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到了上海。
当时在上海大马路南新世界,正有小黑姑娘、白云鹏演出小黑姑娘这时正红极一时,年轻漂亮,不少有钱的人捧她,吃住、穿、戴在曲艺界是头一份。戴的珠宝翠钻,穿的绫罗绸缎,一日之中早晚不重复。她的艺术虽然比不上白云鹏,但白云鹏却唱不过她。小黑姑娘一进书场,众目所视,有人形容说观众象喝了迷魂汤一样,谁和她同台唱谁倒霉。小黑姑娘每天唱完回家,总有十几人跟着,显得十分风光,有派头,有声势,只是她的艺术生命并不久长,不久就让人弄走了,按照旧文人墨客说法,就是“千金买笑,金屋养娇”。她以后虽然东山再出,但又再度被人量珠买去,数出数嫁,人老色衰,每况愈下,艺术生命也随之黯然无光。在旧社会中,女艺人遭受玩弄摧残,类似小黑姑娘的,比比皆是。正是明知不是路,却由不得你不走!
我们当年到上海后的处境,却使我们完全没有心思为别人的命运哀叹。父亲赋闲,挣的钱赔净了,首饰卖光,生活无着落,南京夫子庙约父亲去。一九二六年底,我又随父亲来到了北伐前夕的南京。
当时南京,正由孙传芳盘踞着,在夫子庙、秦淮河一带,达官显宦、军阀政客们,整天在那里寻欢作乐,艺人们则过着屈辱的生活,就象秦淮河水一样,任你东流西荡,也永远排除不了恶臭、污浊!
当时我们住在夫子庙状元境状元旅馆里。那阵儿是在“奇芳阁”茶楼里演出,每天下午也在其他茶楼里演出,我仍然是唱二黄,父亲变戏法演双簧,我清唱,从下午两点到五、六点钟,晚上戒严就不能演出了。
国民党蒋介石统治南京后,宵禁解除了,当时号称禁烟、禁赌、禁娼,但对于那些新旧军阀、南北政客们则完全例外。每当华灯初上的时候,这些蛆虫们蜂涌而来,麕集在秦淮河畔八条窄窄的街道上。酒馆、烟馆、茶馆里,到处是他们在耀武扬威,追欢买笑,欺凌艺人,侮辱我们的姐妹。
在茶楼里,这些贵客们争抢着点戏,一掷千金,当然绝不仅是为了听你的演唱。捧场的点戏,点谁什么戏谁就唱什么,散场后,演员得到这些贵客面前道谢,然后就是陪酒、伴宴……。旧社会的女演员们就是在养母、官僚、地痞的打骂与凌辱中,噙着眼泪,打发日子。
我随养父去南京后,养父和养母散了,两人争孩子。我养父认为自己有一技之长,不愁挣不来饭吃,因而同意我归养母,他们两人散摊前,我养父受人陷害,说他是共产党,把他抓去审问,这是我头一次听到共产党三个字,那时不明白什么是共产党,说来凑巧,问案的官看我父亲面熟,原来经常在军阀办堂会时看过父亲演出,认识他,就问:“你不是变戏法的骆采武吗?”就这么给放了。在汉口时,在新世界大空地前看过人头挂在电线杆上示众,一九二七年住南京东牌楼时,记得人山人海看出红差枪毙人。有一次印象最深,二十辆黄包车上绑的都是十几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说是都是共产党,在雨花台枪毙。那年月这种事可多了,小时候不懂,只知道害怕。(www.daowen.com)
我归养母以后,每天仍是登台演出,给她挣钱,回到家里,有时捧角的也到家来。大小官僚恶棍们,或躺在烟榻上,或打起麻将来,养母则是低三下四,周旋其间。从她的观点来看,这才是生财之道。象当时的靳云鹗、袁克桓(袁世凯之六子)。都是她最欢迎的“上宾”,不敢稍有怠慢得罪,否则挣不来钱,生活无着。一些不堪凌辱的姊妹们,投河跳井之事时有所闻。有的姊妹们被买走作小,未几又被转卖回来,人象个商品一样转来转去。我每天面对着这些狰狞的野兽,面对着荒淫与无耻,嚥着辛酸的眼泪登台演唱,曾几次想自尽。就这样,从十二岁长到十八岁,屈辱地生活着。这时,我改名为小彩舞。
我有个天真的想法,只要有了“艺”,就能有饭吃,就能生活下去,我贪婪地多方面地吸收艺术营养,学习其他艺人的演唱。我每天结束自己的演出之后,必到各处听唱,细心揣摩,用心记住,因而在曲艺界就风传着我是有名的好“偷艺”的。在南京这些年里,我在清唱之外,有时给人配戏,那时化五、六毛钱买了一把胡琴,在家拉过门,工尺谱不会,自己哼着拉,还和我妹妹骆彩云唱对儿戏,妹妹唱青衣,我唱老生。妹妹也是我养母买的养女,是河南人,那时去髦儿戏班,后来不知下落了。那时开戏“打通儿”,我早早就去,场面我也都会,有时帮助打场面,通过多方面地学习、实践、积累,更加深了我对学艺的信心与爱好。
我在十七岁时(一九三一年),开始改唱二黄大鼓(即在京韵大鼓里加有二黄的唱段,如今天的《连环计》、《子期听琴》就是)。这些年,我从刘宝全、白云鹏、白凤鸣等人演唱中不断汲取了很多的养料,所以我在改工唱二黄大鼓时,没费什么力就演出了。
当时我从岚云的父亲学《钓金龟》、《子期听琴》、《连环计》。王双凤的父亲王竹山,也是变戏法的,我也从王双凤学。还专门赶场听白云鹏、白凤鸣、荣剑尘、冯志斌、金万昌的演唱,爱好的段子听了就会。但那时艺人常留一手,自己的绝活教了别人,自己就没饭了。有一次学刘宝全的冯志斌唱《长坂坡》,看见我去了,为我把词忘了。刘宝全听说我在场下听,他演唱时就故意加了好多嘎调,对付我的“偷艺”。因而一般说来,偷学的怎么也不如正式拜师的。后来韩永禄(原刘宝全的琴师)及其两个弟子杨筱舫、李艳香来南京演出,我就正式拜师,这才算归入京韵这一行来。
十九岁时,我的养父养母先后故去了,我把他们的丧事料理完毕,也就分文皆无了。孑然一身,举目无亲。但我相信,凭着我的艺术,可以挣碗饭吃,但茶楼老板不聘用我。就这样,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女孩子,在人生道路上,开始了艰难的挣扎和飘泊。
这是我艺术生活的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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