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喜廷

最近我读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内有赵绍武先生撰写的《我在东北军的经历和见闻》的回忆录。这篇回忆录总的说来写得很好，大部分是可信的亲身经历，把张氏父子统治东三省的一些主要事迹作了简略叙述，特别是写出了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特点：依附、利用、矛盾等情况。但该文前半部，特别第一题：“张作霖受招抚经过”一段，由于作者那时也是年轻人，并非亲身经历，而是听闻，难免与史实不符。为了与史实更接近，有必要予以订正：

张作霖系奉天省海城县驾掌寺村人，而不是台安镇人。台安镇就是现在的台安县城，台安与海城是两个县。台安镇早年叫八角台，张作霖办团练驻过这个地方，是他发迹地。赵先生以此误认为张作霖是台安镇人，是不对的。

张作霖正式投降清朝新民府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即公元一九〇二年十一月间，那时张作霖年龄二十八岁。据档案记载，张作霖被招抚后，点编委员是游击总巡李鸿亮和把总赵文清。赵先生的父亲赵尊吾，是否就是赵文清，文献和历史档案查不出来，只好请教赵绍武先生了（赵绍武的父亲原名赵佐卿，后经奉天将军增祺为其改名文清，尊吾是他的号。——编者注）

赵文说他父亲被盛京将军提为“都司”衔，头戴蓝顶花翎的小官。按清朝武官制，“都司”相当营管带官以上职务，地方将军无权授给，必须由清廷军机处批示。赵先生的说法可能有误。

赵文讲到张作霖捕杀杜立山时说：“杜泮林乃杜立山的本家叔父。”据历史资料所载，杜泮林是黑山县四间房人，清朝拔贡出身，而杜立山是辽中县青麻坎村人，他们不是一县人。虽然都姓杜，但不是一家人。因杜泮林在官匪中有一些“名气”，杜立山在投入绿林后，拜认杜泮林为同宗叔父，两个人关系和交谊是很密切的。张作霖在中安堡搞保险队时，也曾拜认过杜泮林为义父，后来张作霖正是利用这个关系把杜立山骗到新民府擒杀的。杜立山被杀，不是张景惠“设计将杜骗出，猝然杀之”，而是张作霖派张景惠持杜泮林给杜立山的信，把杜立山骗到新民府，在宴会上擒捉，当天晚上经新民府知府沈金鉴审明正法的，时间在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这段史实在徐世昌主编的《东三省政略》一书有较详的记载。

关于张作霖打跑海沙子一段记述，与史实不符。据历史档案和《张大元帅哀挽录》记载，擒杀海沙子是在张作霖还没投降时所为。海沙子系辽西积年巨匪，本名阎海川，锦西一带人，不是蒙族，当然不能称为“蒙匪”。海沙子一九〇二年九月初二日（阴历），在广宁县（今北镇）高平镇，被“张作霖亲自击毙”。由于张作霖协助官军剿匪有功，得到盛京将军“嘉奖”，不久命令新民府知府增韫就地招抚，编为地方巡防营，初委为营帮带，旋升为营管带。赵文说：“在郑家屯车站，张以大炮向海沙子阵地猛轰，忽有一枚炮弹，恰恰命中海的炮膛，海沙子大惊，认为张发炮之准，必有神助，乃率部向陶（洮）安（南）府退去。”这不可信。那时海沙子匪股没有炮，而且从史料考查来看，海沙子未到过郑家屯车站。(www.daowen.com)

关于张作霖队伍发炮三中对方炮膛里之说，我曾在辽宁省政协见到一篇回忆录，写了这样一件偶然的巧事。这篇回忆录是记述张作霖追剿蒙匪陶克陶的事，一九〇九年张作霖率军尾追陶匪于索伦山口时，互相炮战，张军发炮击中了陶匪炮膛，炮炸毁而陶匪自溃败，张作霖获胜。赵先生有可能把上述这一传闻写到张作霖围剿海沙子一事上了。

张作霖在捕杀杜立山后，不久奉命率部移师康平、郑家屯一带驻防。一九〇八年六月张作霖又奉命征讨蒙匪陶克陶、牙仟、白音太来等，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历程，到一九〇九年冬把陶匪驱逐大兴安岭以后，才算平息这次叛乱。因张作霖平叛有功，清廷特赏加副将衔，队伍扩编，马队五营，步队四营，计九营，任前路统领官，移师洮南府。洮南不是“陶安”，东北无此地名，这二字是完全错了。

张作霖兼中路巡防营统领官时，是在一九一一年武昌辛亥革命爆发后，他乘革命党活动的机会，率军进入奉天，帮助总督赵尔巽镇压革命党。因效忠清廷，深得赵总督的信任，把驻奉天城和近郊的中路巡防营队也拨归张作霖，从此他兼有中路统领官。而赵尔巽把原来认为不可靠的中路统领官金道坚调离。赵先生说一九〇六年张作霖兼中路统领是不对的。在《张大元帅哀挽录》和《张大元帅家庙碑记》，都有记载。

赵先生文中说：“一九〇四年日俄战后，……由张锡銮任处长……张作霖被调升前路巡防营统领。”这段行文很不妥。一九〇四年是日俄战争发生的一年，而不应该说是“战后”。张锡銮担任的职务是“奉天巡防营务处总办”，不是处长。“处长”一名还是民国以后兴起的名称。日俄战争后一九〇六年，奉天设巡防营务处，把地方军编成中、前、左、右、后五路巡防营。张作霖升左路巡防营统带，下辖马步五营。捕杀杜立山后，晋升为统领，后率军进驻辽源（今郑家屯），镇压蒙匪陶克陶后升为前路统领，扩编九营。辛亥革命后张作霖兼中路巡防营统领，中前两路合起来共十三营，马兵七营，步兵六营。见《黑山县志》。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