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一直称为故都的古城，一直到一九三九年我才有机会一游，对于从小生活在十里洋场上海的我，确实是备觉清新。

北京的黑社会势力，较之天津、上海，总还差些，相对来说，还能有时间、有机会与同行前辈们切磋艺术，互相研究。

一九三九年，我虽然只去了两个月北京，但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得到了很多、很好的教益。当时我在哈尔飞戏院演出（在西单原旧刑部街，兴建北京民族文化宫时，这一带都拆除了），这个剧场，记得是刚开市不久，就约我去了。

也许，由于当初在南京，曾有人听过我颇不成样子的二黄大鼓，也许，由于在天津演唱京韵上一些初步的摸索，传到北京某些观众的耳朵里，两个月上座是空前的，首次受到了故都老观众的好评。

我当时每天都演日夜两场，出人意外地的是梨园界很多老前辈们都赶来聆听，象言菊朋、高静安（言夫人）、言少朋、言慧珠全家就是经常坐在第一排桌子的（当时系茶园性质，有桌子可喝茶）。另外，余叔岩、李少春（就是在这年，他拜余叔岩为师）、杨宝森、高庆奎、谭小培、谭富英都是每场必到，孟小冬看到我这个当年的“小老生”，现在已经是京韵一帜了，经常向同行们介绍当年在武汉合作的趣事。(www.daowen.com)

哈尔飞的那两个月，几乎成为北京梨园界的聚会处了。散场之后，这些先辈们云集后台，给我指出优缺点，还提出积极的建议，这种提掖后进的精神，至今仍感受惠不少。另外象李玉茹、侯玉兰、吴素秋、高玉倩、赵曼云等，也都订为手帕之交，过从很密。以后遇到彼此演出重新聚首时，备觉亲热。

记得我在演唱《击鼓骂曹》时，中间有一段击鼓，这本是白凤鸣经常演出的拿手段子，我从一九三八年起，在白先生演法的基础上，开始改用大鼓，双手用鼓槌。当乐队（加京胡）拉起《夜深沉》曲牌，我开始击鼓时，真可以说是班门弄斧，而正是这些京剧界前辈们，给我以鼓励赞许。

去京演出时，韩永禄休息了一个阶段，改请了三弦名手刘文有、四胡钟吉瑞、琵琶李墨生与我合作。他们都对我帮助很大，以后曾长期共事合作多年，配合娴熟默契，对设计新腔，革新旧曲，也都和我共同探讨研究。他们也各自带出一些徒弟，如刘文有的徒弟张子修，后来也给我伴奏。

当年在故都的两月演出，在这些位名重一时的京剧界前辈的鼓励中，使我更鼓足勇气，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