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羊　羊是最易捕获和最易驯养成功的动物。但中原文献并未见有驯养野羊的记载与传说。西藏虽亦没有驯养野羊的记载，但青藏高原的毛用羊种（绵羊）是双角卷曲的盘羊，与中华内地的伸角羊或无角羊种不同；而殷墟甲骨文的许多羊字都是双角盘曲，一对大眼的象形字，正是西羌羊种的形象，而不是内地羊种（咸羊）的形象。这就说明，羌族驯养野羊成功甚早，而中原的古代并未有过驯养野羊的工作，其所有的毛用羊种，只是从羌人地区传贸来的。并且这样习于高原气候的羊种，在中原养殖也未成功。大约秦汉以后中原人就改养自冀北引种的咸羊了。驯养绵羊的目的，是为了制御寒衣服。羌族驯养绵羊虽成功早，却没有剪毛的工具，所以习惯于穿羊皮（羌族剪毛纺织，是唐以来才开始有的）。中原虽很早就已有褐布（毛布为褐），却是从羌人购买羊的皮毛来剪毛纺织的。那种羊毛皮，称为“织皮”，见郑玄的《禹贡注》。这一事实也说明羌族养羊成功之早，说明中华古代的毛褐、羔裘，都是仰给于羌人的。

养牛　羌族最早驯养成功的是牦牛，是由西藏高原的野牛驯养成的。野牛力大凶猛，群行好斗，甚难捕获，也难驯养。但原始的羌人把它捕获了，驯养了。驯善到吃苦耐劳，百依百顺，与现代的马骡相似。这一奇迹，不经过一万年以至于几万年是不可能完成的。这种牛，羌语叫“雅”（gyag），只能生活在高寒的青藏高原上。中原亦曾引种过，但未能成功，只留下一个“”字。其字本以牙为声，后讹为“犛”。中原养牦牛虽不成，仍重其项毛与腿毛之长美，用为车马、戈矛、旌旗装饰，大量从羌中输入，造作旄、髳等字，而称其牛为牦牛。这也可说明古代的中原，有羌人华化的，重视牦牛而不能孳养，只好购入其毛。华族亦从而爱重之，是因原来遵从羌俗之验。

中原本来驯养成功的是黄牛，那是从塞北草原引种来的，也是羌支民族驯养成功的。《易·系辞》言黄帝“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大概黄帝时已经引种黄牛成功了，却不是驯养牦牛成功。若要说中原民族驯养野兽成功的，可能只有猫和狼犬^[9]，猫则至今还未全驯。也有养虎的记载（《庄子》与《列子》），但未成功。

养猛兽　这是驯养工作最难做的一部分。中原人养虎虽未成功，养虎方法的研究却是有成果的。若还继续养它几千年或几万年，也可能养得驯善。羌族人民驯养成功的獒犬，本是与狮虎相似的草原猛兽。这种驯养成功了的獒犬，曾经引种到中原，见于《尚书》^[10]。所谓“厥獒”，即如说：他们地方特有的獒犬。故太保之训曰，“犬马非其土性不畜”。这就说明，早在西周初年，羌族已经把那种草原最凶猛的野兽驯养了。但中原的周宣王，在已克殷的两百多年后还未把中原出产的猛兽老虎驯养^[11]。可见羌人进行驯养野兽的工作之早，可能比中原人要早几万年之久。

牲畜异种杂交　这在中原上古时，是毫无成绩的。牛就是牛，马就是马，同种才交配，优劣听其自然。羌人便不同，早就已经采用塞北的黄牛与羌地的牦牛交配，育成犏牛这个更优良的家畜来了。羌语把它叫作“犆”（近世藏语音转为卓，但有些地区牧民仍呼为犆）。这种牛，无论在乳量、肉味、毛质和运输性能各方面都比牦牛优越，但不能传种。虽亦能交配，所传的下一代则性劣能低，变得比牦牛不如，牧人照例屠杀不养。今世康青藏牧民仍具有如此育种技能。

《礼记》这部书里，记有许多犆字，全是祭享献牲的含义。它可说明秦汉之际，羌人冬季草枯时，把年齿近衰的过剩犏牛，驮运到内地来售卖，兑换农业区的商品回去。中原华人冬季祀祖，需要献牲和燕享，既不忍多杀自己的耕牛，恰好买到这些羌人出售的犏牛来代替。这种买卖，恐怕还不是周秦年代才有的，殷墟甲骨所记羌人贸易，动辄是牛若干牢，可能已有犏牛在内了。这可说明：至迟是周代，羌人已经有犏牛这样的异种杂交育成良种的方法了。

中原的华人也有用马与驴交配育成骡子这个优良役用家畜的方法，但可能不是华人自己创造的，而是秦汉之际开始从匈奴或东胡人那里学来的。因为这个“骡”字，秦汉时原写作“”，从“嬴”省，马声，从马字为义。它是匈奴地域的特产，汉时才大量作为商品输入中华的。见《盐铁论》。上古中华文籍并无此字（“蠃”字是古“螺”字。“螺”与“骡”都是隶变后的简写）。若骡子是华夏早有的，则造字就不会那样麻烦了。若果如此，则马驴杂交产生骡子的方法，也当是羌支民族在犏牛育成的启发下创造出来的了。这些事实都足以说明羌族在原始社会里其牧业文化之优越。(www.daowen.com)

耕种业发展情况 整个康青藏高原是不适于农业发展的，它只有百分之二三的河原台地可以种植麦类和蔬菜。按人类生活发展前进的规律来说，总必然是由渔猎生活进而养殖家畜，再由野饲家畜进入舍饲，由种植牧草进而种植谷物。当牧业文化发展到一定高度时，自然就会向粮食生产方向前进下去。羌族住区虽不利于发展农业，他们也不能乐于停滞在牧业经济的圈子里而不图前进，到了一定的时候，也能在草原边际的一些河谷地区，选些含养分比较多的牧草籽实，进行栽培选种，提高牲畜的营养。那里野麦比较多（主要是燕麦，至今还是遍地野生的），经栽培选种若干世代后，变成籽实壮重的稞麦了。今人把它叫作“青稞”，古代羌人把它叫作“来”。今天的藏族仍叫它作Nas，这是羌族培育成功的唯一的耐寒麦种，茎叶强劲，颖谷厚，能耐霜冻；籽实与颖谷分离（不似大麦那样相粘附），色黑或青绿；麸皮厚，磨粉色黑（不似小麦粉白）。中原、漠北、西域、中亚、北欧、中欧都引种它，普遍栽培于小麦生长困难的寒冷地区，也仍是呼为“来”音（字写作Rye。即黑麦，是做黑面包的材料）。欧洲的小麦种，是否由这种黑麦改变而成，难定。中原的各个麦种，都是由这种来麦演变的，则有文字演变的证据。我国最早并无“麦”字，只有“来”字，写的形象似麦穗。《诗·周颂·思文》是周王祭祀后稷（弃）的诗，其中有“贻我来牟，帝命作育”两句。所有经师们的解释，一致认为后稷受天帝赐给的麦种叫来和牟，把它解为大麦和小麦。我的解释不同，载在《周诗新诠》和《羌族源流探索》两种专著里。这里撮要提出几个要点的补充：

来与牟，是羌族先祖培育成功的两种农作物的本称。来，就是青稞。牟，可能就是圆根萝卜，今天藏民叫作“油玛”，古代的羌民可能就叫它“牟”。它不是麦类。若还是麦类，译音造字就不会与来字迥别。“来”字是象麦穗之形，用羌语之音。“牟”字则上象圆根之形，下加“牛”字以象其声。这种特别耐寒的根菜，引种入中原后，逐步转变为萝卜。

来、牟引种到中原，在后稷之时，可依此诗确定，但中原在上古年代曾经有两个后稷。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说：“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所谓烈山氏，即炎帝神农氏。柱，是中原最早发明农耕的人，故自黄帝到夏王朝都奉为后土、社稷、田正之神来祭祀。弃是尧时的农师。《尚书·舜典》：“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这个后稷是周人的祖先，也是商周两代奉祀的后土、社稷、田正之神。均可称为后稷。《周诗·大雅·生民》也是祭祀“后稷”的诗，凡八章，七十二句，称颂祖德甚详。《周颂·思文》则只有一章八句，仅当《生民》的九分之一。这都还可以说是乐章体例不同，不是分别用于祭祀两个后稷。值得注意的是《生民》诗中，举有荏菽、禾、麻、麦、瓜、瓞和黄茂、秬、秠、糜、芑等当时农作物的名称很多，是农业已经进一步发展了的写照；而《思文》篇则只提出来、牟两种从外来。而且把麦类只称为“来”，用羌人本语；《生民》则不作来而作麦字。麦字从来，显然是指的大小二麦而不是指的青稞。按文字发展的规律来说，“麦”字从“来”，便当是因“来”字演化为新种后所造的名称字。即是说来（青稞）为引种时原种，麦为中原栽培青稞后育成的新种。新种更能适应中原的风土和人的口味，一般人便不乐于再种青稞而只种大小麦，于是“麦”字通行，“来”字只用为外来之义了。若这样推断是合理的，则可定《思文》所祀的后稷，是祀烈山氏柱，即后土之神。《生民》所祀的才是周的始祖弃。诗语各指一人。柱是引种来、牟入中原栽培的，后来发展为大、小麦和萝卜。弃是推动中原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农师，其时二麦已经育种成功，通行“麦”字，“来”字已退到只作“行来之来”解了（用许慎《说文》语）。

这样考据，对判断羌族与华族农业发展时间先后很有关系。若《思文》是祀周弃的诗，则是中原农业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后才从羌地引进麦种来。若还是祀烈山柱，即神农氏，则是中原农业发轫之始，已经引种到羌域的两个作物品种。即是说羌族开展粮食生产起码也比中原早几百年以至千余年。《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治五气，艺五种”。即是说：他研究五方风土之宜而引进其农作之种。五种，即五方的谷物品种，亦即后世“五谷”的取义。汉儒的解释是南方为稻，西方为麦，中央为粟与麻，北方为黍，东方为菽。果如此说，则黄帝时已有西来的麦种了。这也是与周弃引种“来牟”之说不合，而只能是烈山柱引进“来”作为育种才合适。

这里所举的羊、牦牛、犏牛、獒犬四种家畜，和来、牟两种农作物的育成，不过用比较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来说明上古时代羌族生产的发展情况，来说明羌族在原始社会里的文化程度是高过中原华族的。只可惜他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不能像中原农业文化那样发展迅速。相形之下，逐步落后，遂分离成华族与羌族的畛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