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时候，随父亲到了军阀割据的重镇——汉口。

一九一九年的汉口，人民的生活是极其动荡的。军阀混战，此来彼往，今天孙传芳，明天就换了吴佩孚，几天换一个“军头儿”。上了年岁的人，还能回忆起那个时代的情景，开始是：关城门，戒严，紧接着店铺歇业，艺人们也就没饭吃了！但，要不了多少时候，枪炮声大作，另一位“将军”打进来了，于是兵匪满街，鞭炮齐鸣，店铺开业，恢复游艺，艺人们还得为这些“内战有功”的“将军”们，去慰劳、庆功、唱堂会……。如此的循环往复，真是“高杆旗常换，城门开又关！”漂泊的艺人们，就在这种动荡政局的夹缝中，讨生活，找饭吃。

汉口时期，我们在当时的民众乐园（位于新市场）和老圃花园演出。班子不是固定的，演员的流动性也较大，但都是从京津两地约来的名角。这时我才开始在后台、在侧台接触到正式的曲艺演出，在老圃花园头一次听到刘宝全的京韵大鼓，还看到了白云鹏、金万昌、林红玉、徐狗子、英姑娘……等等老演员们的精湛表演。我父亲仍继续他的老行当，变戏法和姚文斌一起演双簧，我唱二黄，姚文斌给我操琴。就在这些位名噪一时的老前辈中，我受到了多方面的艺术薰陶，这对我以后转攻曲艺，有很重要的关系。

九岁那年，为我延师学艺，开始从苏焕亭（绰号苏小辫）学京戏。他本人是唱老旦和三花脸的，在约五年期间我学会了四、五十出京戏。三“斩”一“碰”，《硃砂痣》带认子等，都是老生的重头戏，我全本学会，每天到老师家去背词、练唱、吊嗓、练功。文化也是从看戏词学起的，看字不会就问。由于我自幼即生长在后台，耳薰目染，许多剧种许多曲调都接触过，所以学习起来师父很省力，一点就透，自己学什么会什么。还经常披上特制的小蟒袍，或是小官衣，粉墨登场，彩唱京戏，有时还反串，就这么着取得了一些舞台经验。我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怵台”、害怕和紧张。

这时候，我也爱上了京韵大鼓这一艺术形式，于是就在母亲的支持促使下，开了蒙，从杨浩亭（北京京韵大鼓演员杨曼华之父，已于一九七八年在天津病故）学了两个京韵小段：《层层见喜》和《昭君出塞》。(www.daowen.com)

一九二一年，在汉口怡园（大智门附近的美商大舞台）陆续约请了孟小冬、恩晓峰、筱兰英演出，还有名坤角王克琴、筱月红、小湘红，有唱京剧的，有唱梆子的，我天天看他们的戏。那时还时兴在临别纪念演出时，赠送这些坤角的便装照相以招徕观众。老圃花园还演髦儿戏，全是女孩扮演，这都是为标新立异，吸引观众。当时，名须生孟小冬演出了一出新编京戏《宣统招亲》，轰动了当时的武汉三镇，屡演数月不衰，特别是当剧中人皇后（白牡丹饰）乘着花轿，从观众席里抬到舞台上时，剧场气氛异常热烈。皇后下了轿，有个庆贺大婚的场面，宣统、皇后、文武百官，集中舞台一侧；在舞台另一侧，临时搭了个小舞台，我扮上装，由检场人举到小台上，摇着翎毛扇唱《空城计》，我个子小上城楼上不去，也是由检场的给抱上去。这台上搭台，戏中串戏，不仅当时台上、台下为之叫绝，包括孟小冬在内，十几年后我再度见到她时，还对我当时的演唱表示了赞许。

八年的汉口生活，可以说是我舞台生活的第一阶段，虽然离开武汉时才仅十二岁，但是当年那个“小怪物”，已经学习了几十出戏，不但能唱能演，而且文武场（指京剧的伴奏乐队），除了司鼓外，什么都敢摸摸，拉弦子，敲锣，缺人手时，我都能顶着上。

八年的艺术薰陶，听了大量的曲艺名演员的演唱，这一切，都为我以后的学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般地说，各艺术形式都有其共通性，所谓“隔行不隔理”，这些丰富的艺术营养，对于我以后的艺术实践起了个“储备”作用。因为少年时期留下的印象往往是最牢固的。鉴之于当前一些学员，在学艺上往往是“单打一”，难以广征博采，触类旁通，学到一定程度时，就很难再前进了。

在汉口的八年，我父母和姚文斌赚钱不少（其中我给他们挣了相当大的数字），都舍不得离开汉口。那时正打北伐战争，北伐军要到汉口了，风传着看到北方人就打死，我们当时不了解真相，对政局变化任什么也不明白，跟着瞎害怕，不得已离开了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