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动天津的戏剧运动，宣传群众，“文联”曾借为团体筹集基金的名义，于一九四六年初，和当时来津演出的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凌云、徐立、朱莎、赵慎之等人合作，由“文联”主办，演出了吴祖光编写的剧本《凤凰城》。剧本的主题思想，是唤起沦陷区的人民起来斗争，“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文联》为此发表了推动剧运的专论文章，还编印了《凤凰城演出特刊》。

为能找到演出的场地，我们就利用春节前农历腊月二十三（旧俗“祭灶”），戏班要“封箱”休整的间隙，租用了中国大戏院公演，在各报上还登了演出的广告。

演出是有困难的。没有演员排练用的脚本，会员就自己动手刻印；没有演出资金，会员就大家凑钱、募集，特别是张拓还借他在银行服务的社会职业，冒风险用空头支票来为演出凑资金；卖票也由会员分头去卖。在国民党统治区，当时不演那些低级趣味的“闹剧”或麻醉人民群众的色情戏，要演出一出主题严肃的剧本，那是会出麻烦的。这一点，我们是有准备的。《凤凰城》如期公演了，观众到的很涌跃，演出前，“文联”主干应授天还做了讲演，演出是成功了。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当局破坏与捣乱的反动伎俩就出现了，在每场演出时，他们都派出了大批军警宪人马和特务，全付武装，荷枪实弹，进入剧场巡逻弹压，阻拦观众入场。扰乱话剧的演出。这样一来，戏票就卖不出去了。为了坚持演出，“文联”领导核心决定：就是免费招待观众，也要坚持演下去。于是，我们就通过“学联”组织学生来看戏；通过发行《文联》刊物，免费招待读者来看戏，把戏坚持按计划（演三天）演了下来。可是国民党的破坏手段是层出不穷的，他们又从征税上来卡我们，对“文联”开展的文化活动，它们不但不予减税、免税，反而加征百分之五十，妄图在经济上打击我们。

这样，虽然“文联”的基金没有募集到，反而赔了钱，蒙受了一些经济损失，但演出是成功的，群众反映是强烈的。通过这一场斗争，促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面目，这是演出的意外收获。记得在演出后，有的演员也申请参加“文联”组织。(www.daowen.com)

迎着民主运动的高潮，“文联”的话动一直紧密地同各方面的进步活动相结合。在天津“学联”召开成立大会时（地点在原苏联俱乐部，即今曲阜道群众艺术馆），“文联”被约参加，到会祝贺。中国民主同盟华北支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发出“对严重时局的紧急呼吁”，《文联》予以刊登；民盟组织有关《双十协定》的演讲报告会，“文联”积极支持。会场上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捣乱，与会的“文联”会员坚决加以抵制，不退场。“文联”还应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的约请，参加他们的半公开的集会，为他们宣讲《新民主主义论》，如在原广东中学就曾连续讲了几次。“文联”当时还通过组织由地下交通运进几批解放区出版的《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等书，（封面是伪装的，如用什么《七侠五义》、《婴儿保育法》的书名），交给知识书店秘密销售。运进的解放区报刊有《晋察冀日报》、《冀中导报》、《天津导报》等，通过会员中的党员和骨干秘密发行。此外，在《文联》的编辑人员中，还经常传阅党的有关文献，如曾传阅过《毛泽东选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以及《毛主席照象册》等等。

根据工作开展的需要，我们还分工组织了：（1）撰写匕首投枪式的杂文评论，如评论了“殴打日本人”事件，评论了“欢迎国军”问题，抨击了国民党的“劫收”，揭露国民党破坏《双十协定》的阴谋，和美军登陆天津强奸妇女、残害人民的暴行等等；（2）展开了对国民党御用文人提出的“三民主义的复兴建国文学”的批判；（3）建立了以黄洪为主的“鲁迅研究”活动，并由杨大辛、曹也白编辑出版了《文联》的姊妹刊物《鲁迅文艺》月刊，共出了三期；（4）召开了木刻家座谈会，出版木刻集；（5）举行诗人集会的诗歌朗诵会；（6）支持从解放区来的音乐工作者丁莘（即林明、王明玮）的活动，配合开展天津的音乐运动，《文联》刊登他写的文章和歌曲《东浮桥畔》；（7）组织专题报告会，如我们针对当时迫使日寇投降的，是“美国原子弹的作用”还是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消灭了日本关东军的结果”，举行了公开的报告、讨论会，吸收读者参加。

在“文联”的推动下，当时天津的文化战线是相当活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