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说：“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常璩此说，大成问题。近人据为重要史料遵用，当辨。

石棺，建国前芦山县最先发现（详拙著《芦山汉石图考》），系汉人王晖墓棺，其墓志有建安年号（其椁是砖砌）。其后十余年，理县又发现大批石棺墓，其椁为乱石砌。近年又发现凉山地区许多处石棺，皆汉代僰族人古墓。又发现康南、滇北西逾金沙江地区亦有石棺葬，考查者断为古羌人墓。是各民族皆有石棺葬，不必纵目人。常氏固云“俗以为纵目人冢”，谓是魏晋时蜀人访于羌人之言如此。建国前理县工作人员询之当地居民，云是“戈基人冢”。理县藏民传有与戈基人之战争故事，不能定其时代。

我国典籍未见有“戈基人”，并其谐声文字亦不可得。川大教授冯汉骥、蒙文通等均曾进行调查、考订，迄未得戈基究为何人。有人认为是羌族未至以前，该地原始居住的野蛮民族。此必不然。比羌族更落后的民族安能有条件制造石棺？又有人说戈基人是蚕丛后裔，据有此地。羌人后至，与战逐去之。这与《华阳国志》蚕丛王目纵之说合，与羌人后至之说亦合。而且有进行体形考察的民族工作者分析说：氐人眼角多上斜，判蚕丛与冉皆“氐类”，戈基当亦为氐人，为后至之羌人所逐。此说较有道理。但我所见的氐人，眼角并不上斜，例如平武白马乡的达布人就是一般人说的氐族，眼平，而角稍向下，仅不如一般汉人眼角向上。即如测定工作者，亦只说“眼角多上斜”，非尽上斜。然则《华阳国志》所云，只传说之无足取者也。

世传马明王像、灌口二郎神像与川主神像，皆额上有一纵目。人类固不能多有一目在额上，然人额正中多有纵陷褶襞，相法谓是凶征，亦为威武之征。窃疑纵目当如此解。川主即李冰，二郎神传为其子，实皆蜀族名人。马明王者，实古代之蚕神，即蚕丛王也。其说纡回，兹申言之：

《荀子·赋篇·蚕赋》云：“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欤。”^[4]马缟《中华古今注》程雅问蚕云：“蚕为天驷星化，何云女儿？”崔豹对以“马头娘”事^[5]。《甘石星经》谓房四星，其一为天马，一为天驷。《协律辨方书》谓天马为丛辰，“为掌蚕命之神”。这些资料，都说明蚕丛与马明王的关系。《蚕赋》谓蚕“女好而马首”者，盖谓蚕丛氏之神像为母系氏族之王，故像女好（后世以为是嫘祖之像）。蚕首与马首无相似处，而云“马首”者，蚕丛出于牧羌，善养马，既又创养蚕，恒以良马和蚕丝与华夏贸易，故华人谓“蚕与马同气”。以天驷为蚕，天马为丛辰，护持蚕命。故俗于饲蚕之月禁杀马，而绘蚕丛神像作马头。华夏周秦之俗如此，汉魏晋世亦当如此。故晋人传马头娘故事（崔豹、程雅皆晋人）。又有好事者别立马明王庙，祀马神，与之相并。至宋，宰相王钦若驳先蚕为天驷之说（详《宋史》本传）。朝廷乃命蚕神改塑翁媪持茧像，但称“先蚕”。废马头娘像。而马明王庙不废（今世称百马庙，蜀中处处有之）。汉魏塑马头娘与马明王皆有额上纵目，故常璩称氐类为“纵目人”。其实是因蚕丛神像（蚕神）有纵目，李冰父子像亦有纵目，遂谓“氐类”为纵目人种。在天文，天马与天驷同参宿，在儒生，遂谓“蚕与马同气”。在世俗，遂有马明王与马头娘同祀。都只缘去蚕丛世远，格于华夷，随意造神，失其本义。要该缘蚕丛为养蚕始祖之说所演变。亦犹“杜十姨嫁伍髭须”，任随世俗诞妄而已。(www.daowen.com)

至于石棺椁之制作，当取决于砂、页岩的有无。苟其地无层理匀密之砂岩、页岩，任何民族也不能作石棺椁。羌俗火葬，《墨子》《荀子》早有记载。今世羌支之顽强守旧者仍习于火葬。蚕丛与其他氐类，皆出于羌，故其分布地无坟墓，更何庸制棺椁？今世蜀人皆制木棺石椁。仅古代有制石棺与瓦棺者，亦有凿石为崖墓者，皆因四川盆地内多砂、页岩，易取石板，作石穴，因自然资源之便。其徙居于石灰岩地区，与古生代地层地区，虽资富有孝子，亦不可得而有。僰人多石棺者，僰人分布地多砂、页岩，遂世代养成风习。羌人居高草原无此石材，亦不易得木棺，故习于火葬。蚕丛氏阶段，岷江地区是否已有铁器与青铜器，大成问题。若仍仅有石器，则造木棺尚不可能，何得遂有石棺椁？以此知《华阳国志》“纵目人冢”之说，决不可取。而藏民所传之戈基人墓，乃可取。

戈基人，绝不可能是羌支民族或北来杂胡，而只能是汉置汶山郡后，徙入居住之汉民。汉民乃有棺椁之制，有石棺石椁之葬。岷江北部有砂、页岩，故能留此遗迹。其时间最早在后汉重开汶山郡。因后汉时墓葬多石工、碑、阙、石棺、崖墓所发现。下限可能至五代。因唐末至五代，此区民族战争最频繁，宋元以后就少见了，羌番与戈基人战争的故事可能由此产生。

“戈基人”的称谓，须从羌语中求意。杂谷脑藏民奉喇嘛教。其人大都是从康藏地区迁来的“西山八国”之裔，在羌族各支语言中，属康巴系。康巴呼头顶为果（戈音近），数目之首为几（基音近），是否“戈基”为统治阶级的民族之义？如有可能，则正是汉族入居此区者与吐蕃战争的故事，与汉族有石棺椁葬制符合。是则番言戈基人，盖指汉唐世居住到杂谷脑河区之华族蜀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