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我在安新县白洋淀的端村教书。学校教职员中有三个党员，我是支部的负责人。这年春末，保属特委派专人向我们传达北方局各省委联席会的决议的文件，我知道要在华北发动武装斗争。暑假前夕，安新县委书记告诉我，保属特委要调我，但不知道要我去干什么。

七月一日学校放暑假，我回高阳家乡。高阳县委书记翟树功是我本家叔子，他入党是我介绍的。一天，他告诉我特委要在高阳布置起义，他准备召开县委会，邀我列席。我已听了北方局文件的传达，故不觉突然。七月上旬，翟树功在高阳城内东街某饭馆召开县委会，委员七人全部出席，连我共八人。我记得，他们是宣传部长蒋一鸿、组织部长赵清波、军委王涛、管职工工作的贾某，其他二人的姓名记不得了。会议是翟树功主持。他口头传达了上级的指示，对武装起义作了正式动员。委员们都已知道要搞暴动。王涛还说保卫团在他手里，这是在高阳能利用的唯一武装。会上他们还估计了其他力量，有人并说从反动派那儿搞不到武器，拿菜刀也要干，态度很坚决。会开了一天。

参加县委会之后，我就去见保属特委，知道要我在高阳准备暴动，并调我到保属共青团任特委委员。这时，我不知道搞暴动的还有蠡县。我从保属回来便到高东的北辛庄等地去了一趟，因为我对高东人地生疏，情况不明。我走访了一些村子，这些地方翟树功经常去。北辛庄是个中等村子，看不出什么革命气氛。我在那儿大约停留了四、五天，在和党内同志接触中（我只接触了党员）感到骨干们对武装起义有顾虑，信心不足。

八月八日，保属特委书记李亚克同志亲自到蠡县巡视工作，并派人送信要翟树功去该县南玉田村会面。树功忙于布置起义，经常不在家。由我和县委宣传部长蒋一鸿同去。我们一进村，就感到这儿革命形势很好，村里群众概能判知来者是共产党，男女老幼无不表示热烈欢迎。真是个革命中心的村庄，似乎已到了行将举义的状态了。我们先见到村长田慎德和王凤斋两同志，后见到亚克同志。亚克新任保属特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法院录事。他年约二十六、七，象个白面书生，态度亲切而严肃，看样子精明强干。他向我们询问了高阳起义的准备工作，问得很详细。我们回答只是在党内做了些宣传，正在等待上级进一步的布置。因为许多工作都是树功抓，具体情况我们也不清楚。他听了我们的汇报便督促我们加紧准备，尤其嘱咐一定要搞到武器，空手不行，我听了亚克的询问感到高阳起义的条件不太成熟，对到时究竟有多少党员能参加游击队也怀疑。

在南玉田村我才知道准备暴动的还有蠡县。关于蠡县的情况我们一概不知，因为亚克和我们谈话时是高阳、蠡县分开谈的。就在这时我看到天津《益世报》登载着蠡县共产党要暴动的消息，可见敌方对我们的行动已在严密注意。其实，他们对保定、高阳、安新等地也没有放过。

从蠡县回高阳后，我和翟树功就更忙了。我们日夜找党的骨干谈话、开小会，透露起义的消息；进行摸底，了解到底有多少人能拿起武器参加游击队。

八月二十三日^[1]保属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参加的有党特委和团特委。湘农代表省委、白坚代表团省委，与会者十余人。我以保属共青团特委身份参加该会，是高阳方面唯一的代表。当时保定被白色恐怖笼罩，找个合适的会址很不容易，最后选定敌人眼皮底下——保定地方法院脚下，一个同情我党的律师的家。律师姓赵，住的是小单院。他为了让房开会，全家迁出。会议期间，内外隔绝，不许外出，十分机密。二十三日黄昏会议开始，二十四日午后结束，中间没有休会。

会议主要讨论了起义条件是否成熟，会上看法严重分歧。这也涉及行动定名问题，即是称为“地方暴动”还是称作“游击战争”？当时争论最激烈的是亚克与白坚，亚克认为成熟，白坚认为不成熟。白坚争得汗流浃背的情景给我的印象很深。湘农开始发言不多，后来渐多。他先谈了省委的指示，又引述了列宁有关暴动的三个条件说明高蠡暴动条件不足。在争论中他的看法可能后来有变化。湘农是湖南人，他的口音我只能听懂二、三成。由于争论相持不下，致使会议开了一天一夜，直至次日午后方告结束。最后，意见勉强趋于一致，决定起义，定名为“高蠡游击战争”。因为高阳、蠡县情况和列宁提出的地方暴动的条件不完全符合，故否定了地方暴动的名称。武装队伍定名为“河北省红军游击队”，番号是二十八军第一师。起义的日期会上虽然没有宣布，我却看到预先拟好的由湘农、宋洛曙（蠡县县委书记）署名的保属革命委员会布告第一号，这就是起义的行动纲领。湘农是省委军委书记，预定他为起义武装与苏维埃政府的负责人。至于会后，亚克、白坚坐镇保定，湘农先去那里，会上也没有宣布，可见布置相当机密。(www.daowen.com)

这次会议给我的印象，似乎在领导中对于起义条件是否成熟的看法早有分歧，想通过会议解决。当时发言的人不多，只是少数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委员们的认识是否一致也不见得。不过，那时我认为争论激烈是革命的党有其战斗性的表现，至于起义条件是否成熟，我也心中狐疑。

保属扩大会议开过以后，高蠡地区武装起义势在必行。会后大家回去极积准备。大约两天之后，我带着会上送的一本书名为《艺术论》的小册子（里面是列宁、斯大林论暴动的文章）回到高阳，当即把会上的情况告诉翟树功。接着我们加紧行动，召开骨干会。有的会在我家或翟树功家开，有的在外村开。会上，我们透露了扩大会议的精神并提出要求：一声号召，我们要积极参战，拿起武器打游击。我和翟树功有时一起开会，有时分头活动。我个人曾去高北三天，召集过二十多人的骨干会。从他们的表现看，服从组织没有问题，对于武装起义却有顾虑，信心不足，但是没有明显的表露。由于我们开会频繁，缺乏经验，警惕性又不高，不免走漏风声，混进坏人。所以起义失败后，有些党的骨干遭到敌人逮捕。

王家俊绘

八月二十五日，湘农、贾振锋（贾臣）同志在蠡县宋家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行动日期，准备以蠡县的宋家庄、南玉田村和高东的北辛庄为根据地组织三支游击队伍，并且分别指定了负责人。翟树功是高阳县委书记，不但没有被指定负责领导高阳起义，也没有通知他参加会议，不知是何缘故？湘农同志忘记了高西、高北，没有把它们的力量估计进去，也不知是疏忽还是其他原因呢？所以湘农等人在宋家庄打出红旗举义时，我们既不知道也没有得到保属的任何指示。只是在湘农失败的消息传来之前，突然接到特委从保定派专人送来的一封隐书信，要求我们设法立即送交湘农和贾振锋同志（贾是亚克前任的保属特委书记，此人后下落不明）。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无从送交，只好把信洗出来。信短短几行，是“反对上山主义，逃跑主义”等内容。信是写给湘农与贾振锋两同志的，我才知道贾是湘农的副手。

接信后不两天（九月五日）从北辛庄逃来一个保属团特委委员侯某，他在翟树功家说起义武装已被敌人打散了，我们这才知道起义已经失败。还未行动的高西、高北将如何呢？是再接再厉还是偃旗息鼓？此时，我们既未得到上级的指示又找不到保属特委，眼前的敌人正在磨刀霍霍，国民党的军队也到了面前，情况如此危急，我们心急如焚。次日，我和翟树功只好去找安新县委，希望他能找到特委转告我们的情况并能得到指示。安新县委说原来对他们县的起义也有布置，现在高阳、蠡县既已失败，所以也就未动。他也不知道特委在那里。当天，我们赶回村里，决定翟树功留下应付一切，八日我去保定找特委请示。

后来，从湘农给省委的报告中知道起义红旗从蠡北宋家庄打出之后，张贴了保属革命委员会布告第一号。^[2]两三天以后，湘农率队伍到了南玉田村，第二天到达高阳北辛庄。游击队在活动中打了豪绅财主、高利贷者，分了他们的粮食和衣物，还枪毙了一个地主。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人们拍手称快。游击队所过之处，群众参军、劳军，十分踊跃，队伍迅速发展到数百人。这就吓坏了高、蠡两县的反动政府和豪绅地主，他们向安国驻军求援。很快游击队就在北辛庄被敌骑兵包围了，虽奋起抵抗、突围，终因力量悬殊，遭到失败，当时牺牲了三十位同志，一场震惊华北的高蠡起义就被镇压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