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谓开明氏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万钧为墓志。今石筍是也。号曰‘筍里’。”今按，移山举万钧，非一人所能办，亦非五人所能办。五丁力士不能释为五个力士，应解释为五个氏族，即支持开明氏为蜀王的五个羌支氏族（也是蜀族的五支，或是从鳖令来的五支人）。他们人多，力大，耐劳苦，有劈石技巧，故能移山，劈石条重千钧以为王墓的标志。^[10]

氏族发展强弱不平衡，差距太大时，便会产生阶级分化，从而过渡为奴隶社会。以华夏为例言之：华夏进入奴隶社会，从夏代开始，殷代成熟，可为定论。周族，则是太王迁岐后才开始的。《大雅·公刘》称“于豳斯馆”“止旅乃密”。是说公刘时已有非周族的人投附到豳来了。公刘都收留起来，作馆居之，还不是作为奴隶，但只“君之宗之”，“爰众爰有”，等于百姓看待。其后迁岐，伐密伐崇，战争渐多，俘虏降附，遂有阶级，便已进入奴隶社会。文王、武王能优待奴隶，颇得奴隶死力，以致强大（如南宫适、散宜生、泰颠、闳夭、新荒等人，皆开周立功最多的人，灭殷后竟无封国，就因为是奴隶，不能列为诸侯。箕子是殷周最有高名的知识奴隶，有陈《洪范》之功，求除奴籍，也只封于朝鲜，不得与诸侯朝见）。他的奴隶来源，就多出于南国的江汉之间。《周诗·二南》有《汉广》《江记》篇，旧说为“被文王之化”。其实是江汉间人被卖为奴隶于周，歌唱其南乐旧章之辞。《小雅·南有嘉鱼、南山有台》皆南国商人来周者（主要是卖奴隶）受享之诗。所谓“南国”，包括秦岭以南的国家，巴、蜀、庸、楚、褒、申等国皆在其内。

岐周以西的羌族部落，则汉魏间都未是奴隶社会，有些部落到了唐代才有奴隶主。吐蕃优待奴隶与岐周相似。川边的羌支，按《西羌传》文字看，到了后汉都还没有奴隶。那么，羌支发展起来的蜀国，是何时进入奴隶社会的呢？

按上面六章论述的史事推断，蚕丛、柏灌两氏阶段，不会有奴隶。当冉氏、氏侵入时，频频发生战争，可能已在向奴隶社会过渡了。但实际进入奴隶社会的时间是从杜宇开始的。因为它“以褒斜为前门”，则从成都到汉中地区各氏族部落已被它征服了，必有俘虏成为奴隶。再到开明氏时，南中部落来投附的人必然很多，所以到开明氏，就能有“五丁力士”这样强武的奴隶队伍，把他们比作周族的泰颠、闳夭、新荒之类，是符合实际的。

《华阳国志》叙五丁力士，系据《蜀王本纪》。所言五丁掣蛇、山崩压死的故事，可能是说的蜀征梓潼氏国时，遇伏战死（关于梓潼氏，详后）。梓潼氏之国在蛇水河谷，故蜀人言掣蛇也。

蜀国奴隶买卖之盛，不仅周秦为然，直至汉代仍是极盛的。《史记·货殖列传》说：巴蜀“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旄牛”。《汉书·地理志》作“南贾滇、僰僮，西近邛、笮马、牦牛”。又其《货殖传》言成都罗裒，“往来巴蜀，数年间，致（资）千余万。”又说：“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当时行五铢钱。数十百万随身，非大力者所能胜。况行数千里，山险水恶，途多盗贼，纵挟数十百万商品，亦不可能。惟携值数十百万之奴隶，于义乃通。故知罗裒起家，便是贩卖奴隶。先贩僰僮，以才能受平陵富豪委托资遣，乃致巨富。传虽不及僰僮，而僰僮之利自见（僮即奴隶。王褒有《僮约》一文流传）。蜀王之富强兴盛，应亦与此有关。

但奴隶军队，在奴隶主虐待之下，不可与节制之师作战。故当秦军远来时，蜀王自恃其众，自率军至葭萌（故城在今广元县嘉陵江西岸的“老昭化”），虽凭江水之险仍不能御秦军，一战而溃。诸城邑更无能阻御者，竟至成都亦不能守，逃至武阳被杀^[11]。其傅相与太子逃奔白鹿山，俱为所俘。正如殷纣之于牧野，虽曰“其旅如林”，一经交锋，即“前徒倒戈”，一败涂地，唯有自焚而已。奴隶军队之不能战，从古皆然也。

【注释】

[1]今世成都，与绵阳、乐山两市的大平原，是有狭窄部分连成一块的。故当称为川西大平原。与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有区别。

[2]拙编《四川历史地图》（待刊）有四川盆地的地质图一幅。是根据谭锡畴、李春煜的考察材料，参考了李春煜主编的中国地质分幅图，缩小绘制的，可供本文参考。(www.daowen.com)

[3]《水经注》各引文中，每有窜入自别处引来作为夹注补充之文。后人传抄，一体写作正文。此处二十八字，显然是原本的夹注。故用括弧标别。

[4]《路史》引《风俗通》，查今本并无其文。应是应劭作《十三州记》与《风俗通》，旧时并为一书，宋人分缮，故乐史与罗泌所引书名不同。

[5]凡古言“尸”者，不一定为已死尸骸，只有不得随意行动之意。如《左传》庄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师子焉，以伐随”。杜预注：“尸，陈也。”此陈，当读为阵。故下文曰“更为楚陈兵之法……楚始于此参用戟为陈”。谓楚先世称荆时之阵法，严肃而呆板，军士皆木立如尸，故称其阵法为“荆尸”。又，周人祭祀祖先与诸神时，皆使一人端坐受礼，以象其神，不得言动，称之为尸。故曰：“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曲礼》）。”《诗》曰“皇尸载起（《小雅》）”，“公尸来燕（《大雅》）”。祭毕乃起而言动。是故犯法当死之人，逃亡者称为“亡命”。亡命，犹言“元命”。其人虽犹活，不得自由活动，如云“行尸走肉”而已。鄨令尸亡之说，应即取于此义。《山海经》中，每有言头断而不死者为尸。如“夏耕之尸”“贰负之尸”“形天之尸”等，则皆谓一个氏族部落首领被诛后，余众仍自生存，远徙独立之部。其《海外西经》奇肱之国云：“形天与地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形天，亦作形夭，一作刑夫，《淮南子·地形训》作“形残之尸”。皆谓此氏族之人，首领虽死，犹有头目领导作战。鄨令罪当死，乃率其族人奔蜀。故传为尸化西上耳。

[6]街为四通之邑的用字。凡古称邑者，皆无城垣，但四街尽头有门阙，是之谓郭。筑城者，城门外加筑瓮城，亦为郭。

[7]关于四国争夺汉中地区的过程，另详我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8]《诗·小雅·大东》：“东人之子，职劳不来。”《毛序》：“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诗以告病。”谭国在东方，故曰东人也。三国时，从刘焉自荆州入蜀者号东州人，亦取东人为义。

[9]《山海经》：“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按《淮南子·地形训》谓八极：“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开明，亦当是启明字避讳改。若昆仑九门，分在八方，即不适用启明之义。故“开明兽”与“启明之门”字当不同。鄨令时不知有昆仑九门，即不知有开明兽。故可定其字本作启明。

[10]冯汉骥先生说：人类有过大石文化的阶段。奴隶主文化落后而拥有众多的劳力，用粗陋的石器与铜器劈取大石树立为宫阙和墓表，以相夸耀。成都之石筍、石镜与秦人之石牛，皆是大石文化的产物。今冕宁城外有大石墓数所，皆用高厚，长阔过五尺之巨石块镶成，无他艺术表现。亦大石文化产物也。

[11]《华阳国志》：“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为秦军所害。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逢乡，即海窝子。逢彭古音同。唐于其地立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