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化人联合会发表宣言，于一九四五年十月七日成立。为贯彻宣言精神，选定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逝世纪念日创刊了“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联》。以“文联”的简称做为刊物的名字，是表示“我们企求藉此以广泛地联合一切爱国文化工作者”的意思。所以选定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九周年的纪念日出版刊物，正是表示我们“过去曾经追随过，现在仍在追随着，将来也必永远追随着鲁迅先生的道路继续前进”的意思。

成立“文联”时正当重庆谈判，毛主席应国民党邀请从延安赴重庆，与蒋介石商讨国家大计，这是决定战后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关键时刻。当年十月十二日发布了和平建国基本方针的国共两党会谈纪要，而《文联》正于这时创刊。在发刊词中，我们再次声言：“愿一切团结在‘文联’周围的爱国文化工作者，一致联合起来，坚持统一，拥护民主，继承鲁迅先生的革命传统，踏着鲁迅先生所开辟的道路，勇往迈进。”并且期望“文化工作者能以自己曾经表现在抗战前夜以及抗战期中的热诚团结与英勇奋斗精神，转而用之于今后我国的伟大和平建设事业之中。”我们在专题文章中还表明：“热烈拥护国民政府与中共会谈纪要里陈述的事项。我们热烈希求这些条款彻底全面地早日付诸实现，我们希望会谈未获解决留以继商的事项早日获得解决。”“我们呼唤，全国人民期望的独立、自由、和平、民主、团结、幸福的时日早日诞生！”

正是因为“文联”表明了拥护国共两党“会谈纪要”的爱国态度；正是因为《文联》刊登了外电（路透社）《毛泽东先生答路透社记者问》的电文；正是因为《文联》加印了木刻家新波同志《鲁迅先生遗容》的木刻附页；……甚至还因为《文联》的刊头（木刻家杨袁同志所刻）套印了红色，如此等等，当时国民党豢养的一些小丑，就曾惊恐万状地说“这是赤化呀！”“这是共产党呀！”以致当时国民党政府社会局的老爷们，也按捺不住，置《会谈纪要》所订“政府应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的条例于不顾，而放出空气宣布《文联》刊物为“非法”。真是草蛇灰线，预伏杀机于千里之外。《文联》一诞生，就不可避免地迎接着斗争。当然，国民党老爷们所造的舆论，无疑也给当时广大的正直、爱国的读者，从反面提供了宣传，这是国民党老爷们所没有料到的。《文联》每期只印二、三千份，出版后就一销而光。

《文联》做为会员刊物，除登载会员所写的诗文和政治评论文章外，也选登来稿，还转载进步报刊和解放区报刊的文章。根据当时形势和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要求，《文联》的编辑重心是紧紧围绕着宣传重庆谈判《双十协定》中我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的精神，即：反对内线，争取和平；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反对倒退，争取进步；督促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履行《双十协定》。这也就是当时“文联”的政治态度。(www.daowen.com)

以应授天为主的《文联》编辑部，自始就建立了编委会集体研究、分工负责的工作制度和苦干实干的作风。有事大家商量，每期的编辑重点和主要内容，都要经过集体讨论研究。然后列出题目，编委分工撰写和组稿。这样：每期中心突出，反映及时，针对性也强。当然，不能说《文联》没有缺点和错误，其得失在这里就不详细说了。在编委会内，应授天、王屋和王琪侧重负责编辑工作，曹也白、黄洪、杜冲负责印刷发行工作，总务工作则由张拓分管。由于大家都是业余搞文化工作的，白天还要忙于各自的社会职业，挣饭吃，业余时间究竟有限，所以忙起来，大家都不分彼此，一起跑印刷所，深夜校对，白天还要组织刊物发行。

《文联》刊物的印刷，由于当时没有自己的印刷厂，只有委托私人印刷厂排印。虽然开始没有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明令拒印，但也遇到不少困难和挫折，几乎是印一期换一个地方。但我们到处都得到印刷工人们的支持，如偷着给我们排版和印刷，或夹在印别的活里给我们印，以及自动加班加点为我们赶排赶印，非常感人。我记得印过《文联》刊物的工厂有西关街救济院印刷所、海大道（今大沽路）的大陆印刷厂和南市的几家小印刷厂。《文联》创刊之始是周刊，因为出版印刷的延搁，经常脱期而出合刊，后来就改为半月刊，坚持按期出版。《文联》刊的发行，除由会员和有些读者分别散发或推销外，并经派报社发行到各报摊零售。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文联”会员杨大辛同志开办了知识书店后，则由知识书店做为总代销处。之后，由华北局组织上出钱，由我和李克简同志出面，把知识书店接办过来，成为我党开办的书店，一直坚持为《文联》做发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