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璩《华阳国志》说他看到“司马相如、严君平、杨子云、阳城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八家作的《蜀王本纪》，折中取舍，“齐之国志，贯之一揆”（《自序》语）。颇似考究史料很审慎的。其《蜀志》说：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

他这一段文字，留下的问题很多。我准备陆续分析订正。先谈蚕丛称王的时间问题：

其所谓“周失纪纲”，应指幽王以后，即东周时期（公元前8世纪），距今约三千年。但是，殷墟甲骨文中，已经有家蚕的象形字了。《诗·豳风·七月》乃殷代农奴歌谣，已有“蚕月条桑”和“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箧，遵彼微行，爰求柔桑”等句。足见世传嫘祖教民养蚕之说虽不可靠，殷代的中原已经通行饲养家蚕了。然则，蚕丛氏岂能是东周时代的人？若说蚕丛氏的后裔有人称王，还说得过去。若说蚕丛氏的姓氏始祖（创造饲养家蚕成功者）是东周时期就说不过去。(www.daowen.com)

李白《蜀道难》诗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未知他是依据的何人之说。他把蚕丛、鱼凫合并为一个时代，显然错误，又把年代拉得太远。到底是文人之笔，不似史法谨严。若说蜀国开始于蜀山氏，上推到秦以前的四万多年，则是与社会发展的规律符合的。若就生物进化过程来说，则蜀与蚕是显然不同的两个阶段，时间性是不可混淆的。殷代的象形文字虽已有了蚕字，那也只是公元前1400年以后（盘庚迁殷以后）的字。纵然嫘祖已经教导中原人民养蚕了，那也只能早到距今五千年，距秦代两千多年。有些推算上古年代的纬书，如《春秋命历序》《遁甲开山图》之类，皆周、秦、汉世方士所造，汉、唐、宋世注经者（如郑玄）、说史者（如皇甫谧、罗泌）每引据之。李白所据可能即是纬书，并且又把氏族名称误为一个人名，又再把两个不同时的氏族混淆为一个时代的人了。我们过去的谈史者，犯了此病的很多，不可不辨。

蜀是象形兼会意字，其产生应距原始字时代不远。蚕是谐音兼会意字，笔画用得很多，按文字发展的规律说应该比蜀字的产生晚。两者相距的时间，也就是人们改变称呼的时间（称呼野蚕与家蚕不同的时间），可能有几百年以至一千多年。是故，只就蜀山氏与蚕丛氏的称呼来说，他们就是显然不同的两个时代。可以这样说：黄帝至夏代的蜀族祖先，皆当属于蜀山氏阶段。自殷中叶到周东迁，都属于蚕丛氏阶段。蜀族至蚕丛氏阶段才开始富庶、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