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张衡列传》载《思玄赋》有云，“鳖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禅而引世。”唐章怀太子注云：“扬雄《蜀王本纪》曰：荆人鳖令死，其尸流亡，随江水上，至成都，见蜀王杜宇。杜宇立以为相。杜宇号望帝，自以德不如鳖令，以其国禅之。号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始去帝号复称王也。”《文选·思玄赋》李善注，亦引《蜀王本纪》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积百余岁。荆地有一死人名鳖令，其尸亡，随江水上，至郫，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令为相。以德薄，不及鳖令，乃委国授之而去。”

《水经注》卷三十二引来敏《本蜀论》曰：“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3]。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峡（塞）而水不流，帝使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望帝自以为德不若，遂以国禅，号曰开明。”

《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益州”云：“扬雄《蜀王本纪》、来敏《本蜀论》《华阳国志》《十三州志》，诸言蜀事者，虽不悉同，参伍其说，皆言：蜀之先肇于人皇之际。至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帝喾，后封其支庶于蜀。历夏、商、周。始称王者，总目名蚕丛。次曰柏灌。次曰鱼凫。其后有王曰杜宇。宇称帝，号望帝。自以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时有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鳖令至汶山下，忽复生。见望帝，帝立以为相。时巫山壅江，蜀地洪水。望帝使鳖令凿巫山，蜀得陆处。望帝自以德不如相，因禅位于鳖令，号开明（帝）。遂自亡去，化为子鹃鸟。故蜀人闻子鹃鸣，曰是我望帝也。鳖令或为鳖灵。子鹃为子巂。或云，杜宇死，子规鸣。”

其他引《蜀王本纪》言蜀开国事者还多，文字各有不同，要可以上举四者为代表^[4]。乐史说他“参伍其说”（犹言综合整理），是因为扬雄旧本早已散佚，应劭（东汉末叶人）、来敏（三国时人）、常璩（晋人）、郦道元（后魏人），引用不重原文，意为增删，只合综合分析，以求原意。他的这一工作是做得相当好的。大抵“南中为园苑”以上，皆取自《华阳国志》。“荆人”以下，则是他整理出来的《蜀王本纪》原意。兹为《太平寰宇记》作些解说如下：

他为什么对鳖令事不用《华阳国志》呢？因为常璩反对鳖令尸化之说，不合扬雄旧文。他认为扬雄《蜀王本纪》是原始史料，不当破坏。

常璩《序志》说：“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又云：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有生必死。死，终物也。自古以来，未闻死者能更生。当世或遇有之，则为怪异，子所不言，况能为帝王乎。”故他的《蜀志》只说“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并“鳖灵”字亦不用。这本来是常璩的“书生之见”，合该不取。

“鳖泠”两个字，魏、晋、唐、宋人有鄨、鳖、令、灵、泠等多种写法。扬雄原字如何，已不可知了。来敏是引用最早的一个人。《水经注》传其字作“鄨令”，从邑。后亦作鳖。王先谦合校云：“朱笺曰：‘《汉书·地理志》牂牁郡有鄨县。’赵释曰：‘一清案：《寰宇记》引《周地图记》作鄨灵。’”今按：鄨县，秦属黔中郡，故城在遵义，本楚国商于之地。秦灭巴蜀，“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常璩《巴志》文）是也。汉武帝开南夷，唐蒙亦从巴符水入，先据鄨邑。故置犍为郡时，初亦治鄨，后乃渐徙至平夷、僰道与武阳，而以鄨隶牂牁郡。鄨为巴、黔、犍、牁四郡之间一奥区可知。“楚商于之地”者，楚在南国中文化最高，工巧发达，以商业经略诸夷部落。诸夷部既受其经济羁縻，渐亦接受其政令，请置官吏，理其商民（凡秦汉史言“请吏”者皆是如此）。故楚国先有鄨县，有令长（县者悬也，今言飞地。战国初世，各国多有县邑，后乃以郡辖县）。开明氏之始祖，以荆（楚）人为鄨县令，有罪当死，乃亡命入蜀，投望帝于汶山之下。望帝任以治水之事。由于治水成功，耕地推进至平原沃壤，蜀人拥戴，遂得代杜宇为蜀主。其事与禹相似，实为蜀族群选鄨令代替已经衰老的杜宇作为其首领，以利于继续治水发展耕地。既非禅让，亦非篡夺。似当时蜀族较重公共福利，选举首领固当如此。(www.daowen.com)

云鄨令“尸随水上”者，其人犯罪当死，故谓其躯体为尸^[5]。循江水而上至郫邑，故曰“尸随水上”。楚国通缉不能获，故曰“荆人求之不得”。邑在巴与蜀境的南徼外，介于楚、蜀、巴之间，其罪人不可奔巴。巴、楚世为婚姻，楚国能向巴国索囚。蜀、巴世仇，故奔蜀不患不容，且获重用，故曰“复生”。

荆为楚国旧称，故“荆人”即楚族的先代，治理泽田，开渠放水，建筑堤防，种稻、养鱼，生活得到改善。蜀族从山区来，初不精于治水之术，赖鳖令教之。此鳖令治水之实义也。

《华阳国志》说“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来敏、乐史皆作“巫山”。“巫”字是绝对不通的。蜀国当时只占有四川盆地西北部，东南部为巴国。巫山又在巴国极东的楚国界上。蜀国何能去凿巫山？鄨令罪逃又安敢去到巫山？巫山之峡长百里，皆石灰岩，易受水蚀，不受斤斧，当时技术，如何可能凿开巫山？《华阳国志》作“决玉垒山”，较为得之。玉垒为蓥华九顶之古称，四时积雪不消，故云玉垒。其脉抵灌县而极，故灌口之山，得承玉垒之名。岷至灌口，原有沱江（内水）分支，经宝瓶口砾岩裂隙流灌郫邑以东，但流量小而不稳定。每岷江大水泛滥，即不收分水排洪之效。可能自鄨令时已经有筑坝分水，防制洪水横流之法，使其不害农田（如沙市地区，江流高于农田数尺而水不为害，便是荆州久已行用之法）。李冰即因其法更创湔堋。若然，则蜀人之拥鄨令以代杜宇，比为“尧舜禅让”，亦正适当。惟称为“决玉垒山”，或“凿玉山”则恐非扬雄原文之意，而是后人因李冰之工所推测之语也。

或疑成都平原积水只有凿新津、彭山、金堂三处江口可泄，凿玉垒无益。因疑鄨令所凿是金堂峡与新津天社山（金字从玉，堂字似垒）。这也不然。金堂、天社与彭山江口，皆由地壳上升，江水刻蚀，积以岁月，自然生成，非可以人力凿通。亦犹巴东三峡之不能设想为人力开凿也。

《后汉书》《文选》《华阳国志》皆宋代才得刻板。宋以前只有手抄本，字句屡被改变。宋人谓妻与人通奸者为“龟鳖”。鄨字唯地名用，而形与龞近，故传抄转讹为鼈。宋人又写作鳖，而有杜宇与其妻通之说。俱无足取。令古音本读如清泠之泠，音同于伶与灵。缘音而讹，尤不足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