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七月，在冀东地区以三十万农民参加的抗日大暴动，揭开了冀东抗日武装斗争的第一页。暴动失利后，部队于十月间开赴平西整训，途中遭到日寇的截击，损失严重。此后，敌人加强对冀东的统治，重新占据城镇，成立乡、保伪政权。在此形势下，党领导军民采取分散活动方式，坚持抗战。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力量逐渐恢复。一九三九年九月，分散的抗日部队统一编为八路军第十三支队。在收复的土地上，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局面有了进一步的好转。为适应形势，适应抗战的需要，一九三九年冬，冀东区党委决定筹备出版《救国报》。这个报纸，于一九四〇年元旦创刊。

《救国报》的创办人崔林同志（化名李杉），是河北省玉田县人，原名马宗周，字吟南，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接受了冀东区党委筹备出版《救国报》的任务之后，在冀东遵化一带经过实地调查，反复研究，决定把报社的地址确立在遵化县南的山地卢沟寨。崔林同志在卢沟寨村担任该村小学校长，老乡和学生们都叫他马老师。“马老师”就成了他的职业掩护。党组织只给他配备了一个助手，交通员刘海山同志，就作为卢沟寨小学的校工。那时候，是不可能指望党组织给配备更多的干部的。崔林同志经过了解和选择，动员了卢沟寨本村的五位同志，参加了报社的筹建工作。他们是：尹铭钰（化名齐树德，后改名范捷民），是小学教员，担任了刻腊纸的工作；冯国玺（化名朱仁，后改名杜风），是福益农林场的养蜂工人，担任广播抄收工作；孔三华（化名刘敏），担任报社的印刷员、采购员兼发行员。此外，还有两位半脱产的印刷员。这就是最初七个人组成的《救国报》社。

福益农林场，是当地一个较早采用科学方法经营的规模很大的果木园。农林场主尹福卿，是一位开明士绅，拥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主张。《救国报》的活动地点就在这座果园里。尹福卿的儿子是一位技师，对报社的同志们作了很多掩护工作。为了减少敌人的注意，崔林同志就住在尹福卿家里。为了安设印刷所，又在孔三华同志的家里挖了一个地洞。报纸在福益农林场编好以后，转送到秘密地洞里印刷。

一九四〇年元旦，第一期《救国报》与读者见面了。虽然由于当时人力、物力和游击环境的限制，最初的《救国报》只是一张八开两版的油印小报，一般是七天出版一期，每期也只能发行一千多份。但是，这个小报一经问世，就成为鼓舞军民斗志、坚定人民信心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它成为冀东党组织联系广大抗日群众的一条重要纽带。

这一年的六月里，丰原同志被派到《救国报》工作。当时她化名为柳梅（后来又曾改名李纹），以尹福卿家亲戚的名义作掩护，参加报纸的编辑工作，增强了报纸的编辑力量。(www.daowen.com)

在报纸初创的这一时期，最大的问题是国际、国内、边区的新闻没有来源，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抄收不到，也不知道怎样抄收，只能由冯国玺同志用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收听中央社的新闻广播，把它记录下来。这些新闻当然不可靠，根本不报导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斗争和敌后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即使稍有涉及，也必然是加以贬低、歪曲，甚至是造谣污蔑的。因此，拿到冯国玺同志抄收的中央社广播新闻之后，崔林等同志必须从其字里行间寻找比较可靠的内容，经过一番去伪存真、沙里淘金的功夫，整理出一些可用的新闻。关于冀东地区的新闻，则由冀东军区司令部、各个战斗部队和地方组织供稿。这些稿件，是当时《救国报》的灵魂。

报纸编出刻印好之后，在秘密地洞里印刷。印出的报纸，通过交通站以沿村转递的方式、意想不到的速度，送到各部队、机关和读者手里。当时报纸只能按照组织系统分发，每个基层组织只能得到一份。这个报纸就是干部、群众、战士们最宝贵的新闻读物，最重要的时事学习教材。

在报纸最初出版的一段时间里，敌人对卢沟寨一带还不大注意。有时来“清乡”，也只是搜索一阵就走了。所以报社的同志们能够以公开的职业为掩护，秘密地编辑出版这个报纸。随着敌后抗日斗争的迅猛发展，游击区、根据地不断扩大，敌人对山区、对于卢沟寨一带的骚扰就越来越频繁，报社的同志们也就不可能以公开的职业为掩护同敌人周旋了。从一九四〇年下半年开始，不得不采取打游击的方式，索性公开身份，坚持“游击办报”。而卢沟寨的地理条件和环境对于打游击来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同时，广大军民对于文化生活的要求和对了解形势的要求都越来越高，七天一期的八开油印报纸，已经无法满足。根据区党分委的指示和报社同志的计划，一九四一年春季《救国报》社由卢沟寨迁到了遵化南部的山村鲁家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