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五岁时开始记事、学艺演唱，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三十年过去了。前面叙述的，就是我那三十年屈辱的悲惨的历史！

不管我怎样唱出了名，霓虹灯管上“小彩舞”三个字闪烁着高照于夜空，但丝毫改变不了我受侮辱、被损害的现实。

旧社会里，我们女艺人，不论成名、不成名，都毫无地位，不受尊重。区别只在于没有名气的生活更艰难。

回忆前尘往事，我眼前一幕一幕展开的就是旧社会把我们不当人的幢幢魔影！回忆过去，我耳际仿佛回旋着郭兰英的那首歌子：“……井底下压着咱们的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

解放了，这沉重的一页，终究翻过去了！

解放了，从一九四九年到现在，又已经过去了三十年。

截然不同的两个三十年！

今年我已经六十七岁了，观众从舞台从电视屏幕上都可以看到，我已是满头银丝的白发老人，我仍在坚持演出，不是为了赚包银餬口（退休制度对老人的晚年生活早有保障了），而是我意识到，作为一个演员，演出是我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的特定方式，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谢绝舞台，能唱不唱，我自觉问心有愧，无以对爱护我的观众。我还担任了教学工作，悉心培育曲艺界新的一代，再不担心“艺”传给别人，砸自己饭碗了！

回顾解放后这三十年的经历，我十分清楚地感受到毛主席在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的实在意义。我，从旧社会一个卑微的女演员，成为新社会受人尊敬的文艺工作者了。我十分清楚地感受到，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我的生活逐渐充实与丰满起来，我不仅在艺术上也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生。

新生，这两个字就洋溢着欢乐与幸福，只是，从黑暗到光明，从旧到新，也不能设想，它就是一条毫无曲折险阻的坦途。在改造过程中，我曾经历过痛苦的不眠之夜，在十年浩劫中，我住过牛棚，被迫离开舞台。但是，总结对比这前后两个三十年，我就不禁要重复我在各个场合都要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新社会好，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

刚解放时，我并没有这个认识。

一九五〇年春节时，天津小梨园派人接我回津，正月初二日我就又在天津登台演出。唱的都是我多年来“拿手”的老段子，台下也不乏热爱曲艺的新、老观众。这解放了的舞台，台上与台下，演员与观众，关系究竟起了什么根本的变化？三十年来我拜师学艺，凭本事，凭艺术挣碗饭吃的生活道路，保持住这些年来在歌坛舞台上赢得的声誉，是否就是我生活的最终理想？在当时对这些问题，我都没往细里想过，一句话，我对共产党不认识。我这个在旧社会备受凌辱的女艺人，对新社会还真有个不适应的过程，解放了，我却没有从思想上解放我自己。

闯荡多年，我总算走红以后，用不着我以名角自居，就不乏人对我捧场。讲究个排场，讲究吃喝穿戴，追求享受，似乎是理所当然。人生无非是追名逐利，玩玩乐乐，旧社会对艺人的种种腐蚀污染，久而久之，我逐渐习以为常。于是，我不愿学习，不愿开会，对新段子看不上眼，不愿唱。我推托说我从三轮车上摔过三次（这是真的），脑子坏了，记不住新词（这是夸大）。从不得不听的报告里，知道我们这些旧艺人已经有了文艺工作者这个新的称号，曲艺从茶余酒后供达官贵人消闲取乐，转变成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演出，成为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娱活动，或者如有人形容的，是文艺上的轻骑兵。如何适应这一转变，我没有思想准备。但形势在发展，我不能停留不前。

一九五一年，天津市曲艺工作团成立，我们成为从国家领取工薪的演员，再不必撂地献艺，闯码头，赶场子，为衣食奔走。再不必害怕朝不保夕，为晚年犯愁了。

曲艺团里，开始创作新节目，排练一些新段子，大家努力要演出歌唱新社会、歌唱共产党、反映我们这个新时代风貌的曲艺新篇。领导上让我唱新词，我唱了，但那是旧瓶子装新酒，换汤不换药，唱腔、动作、感情都是旧的。开始我唱《邱少云》段子，照老段子《林冲发配》表现英雄人物，表现现代人物气质不象，群众听着不对劲，自己也别扭。一九五二年全国曲艺会演，天津排了曲剧《新事新办》，这个节目获奖了，天津曲艺界很多演员参加演出，也派了我一个角色，演剧中的妇女主任，我一上场戏就快结束了，我自己当时认为派给我演的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演是演了，心里可老大的不乐意。那时我的名利思想还严重着呢！

曲艺新生了，旧意识，旧习惯，名利思想，却还坠着我迟迟不前。

一九五三年，我参加了抗美援朝慰问团赴朝鲜演出，四个月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我亲眼看到了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我看到了世界上原来还有另一种人，他们是普通的兵，平凡的战士，然而是高贵的人。他们出生入死，舍死忘生，生的有意义，死的有价值。他们的事迹应该广泛传颂，应该传之于子子孙孙，万世千秋，我从心里涌现出要歌颂这些人民英雄的强烈愿望。于是，我开始有些理解“文艺工作者”这个称号的含义了。我们的慰问演出，鼓舞了士气，一个短短的新编的歌唱志愿军真人真事的段子所引起的共鸣，使我深受教育与感动。我要表现他们，就要理解他们，就要和他们有共同的爱与憎，于是，文艺为工农兵这句话对我来说，不再是那么抽象，不知从何着手了。从一件小事也可以说明些问题。早先我上场演出，脸上总是冷冰冰的，以此表示正派、严肃，从旧社会一直保持这种台风。可是在朝鲜慰问亲人，再这么板着脸出场就不对了，出场总要向志愿军致意，表示亲切慰问。到回国后再演出，大家反映骆玉笙出场给人印象与过去不一样了，我和台下的广大观众，开始感到心气相通了。

四个月朝鲜战场上的锻炼，使我这个受过旧社会侵蚀损害的旧艺人身心耳目为之一新，我后来愈来愈深刻地体会到，这是党和人民给我机会，促使我朝着为工农兵演出的正确方向前进。

朝鲜战场归来后回国汇报演出，我还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以后在全国文艺会演和开全国政协会议等场合，我还多次见到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记得在一次纪念曹雪芹的“红楼专场”演出之后，周总理在散场后接见了大伙，对于演唱中好的地方和不足之处，总理还一一指出，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幸福之感。(www.daowen.com)

一九五四年一月三十一日，我和赵魁英同志结了婚，建立起我们的家庭。他是去过延安从解放区来的老同志，从政治从思想上提高我的认识，给了我不少帮助，也促进了我们的感情。夫妻儿女，有个温暖的家，是老百姓通常认为的终身大事，但人们这种正常生活，就我过去来说，也是求之难得的。我不满二十岁时嫁过人，没有过上美满的生活就破裂了，我生下一个男孩，成为我这一段生活留给我的惟一慰籍，我把他抚养教育成人。旧社会对女艺人的压迫与歧视，使我不敢再企求重建家庭，寻求归宿。

而在新社会，我有了自己的家。这些年来，我们共同生活，互相照顾，互相尊重，使我在多年的孤身挣扎，到处飘泊之后，生活趋于安定，我感到了温暖与幸福。

我可以心无覊绊地致力于我深深喜爱的曲艺事业。

我已经初步懂得曲艺事业要发展，必须面向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必须与新社会相适应，必须勇于创新，但懂得要走新路，并不等于会走新路，深入于工农兵群众之中，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党对曲艺事业是大力扶植，对我们老艺人是关怀备至的，党指引和领导着我们探索体现大方向——文艺为工农兵的正确途径。其间，我下过农村，去过油田体验生活，搞了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走过一些弯路，闹了不少笑话，弄出些口号式的质量不高的新唱段，唱唱就没人爱听了，难以成为保留节目。但是，党和群众对我编写新曲，创造新腔的努力首先还是给予了肯定与支持，帮助我不断总结提高，继续探索。

曲艺是需要创新改革的，我坚信不移。

在解放前，我根据所学的“刘派”以及“少白派”并结合“白派”等艺术特点，尽量博采众家之长，在自己演唱上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些独特的风格，得到了群众的接受与承认。但今天，为了表现新的英雄人物及新人、新风貌、就必须有所突破、创造。不论是在音乐曲调上，还是表演上，都应进行改造，才能适应。我曾与马连良先生谈过戏曲改革事，马连良说我们设计新腔，受打击，应坚持，应该听党的，推陈出新。这些话对我很有启发，认识到改革要在内、外行中受检验。在戏改中，有创新，有借鉴，有改革，但不能忽视传统，不能改得面目全非。设计的新腔，借鉴别的剧种腔调，用于大鼓，加上过门改过来，总得让听众觉得是在听大鼓，唱腔的高低抑扬，抒情还是激昂，要适合内容，作到口唱、心唱、唱声、唱情的统一，轻重、憎爱都要表现出来，生活体验、艺术素养都不能忽视。这些说来简单，但也是逐渐摸索出来的。

从五十年代起，我陆续演唱了《英雄黄继光》、《邱少云》、《珠峰红旗》、《卧薪尝胆》、《飞夺泸定桥》、《韩英见娘》、《长征》、《正气歌》、《光荣的航行》、《黎明的战歌》等许多新段子。反映战斗生活的，部队很爱听，效果不错。与此同时，也对一些传统节目继续进行整理提高，不少新、老段子灌制了唱片、录音，长春电影制片厂还为《剑阁闻铃》等段子作了录象拍片。

而这一切都由于中国人民遭遇的一场大灾难——十年浩劫的降临而中止了，停顿了！我这样的人自然难免受冲击、被批判、住牛棚，我们的曲艺队伍也被砍掉，演员下放，我也被赶下了舞台。当时执行江青那一套，比法西斯还法西斯，自己也起过自杀的念头，可是又常听某某“畏罪自杀”，我自信还没有枪毙的罪过，何必落个“畏罪”的名呢！再则想着刘少奇同志、彭老总，贺老总那么多好领导、好同志受那么大罪，我自己就微不足道了。

一九六九年我五十五岁，和大家一起背着行李走六十里下乡去宝坻。那时雨水浇在身上，也忘了累，也忘了冷了。房东老乡知道我的艺名，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要保重身体，使我深受感动，自己想着有什么困难也能克服，下地劳动什么活都干，也能挑水、割麦子了。后来工宣队让我帮助青年演员练功，曲艺演员要求高音亮，低音厚，音色美，音域还要宽，我就首先带他们早起喊嗓。在农村住老乡家，居住分散，每天天不亮时我就到各家挨个喊。一九七一年让我回市内招学生，抓教学，从那年起连续几年让我招了五、六批学员。我没有教学经验，只能自己摸索，自编自找教材，去向兄弟单位学习，每天一早，不论下大雪三九天，我还是坚持天天早来带领学员喊嗓子，有时下雪路滑，就让孩子送我上班，我也常常是公共汽车第一班的乘客。由于带着学员练，自己虽然还未能参加演出，嗓音也恢复了，教念，教唱都是先自己练习，总结一点，教一点，考虑如何讲得明白，这些困难都能动脑子解决，最难受的是学员们也受了当时极左思潮影响，看我是被批判的典型，对我不服，看不上我，说我尽放毒。让学员练唱，说嗓子疼，有的唱一会儿，就说累了，说深说浅都不行。青年不好好学，学不好，老艺人无法教，教不好，曲艺事业也濒临凋零、灭绝的境地！

春回大地。在党中央、华主席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又重返舞台，在一个工厂里演出。当时剧场气氛热烈极了，我重新拿起鼓板，真是百感交集。演出后我们临走时，工人同志们夹道欢送，一位老工人拉着我的手说：“不是粉碎四人帮，哪会听到你的演唱啊！”听到这话，我的眼泪顿时就下来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政策也逐渐落实，党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也给了我第二次艺术生命。我非常珍惜为工农兵演出的机会。我已年近古稀，要抓紧有限时间，争取多演出，为曲艺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点微薄力量。几年以来，我们团在本市和去外地演出，每次我都演出节目，一九七九年一年共演出一百三十二场，一九八〇年我们团数次北上南下演出，每次我都随团前往，团里有人说我是铁老太太，领导上为照顾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规定可以不坐班，但是，我决心不倚老卖老，我照常演出，照常上班，决心非到嗓子哑得一字不出才谢绝舞台。团里和局领导让我以教学为主，我也就必须以身作则带学员，带出一、两批第二代，使曲艺事业后继有人。我有多大力量使出多大力量，把自己的艺术传给青年。大家现在从舞台上看到的陆倚琴、刘春爱两个中青年演员，她们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当然，她们本人的努力还是主要的。青年男京韵大鼓演员赵同光最近也被我们争取归了队，他也是个很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

一九七九年我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员，实现了我解放以来多年的心愿。虽然我从年龄和舞台经历来看，可以算是个老演员了，但从入党来看，我还是个很年轻的新党员，这将是我一个新的起点，和大家一起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在新的长征途上，不断前进。

（刘行宜、李光整理，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记骆玉笙二三事（之二）

一九七八年春，有一天骆玉笙同志接到了一个通知，有一位美籍教授要求会见她。教授姓赵，是美籍华人，现任哈佛大学中文教授，是一位潇洒、爽快、朴素，五十多岁的老太太。见面后，教授以尊敬的口吻说：“我是慕名而来，借探亲之机，特向您求教。我虽然生恬和工作在美国，但我是您的知音者和崇拜者。多年以前，我在美国曾得到您的一张唱片，是您年轻时录制的京韵大鼓《风雨归舟》，我非常喜爱，我自己学会了，还教给了我的学生。您今天能不能再为我唱一次《风雨归舟》？”在教授的诚挚要求下，玉笙同志认真地唱了一遍《风雨归舟》，教授听后大加赞扬，并说：“您今天唱的和过去相比有很大变化，您的艺术更纯熟了，吐字更清楚了，唱的更有气魄了。”接着教授又要求介绍演唱及吐字发声的经验，玉笙同志就讲述了出字归音的道理、五音的部位和唱高音时真假嗓音结合的运用法，教授听了非常满意。最后合影留念。

孟　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