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保定已是杀气腾腾，第二师范“七·六”惨案被捕的学潮骨干曹金丹等四个同志于九月七日已被反动政府枪杀（我亲眼见到布告）。我好不容易找到保属特委，也只仅是白坚同志出见，他约我当晚（九月十日）九时在城内西大街见面。我们边走边谈。他说高西、高北能继续起义即再起，要我迅速返回，相机行事。

我也急于与翟树功见面，共同决断问题。次日天不亮，即冒雨去南关外赶船。我边走边注意左右观察，发现独有杨士芳（杨木森之子，解放后被我镇压）带着张某（熟识我）等数人急急忙忙登舟而去。他们与我同是风雨无阻，但是两方各急所急。为了不被他们发现，我放慢了脚步。雨越下越大，当晚不得不宿于牛角村的党员李巨川同志家中。心中惦着村里，没等天亮，我又急急忙忙赶路。行至距我村十余里处先后遇敌方两熟人（一是我村的），他们见我惊目相投，冷漠而过，令人有异样感觉，但未引起我的注意，继续前行。走到距家还有七里路的阮家庄就听到有人说我与翟树功被抓走了。这时我才明白杨士芳急速赶路之目的所在。

当地之敌，有钱有势，他们仇恨共产党。我党在安新、高阳建党以来就与杨木森辈针锋相对，进行过多次较量。一九三一年夏，我党在安新发动群众斗争，砸了教育局，殴伤局长，河北省政府电令把我们几个带头的人关押待审。我方遂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件召开大会，发动群众进城，强迫监狱开锁，放出我们。敌方继续控告我是共产党，我们被缺席判以有期徒刑。(www.daowen.com)

当我走到距家只剩下四、五里路的东徐果庄村东时，赤贫薛攀桂兄弟二人赶来告诉我翟树功已被绑走（因为他们听说有人看见我来了）。接着，隐藏在该村的我村党的骨干翟树桥同志也冒险赶来告诉我敌军已“包剿”我村，绑走了翟树功和抓走了十几个人。当时我对翟树功被捕难以营救，心如刀割。薛攀桂连连催我快逃，嘱我远走高飞。这时，村头已在喊叫：“抓住翟家骏，不要让他跑掉！”气氛十分紧张。我与翟树桥立即钻进了青纱帐。后来，我辗转逃到亲戚家，化了装由他们掩护在保定上了火车，逃出虎口。

四十天以后，翟树功等同志在高阳西关被敌人杀害。短短几天的高蠡起义完全失败了，红旗暂时放倒了，华北平原却播下了革命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