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我随叶挺、贺龙大军来到潮州、汕头，在汕头建立人民政权。潮汕失败以后，十月叶、贺大军转至陆丰碣石，推动了海陆丰的革命运动的高涨。

我来到海陆丰后，被派到中峒作后方的留守工作。整天，我都是和送钱送东西的运输人员打交道，接收一箱一箱的金银和各种战利品。和我交往的人都是广东人，我们言语不通，一切都靠笔写问答。当时听不到外面的新闻，思想有些苦闷，这对一个战斗员来说，也是一个思想上的考验。

一天，紫金县队部送来八箱金银，我正开收条，突然来了两个外江人，他们很熟似地喊我的名字，并关心地问我工作情况。未等我回答，彭湃同志站在我跟前了。他对外江同志说：“铁忠真是说了就作得到的人，我在武汉时请她到海丰作妇女工作，她真就来了。”彭湃同志指着客人问我认识不认识，我摇头笑了笑，还未开口，他就分别向我作了介绍，原来一位是工农红军师长董朗同志；另一位是党代表颜昌颐同志。党代表是湖南安乡人，是我的同乡。我本想和他们交谈，可是彭湃非常关切地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使我没有机会和师首长交谈了。

师长董朗三十多岁，个子高高的，十分健壮，长脸大嘴，面孔严肃，看来不爱多说话。党代表就不同了，是个美壮年，戴付近视镜，说话时先带笑容，很易使人接近。

东江的工作除彭湃同志负全责外，工农红军第二师军政工作是师长董朗和党代表颜昌颐具体负责的，这里还包括着东江的农军工作。我初次见到师首长增强了革命的信心。“如果把东江农民都组织好，配合和掩护我军活动，东江之火是可以燃遍全省的；至少海陆丰可以巩固下来。”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和信心。

在我和师首长初次见面结束的时候，彭湃同志对党代表说：“铁忠是个很活泼的人，适合作群众工作或宣传工作，后方收管钱和东西的工作可另找个人。”党代表点了点头，表示同意。(www.daowen.com)

果然不久组织上便通知我调动工作，离开中峒去海丰。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一天，在我离开中峒去海丰路过公平附近的黄土圩时，只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男女老少喜气洋洋，成群结队地从四面八方向会场涌来，庆祝乡苏维埃政权成立。这当儿，突然有一个农民递给我一封信，并介绍给我一位会说普通话的男同志。那封信，是东委彭湃主任的紧急指示信，要我立即赶到黄土圩参加乡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大会。指示大会一定要开好。基层乡苏维埃政权刚着手组织，黄土圩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会开得好坏，关系着东江各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最后指示我在大会上作好发动群众的宣传工作：“八一”起义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外江人和本地人是一家人，苏维埃政权就是人民自己的政权……。为了解除宣传中的语言障碍，我很自然地想到农军带来的说普通话的翻译，邀请翻译同志一同参加黄土圩乡苏维埃政权成立大会。我们步入会场时，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

苏维埃政权筹委会的负责人宣布开会：（一）全体起立挂党旗；（二）宣读苏维埃政权的成立宣言和致东委的报告；（三）选举乡苏维埃负责人；（四）通过向“八一”起义军致敬文；（五）来宾讲话。

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上，我就是被邀发言的第一个人。我的讲话经过翻译以后，全场沸腾起来，鼓掌声，叫好声，连成一片。这种出自内心的欢乐情景，使我看到了千万个农民迫切要求解放的心愿和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拥护。我在会上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

当晚，我必须赶回海丰见东委的彭湃同志，没有等会开完，我就向黄土圩的全乡父老兄弟姐妹们告别，会场上再次出现了沸腾、热烈的场面，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