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鳖令”是否只身亡命入蜀？由于他做蜀王后，便自别为开明氏，就可知不会是只身入蜀，而有其家族若干人同来。否则，至少也要发展繁殖到若干世代才得成为一个氏族。大概他们是举邑叛楚，降附于蜀。由于受到楚国的讨伐，战败之后，才率族奔蜀的。那时的蜀国，实际只管得川西大平原的黄土丘陵地区。平原以外的山区部落，都只是蜀国的附庸，只有经济联系，并非政治隶属。《水经注》南安县云：“县治青衣水会，襟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足见鄨令不但率族奔蜀，而且还在今乐山市处建成过蜀国的附属部落。由于他到郫邑去，用楚人治田云梦之法游说杜宇。杜宇正苦无法开辟沮洳沼泽地面，授权于他，使其率族治水（旧说之为“以为相”，是因为许他调动蜀民）。迨治水成功，已得蜀国，遂以其从来之族自别为开明氏，而自称为“丛帝”。

开明氏人数应远远不足蜀族人民的万千百一，而为蜀国之君者，盖亦是自附于蜀族，作为蚕丛氏之一支（当时蚕丛之裔已有难于列举的几十百支）。故其自称为“丛帝”，取蚕丛之意（唐宋年代成都尚有蚕丛祠，疑开明时已有其祀典）。

开明氏称帝时，蜀国都邑已由郫邑徙居新都（今新都县名未改）。言新，以别于旧郫。又向南展拓为广都（故邑在今成都市东郊、沙河堡、中和场地界）。迨治水功成，乃定都于大隳山下的赤里街，是为成都。故《华阳国志》云：“蜀以成都、广都、新都为三都，号名城。”（文在“广汉郡”）。又云：“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他未明确指出是哪一代开明王。按上文，可是指的第九世的开明帝，他始立宗庙，易服色。大概就是在徙都后才立宗庙，定制度的。那时的成都可能还只有郭，无城，故叫“赤里街”^[6]。其故址，在今城北 二十里昭觉寺附近略与沙原齐平的黄土陇上，故曰赤里（秦灭蜀后，张仪筑龟城，为蜀郡治，亦只在今城北的驷马桥附近。唐代又徙向南。今城乃明代所筑，较唐城更向南扩展）。开明王徙治赤里街，说明其时成都沮洳平原已全面变为耕土，故蜀国都邑也从黄土丘陵徙到平旷的沙原来了。但还未肯进入沙原而仍只作邑在最低的黄土浅冈之上。秦汉以后，乃逐步移向平原中央。

《华阳国志》说：“丛帝生卢帝，攻秦至雍。（卢）帝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张獠僰。”其上文说杜宇的疆域，“以褒斜为前门”。褒谷、斜谷，在汉中之北的秦岭山脉。雍城在秦岭之北的宝鸡。这可以说，较杜宇时已经推进了一步。攻秦至雍，还不是占领了雍。但要翻越秦岭去用兵，就非先占有汉中和武都两盆地为领土不可。这两个盆地，在战国时，是蜀、秦、巴、楚四国互争之地。由这句话，可以肯定，在开明第二代卢帝时，是曾经占领过它一段时期，但未长期占领下去^[7]。

保子帝为开明第三世，所攻的“青衣”当然是指住居青衣江地区的那支羌人，是同时进入四川盆地的另一支羌族。文化比蜀落后，但武力能与蜀抗衡。蜀南方地区的獠人和僰人建立的氏族部落都畏惧他。蜀帝能够征服他，那些氏族部落都转而亲附蜀国了。但还不是接受蜀国的统治，只算友好性质的氏族，与《尧典》所谓“万邦”意义相当。上文说杜宇“以南中为园苑”，不过说商业往来的地面。这里说的“雄张獠僰”则是军威已远震南中（獠与僰人之国，全在南中。将于第三编详之）。即是说：已由商业关系渐入政治关系了。(www.daowen.com)

《华阳国志》说：“第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为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这就说明他前几世的开明帝都还未有定居，只转居于治水未竟的工程所在的地面，卜宅未定。此时泽地治水已竟，乃卜宅建都，营为定制，所以才立宗庙。虽已立庙，“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黑、白、黄帝也”（俱用《蜀志》文），但知他们已学到中原的五行哲学了。称祭庙之酒为醴，亦是中原语义。称乐曰“荆”，则是保持其荆国固有之“南乐”，不习风乐和雅颂。华言曰南，楚言曰任，蜀言曰荆，皆一种乐类名称之异。言“人尚赤”者，荆在南方，五色为赤。皆不忘族源之意。政权既固，乃图以本族立新俗，以渐变羌支之旧俗。亦即蜀族与华族由接近而分离，再由分离而接近的开始。这是蜀族历史划分时代中一个带转折性的时代。

开明氏只十二代。第九代改制，又阅三世而国亡。此十二代中统治者虽自别为开明氏，其人民（百姓）仍为蜀族，故仍当为蜀族历史的一个阶段。

去年新都出土战国时蜀王墓，陶器彝器甚多，皆精致而无文字。只一席上用为食用之小鼎。鼎盖内方镌有四字，有考证为“邵之食鼎”，有证为“启之食鼎”。我以为后者为是。缘鄨令虽荆人，不必即是昭王之后。《春秋》初书荆，僖公元年乃改称楚，书“楚人伐郑”。杜预注曰：“荆始改号曰楚。”《蜀王本纪》称鄨令为“荆人”则是楚国先民之族，而非楚昭王之裔明矣。荆在蜀国之东。启明为东方晨见之星，鄨令自号其族为启明，亦犹“东人”之意^[8]。与《山海经》“开明兽”的字义不同。若然，则开明字本应作启也^[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