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二年，高阳、蠡县一带水旱连年，瘟疫流行，加上苛捐杂税，高利贷剥削，农村凋敝，民不聊生。我村六百多户人家，贫雇农占绝大多数，他们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吃不饱，穿不暖，生活极为悲惨。而当地的地主买办阶级的代表巨富杨木森的蚨丰商号却遍及南北商埠。据《高阳县志》（一九三三年版）记载，设在张家口的蚨丰分号每年营业就达二、三百万元的流水；一九二一年外蒙人民革命以后，杨在乌兰巴托的商号被没收，其损失就有二、三十万元之多。杨木森之流一贯鱼肉人民，仇恨共产党。高阳地区贫富悬殊，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高阳分高东、高西、高北三个地区。高东的党组织是由蠡县发展过来的，高西，高北的党组织是一九三二年由安新发展过来的。为了工作需要，一九三二年，三个地区的党组织合并，成立高阳县委会，翟树功同志任县委书记。从此，高阳的党团组织发展很快，我村（高西尖窠村）就有党员四、五十人，活动半公开化。

高北区的西陶口高小学校，校长是县委宣传部长蒋一鸿，武术教员是翟树功，其他教师都是党员，学生多为共青团骨干，教学多是抗日救亡的内容。整个学校为我党控制，充满革命气氛。(www.daowen.com)

学校南面五里处的三柳滩，党的力量也很大（以北柳滩为主）。县委组织部长赵清波（木匠），即北柳滩人。县委军委王涛则是高东的，他又是县保卫团团长。

高阳人民对反动政府苛捐杂税的压榨曾进行过多次斗争，就是个体手工业者（织布的）为反对资本家的剥削也采取过各种方式。党组织的迅速发展，群众的革命斗争就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了。例如，安新城内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我党准备在教育局安据点，撤换局长，换上我们的人（人选已定）。一九三一年，我党借要求解决失学、失业、提高教师待遇等问题，发动小学教师和失学、失业青年共数百人到教育局去说理请愿，并砸了教育局，殴伤了局长，影响很大。事情虽然发生在安新，去参加斗争的却多半是高西、高北的人。又如，这年定县的麦收斗争，高北也有人去支援。此外，远在数千里外的南方苏区，工农红军革命斗争的胜利对当地的影响也很大。参与“围剿”苏区的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率领下在江西宁都举行起义，陈调元在鄂、豫、皖苏区“剿共”失利。这些消息不胫而走。孙连仲是雄县人，陈调元是安新人，他们的部下官兵也多为北方人，保东平原的人们对他们并不陌生，宁都起义成功与“剿共”失利的消息大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斗志。因此，一九三二年夏秋之交，党的一声号召，高蠡地区顿时燃起了熊熊烈火，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短短几天之内，游击队就发展到数百人。这就是震惊华北的高蠡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