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文联”广泛地团结了天津的文化人，影响带动了广大人民群众，迎来了国共两党共商国是的民主运动高潮。因而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自始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文联”在社会上公开活动后，当时天津社会局就通知要“文联”进行团体登记。根据党组织“要文联尽量公开合法存在”的指示，我们就以“文联”公开负责人应授天的名字履行登记手续，但社会局提出还要登记全体会员，对此，我们就把《文联》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会员笔名，报给了他们。他们当然是不满足的，于是又换了一个手法，以所谓“请客”、“联欢”为名，要会员名单发请帖；我们答复说，要请客，给“文联”发一个请帖就可以了，届时我们会员全体光临。他们的诡计未能得逞，以后也就不提“请客”的事了。

随着“文联”活动的逐步开展，斗争也就更加尖锐了。本来是文化上的沙漠的天津，却为国民党中央文化特务专员张道藩看中，派了他手下的特务李辰冬从重庆赶来天津，搞他的“御用文化”团体。他通过国民党市党部找“文联”主干应授天谈话，提出“文联要与政府合作”，表示可以给“文联”提供活动场所，说“罗斯福路（现和平路）上的大楼随你们挑”，政府可以拨给一所大楼做“文化大楼”或“文化沙龙”。以此做为条件，企图收买“文联”。经过会员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文联”既已向政府登记，它的宣言、宗旨已被政府所承认，又何言与政府“合作”二字，感到这个提法内容含义不清。当时我们一眼看穿，所谓“文化大楼”实是“文化大牢”。国民党当局的圈套遭到“文联”的拒绝。

“请客”不去，给大楼不要，国民党当局便撕破假面具，公然通令各印刷厂拒印《文联》，书店禁售《文联》，并且派出小特务四出查找，发现书报摊有《文联》，就没收而去。这给我们的出版发行造成了新的困难。

敌人在禁印、禁售之外，还派特务搜查了“文联”社址。白色恐怖加剧了。组织上考虑到当时的斗争形势，决定采取保护措施，于一九四六年四月把公开出面的应授天同志和他的爱人、孩子，以及其他已经暴露的同志，输送去解放区。留下“文联”核心成员有我和王琪、张拓、黄洪等人，在天津工委的领导下继续坚持工作，编辑出版《文联》。

组织上很早就指示“要把刊物办得灰色一点”，“办成文艺性质的刊物”，至此，我们才有更实际的体会。根据斗争的需要，我们更换了《文联》的版头，加了革新号的字样，增加了刊物的文艺性质的内容，除了原有的诗歌、杂文、报告文学、文艺评论外，又增加了包括音乐、戏剧、小说以及通俗文学、改造说书和新文字等内容。

之间，组织上派我去冀中津工委汇报工作。津工委书记吴砚农同志和杨英同志亲自接见，对天津的斗争形势和今后的工作做了指示。中央也打电报来，关心“文联”的工作和处境，指示了防止敌人破坏的斗争策略。党的指示使我们能够在复杂的斗争情况下，胜利地进行斗争。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面前，“文联”除教育会员提高警觉，并防止面目不清的人混入破坏外，在“文联”内部也布署了“反渗入”的审查（分工由王琪负责）。这样，不仅团结了广大会员，坚持了白区文化工作，而且在斗争中注意策略，使“文联”的组织和个人都没有遭到敌人的破坏。

国民党公开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以后，它的法西斯魔爪也伸向了文化战线，进步的文化事业是不容于国民党的，禁印、禁售无效，它就公然下令封闭报刊。《文联》和天津当时的一些民主刊物（30多种）被迫停刊。至此，《文联》刊从创刊号起，分卷分期出版，至革新号二卷七期，共出了十六期或十七期。

在最后的一期上，我们印了终刊词，告别读者。它的原文是：

暂别读者

去年暴敌宣布投降后（然仍在敌人刺刀统制时期），本刊首在天津发刊，迄今已逾九个余月。其间，挣扎、支撑，备尝艰辛，近月以来，处境益感恶劣；尤以印刷方面，由于某方的压力，形成拒印状态，因而一再脱期，深负各地广大读者及友好纷纷存问。本月十五日下午，天津市警察局更派员赴本市代销民主刊物之书店、书摊，勒令具结，永不再售本刊及其他刊物七种。天津大公报刊载天津市政府公布中央政府勒令停刊《文联》等八种，暂缓出版者十三种报刊之名单。本刊至此，准备暂作结束。既往本刊以爱国文化界与人民大众立场，对民族、国家前途所尽棉力，至今亦暂告一段落。除将各地惠稿妥为清理奉寄原作者外，谨对各地广大读者及友好之盛情，致深切之谢意。(www.daowen.com)

天津《文联》半月刊（原《文联》周刊）

编辑委员会启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文联”团体被迫卷起旗帜。后组织上派娄凝先同志来天津，领导“文联”同志胜利地转入地下，迎接新任务，投入到解放天津的斗争中去。

（一九八〇年五月）

【附录】应人同志来信（摘录）

五十年前，上海文艺界在党中央直接倡导下，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其后，在北平由潘漠华（即潘训）、段雪生同志等发起组织了“左联”北平分盟。我当时正在北平读书，参加了这一活动。一九三二年初，迫于形势，漠华出走沧县，我到曲阜二师教书。不久，我被捕。西安事变前后，我被解往南京，“七七”事变后才被释放。潘漠华后来在天津狱中牺牲（当时他担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在北平期间，才二十来岁，那时党内正是一方面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苏区红军反“围剿”，另一方面城市工作推行所谓立三“左”倾路线。一九三〇年瞿秋白同志主持党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但不久又有王明新的“左”倾路线上台。就在那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是个国内外局势急剧变化的时期，上海、北平等地除了成立“左联”外，先后还成立了“自由大同盟”、“反帝大同盟”、“社会科学作家联盟”（“社联”）、“中大学教职员联盟”（“教联”），还有“世界语联”、“剧联”、“美联”、“音联”等。我同漠华同志一道发起了组织北平“左联”的活动。虽然当时各左翼文化团体的活动方式正是立三“左”倾路线的产物，很不足取的，但给我们那一代青年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九三九年我再度北上到冀东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战，先后任冀东军区《文艺轻骑队》和《国防最前线》两刊物的主编。一九四二年，敌人大“扫荡”中，受包围；突围时，枪弹击中胸部，重伤被俘。一九四三年，被解往敌占区天津后释放。不久，同冀东党组织恢复了联系，即奉命在天津做党的地下工作。我们先在一些青年中秘密组织了“读书会”，继之组织了“民族革命联盟”（简称“民联”），并在“民联”的基础上又以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名义进行地下活动。天津各地下工作转中共冀中区党委统一领导后，又以“天津解放委员会宣传团”的名义进行党的宣传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即在党的天津工委直接领导下公开建立了“天津文化工作者联合会”，也称“天津文化人联合会”，简称“文联”。创刊“文联”机关杂志《文联》，我被推举为“文联”主任兼《文联》主编。在冀东的时候，我用的名字是史诺，这时改名应授天。一九四六年初，我被组织上召回解放区，再改今名应人，经冀中解放区到达党中央，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一九四九年，南京、上海解放前夕，我奉调随军南下到华东局。上海解放后，即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工作。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去年，经党组织复查后改正，撤销了前处分。……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八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