水涨落变化大，河床洲坝宽，木桥难架，故以笮通之。

[18]“陵井”在仁寿县治南，世传为张道陵所开，其实是秦井。依丘陵凿成，历世加深，至三十余丈。至宋代竹筒小井盛行乃废。富世井在富顺县，开凿较晚，卤质极佳。自流、贡井荣盛后，乃废。

[19]陇西临羌县，王莽改名盐羌；巴郡临江县，王葬改曰监江；定笮临池泽，应劭《十三州志》作盐池泽：皆缘是产盐故称临，监与盐皆临字形变。

[20]芜菁，一名“诸葛菜”。相传诸葛亮南征时，从夷中引种。窃疑是蜀族人用羌人圆根萝卜培养的新种，由诸葛亮北伐时引种入汉中，传入中原，今川边高寒地犹多种植。味腴厚，可生炎，长于圆根三四倍，俗称“青皮萝卜”。

[21]中华农作物，由巴蜀传入中原者颇多。亦每冠有巴字，蜀字（如蜀椒、芭蕉之类）。亦有自尼泊尔，与西部亚洲及印缅输入者，如波、豌豆、生姜、棕榈之类。似亦不能不先试种于巴蜀，然后再入华夏。其在秦汉以后者，此当不论。

[22]刘逵注：“阛，市巷也。阓，门外内门也。贝锦，锦文也。谯周《益州志》云：‘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黄润，谓筒中细布也。司马相如《凡将篇》曰：‘黄润纤美，宜制裈。’扬雄《蜀都赋》曰：‘筒中黄润，一端数金。籝，也。’《韦贤传》曰：‘黄金满籝。’”

[23]《汉书·西南夷传》使用这段文字，做了错误的修改。后人如《蜀都赋》《华阳国志》《水经注》及《通鉴》等书皆用《汉书》改《史记》，相从以“枸酱”作“蒟酱”，以“道西北牂牁”作“道西北牂牁江”。断句（中华书局印标点本亦从误）。兹点正。另有《蒟酱考》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24]苎麻布是特别受热带人民欢迎的布，因为它耐湿不怕汗渍。在古代商品中称为“蜀纻”，或“蜀苎布”。宋以后，这种苎布才在江西、湖南生产，而四川仍是遍地种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