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在天津出现了“天津文化人联合会”（简称“文联”）。这个组织，自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抗日战争期间的一九四三年，在敌占区天津，由潘希言（即应授天、应人）、陈振寰、伊文治、王振中（王舒源）、王文源和王屋（王希贤）等发起建立了一个“读书会”，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冀东特委派来的刘庆云同志与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之后，一九四四年间，冀东区党委派任朴（李玉和）同志来津，吸收读书会成员，领导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天津民族革命联盟”（简称“民联”），还发展了洛群、黄洪（刘震宇）、路桐梅、祖世民、王华廷、李金澍、孙瑛（江凯）、雷英、杜冲（杜亦平）、吕泽、谷世民、杜文生、李新功、陈志民等人为“民联”的盟员。天津的抗日地下组织，划归冀中区党委领导后，于一九四五年上半年，由“民联”改建为“天津市解放委员会宣传团”。其间，曾以“民联”、“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和“解放委员会宣传团”的名义，在天津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文联”就是在读书会、“民联”和解放委员会宣传团的工作基础上，于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寇投降前夕，经冀中区党委天津工作委员会（津工委）决定，发起建立的公开的、群众性的文化团体。

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津地下党组织以“冀热辽军区政治部天津民族革命联盟”、“天津市解放委员会”等名义散发的宣传品。

（洛群供稿）

为团结天津文化人、发展“文联”会员，先是由“宣传团”介绍推荐了一个名单，根据每个人结识和日常接触到的方面，分别去做发展工作；并由应授天和我二人具名发函约请，或登门拜访；再由已发展的会员介绍新会员。这样，经过多方工作，采取“滚雪球”的方式，前前后后陆续发展的会员，就我记忆所及，计有：王琪（王乃帆）、曹也白（杨希尧）、王焚、吴云心、李木（李子英）、田青（田秀峰）、张拓、吕也夫（冯森）、杨大辛、苏夫（刘爽军）、穆伊芒、杨思慎、肖强等五十多人。其中原“民联”及“宣传团”的成员，也都公开参加了“文联”。

我们发展会员，当时是大体上掌握：（1）有抗日民族义愤；（2）本人有进步要求；（3）写的作品不反动；（4）同意“文联”的宗旨这么几条。而且坚持了发展会员，要经人介绍，并且每发展一名会员，尽可能地都由“文联”负责人出面与之个别谈话。

“文联”建立之初，曾假海大道女青年会（现大沽路市妇联所在地），召开了发起建立“文联”的座谈会，也就是“文联”的成立会。出席这次座谈会的约有七、八十人。会上回顾了“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化运动传统，讨论了“文联”的宗旨。

会后，根据座谈内容和提议，由应授天和我起草了“天津文化人联合会成立宣言”。以天津“文联”成立宣言为代电，给全国文联主席茅盾同志打了电报。这份宣言刊登在“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联》创刊号上。其原文是：

天津市文化人联合会成立宣言

随着全世界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来临，我们伟大的保卫祖国的民族解放战争也已经取得了胜利。我们要从日本侵略者血腥统治的深渊里站起来，获得自由，获得解放。

八年来，作为沦陷区的天津，和其他沦陷区一样，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遭受了侵略者残酷地压榨和迫害，在文化上更其饱受了凶暴地摧残和挫伤，这里的文化工作者失去了写作自由，失去了言论、出版自由，失去了爱国自由。这里有的只是侵略文化、奴隶文化，以及敌人培育出来的汉奸文化。日本侵略者加诸一切爱国文化人头上的，是毁灭性的打击与威胁，直至悲惨的虐杀。

过去敌人的压迫和蹂躏，使得我们连呼吸和生存都不可能了，今天将是我们翻身做主的日子！但目前显然的，我们的企求和热望还没有完全实现，桎梏还没有完全解除。为此，我们谨向政府当局热烈要求：继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制度之后，给我们以鼓励和援助，以便彻底铲除法西斯统治的残余。

今天，当敌人灭亡的时候，我们是怎样激情地期待着和平、团结、民主、自由而富强的新中国早日诞生啊！我们一贯拥护和平、民主与自由，不仅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历史已在我们面前展开了新的一页。我们天津文化工作者与全国文化工作者迫切的需要联合与团结，且我们早已经团结联合起来了。为庆祝胜利，为杜绝一切战争，为巩固永久和平，为拥护我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与民主，为求言论、出版、写作之自由，我们愿付出最大的努力，前进，前进，前进！我们认为这是我们文化工作者应有的认识和态度，也就是我们从事文化工作的总任务和总方针。(www.daowen.com)

我们向全国文化界和全国人民呼吁：我们愿在这样的方针下大家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继续奋斗！

我们希望天津所有的文化人在“天津文化人联合会”的旗帜下，加紧团结，联合一致，来从事这一神圣的工作，去完成这一神圣任务。

天津文化人联合会

一九四五年十月七日

“文联”团体内还建立有包括应授天、黄洪、王琪、张拓、王屋等人的领导核心，取名“路社”，是按鲁迅先生所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意思。随着工作的开展，“文联”的负责人需要向社会上公开，经核心研究，只公开应授天同志一人，取名“主干”。“路社”既是“文联”的领导核心，又是后来出刊《文联》的编辑委员会；应授天既是团体的主干，又是刊物的主编。编委会和“路社”的成员以后又陆续有所增加，记得还包括有杜冲、曹也白、王焚等人。领导“文联”的任朴同志在会员中陆续发展了党员以后，在“文联”内部也建立了中共地下党组织。

“文联”成立，做为一个公开的、群众性的文化团体，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工作，根据当时党组织的指示，就要“争取公开合法存在”，站得住脚跟。于是，“文联”在出版刊物的同时，为亮出旗帜，广泛团结群众，扩大影响，进一步向社会公开，便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九日，举行了招待会，招待天津市各界人士。地点在原天津新华大楼的银行俱乐部。这是经张拓利用和银行界熟识的关系借用的。

招待会邀请了当时天津的各报社和通讯社的记者，如《大公报》、《民国日报》、《中华日报》、《和平日报》、《英文晚报》、《建国日报》等各报，和路透社、中央社，还有美国新闻处、苏联侨民公会的记者和代表，以及国民党市党部、市政府宣传科、国民党94军政治部的代表和国民党中宣部特派员参加。会上，散发了“文联成立宣言”，由应授天同志向各界介绍了“文联”成立的由来，宣传了“文联”在“抗战胜利后，鉴于时势之需要，以建设天津及华北之文化事业为出发点”和“实行政府所给与我们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为实现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服务”的宗旨和主张。在回答记者提问的过程中，反复强调了“政治民主，是中国人民的迫切希望，为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政治民主是必要的条件。所以民主的主张不只是我们文化工作者的愿望，也是全国工人、农民、商人、实业家、银行家等各界的共同意向。”阐述了“文联”的政治态度，得到了到会各界代表的支持和赞助，纷纷向“文联”提出希望，并挥笔题词留念。苏联侨民公会的代表梅波特还热情洋溢地起立致词说：“作家们如此团结在一起，联合起来为发扬贵国文化及争取民主而努力，实值得我们赞叹！”并说：“中苏两国文化并不隔膜，我希望贵会日益发扬光大。不久苏联的文化人将以更大的热诚来报答诸君今日对我们的盛意。”

招待会过程中，还顺便提出了出版书报杂志要求政府应给予合法支持的问题。在各界特别是各报社的敦促下，国民党市党部的代表最后不得不一方面解释“杂志刊物立案机构，尚未正式成立”，一方面被迫口头允诺“在可能范围内给文联以协助，刊物代转中宣部登记”云云。

会后，天津《大公报》还刊登了“文联”成立及《文联》周刊出版的消息。

这样，通过各界招待会，达到了向社会上进一步公开，扩大影响的预期目的，初步摆脱了“文联”团体和刊物的“非法”状态。就《文联》刊物来说，既有国民党市党部的“代将登记”的口头允诺，我们就借此一直没有正式办理立案登记手续；但又考虑到发行上的不方便，我们就采取了“本刊在申请登记中”的策略。这就是《文联》刊头上印有这么几个字的来由。

接着，在招待会后，《文联》刊的编辑兼发行者“文联社”的社址公开了。这个社址，就是当时应授天同志的住所，地点是汉阳道慧德里七号（今汉阳道二十号内七号），本来这里是漫画家冯棣（朋弟）的住处，他离津回四川后，由应授天借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