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以后，七月十五日武汉的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我党为了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决定撤出武汉，准备建立工农革命武装，以反抗国民党的反革命武装。

当时，我在武汉，是政治学校的学员，是革命军中的女兵。七月三十一日，突然接到立即撤出武汉的通知，我当即搭乘贺龙特务营的轮船连夜赶到九江，然后转乘火车赴南昌。未到赣江边，就听到枪声响，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的信号。我们看见前方铁轨已被敌人破坏了，我军工兵和工农一起迅速抢修好，当火车横渡赣江的时候，太阳正从东方升起，下车后，我们雄赳赳地步入南昌城。进南昌后，我们第一个见到的是李立三同志。他向我们扼要地介绍了“八一”起义军的情况：“朱德的教导团是八月一日清早起义的主力军。起义是胜利的，敌人没有来得及抵抗，我军没有多大伤亡。你们立即向广东出发，这次行军可能比北伐时苦些，因为现在没有后方，要到广东才能建立后方，这就是要创造后方才有休整、安全的生活，你们女同志有信心吗？”然后，他分配我到秘书处去工作。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是当时起义的领导人。参加起义的部队有朱德领导的军官教导团，贺龙领导的各团，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共约三万余人。

八月初，我随起义部队离开南昌南征，沿途节节胜利，敌军狼狈逃窜。我军到达抚州后，占领了敌军仓库，将缴获的大量枪支、弹药、军服和军用器材，武装了起义军；无法带走的武器由当地党组织代为保管，或埋在地下，以备后用。南征途中，天气炎热，不分首长和战士都徒步行军，所有马匹用来驮运武器和弹药。彭湃同志当时担任组织农民支援起义军运输和运粮工作，上级见他劳累，分给他一匹马，但他始终未骑，总是起早睡晚地和普通战斗员一起艰苦行军并紧张地工作着，给全军以极大的鼓舞。大军穿过江西和福建的时候，沿途各县的妇女也组织起来当运输队员，他们在崎岖的山路上协助我军搞运输，一站交一站，井井有条，保证了胜利进军。

当时，并肩行军的三十多个女同志组成了一支前线救护队，我担任队长。九月一日，我军于会昌与敌激战，拉锯三次，伤亡甚重，全国工农青年新编第三师，热情虽高，但无战斗经验，加之新任师长周逸群缺乏战斗经验和指挥能力，大部分伤亡了。这支工农学革命群众的精华在此战役中牺牲了很多。在激战中，女救护队员们奋不顾身，奋勇前进，抢救伤员。陈赓同志对我说：“铁忠，前去不得，我们的队伍撤走了。”我以为山上说话的是自己人，陈赓告诉我是敌人，并指示我立刻隐蔽起来，使我躲过了危险。后来，我忽然发现陈赓同志裤脚有斑斑血迹，才知道他负了伤，但他不和我讲，不顾疼痛，坚持行军。这种坚强的精神使我很受感动。我急忙取出药布给他包扎伤口，一路上护理了他五天才归队。(www.daowen.com)

九月上旬，我们从会昌转入福建长汀的时候，遇到倾盆大雨，山洪暴发，桥也被冲走了，给红军前进带来困难和给军队带来很大损失。为了继续前进，我们在长汀进行了几天的休整，还发展了几个老同志入党。通过休整鼓舞了大家的斗志，我军迅速通过福建。经与敌激战，先后于九月二十三、四日进占广东的潮州、汕头。到汕头后上级有个指示，愿去香港的乘轮船去港；愿去海丰、陆丰的乘内河小火轮去海陆丰。当时，三十六个女同志中我是唯一去海陆丰的。为什么我要去海陆丰呢？那还是在武汉的时候，在一九二七年“三八”节的庆祝会上，我第一次与彭湃同志相识，和他谈起海陆丰妇女的生活情况，他希望我能在北伐胜利后去海陆丰参观，我表示很愿意去。因此我便决定去海陆丰。

十月初，远征的队伍在和数倍于我的敌人作战中遭到失败，地势不利，无后方可守。失败后部队的一部分冲向海陆丰，以便与当地农军会合。当时缺乏粮食，农军沿路用稀饭和菜供应我们，我们由整队行军突然改变为小股前进，途中无碗盛稀饭，有什么拿什么盛，十分艰苦，甚至连粪瓢也用来盛稀饭。我军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到达了海陆丰，与当地的农军结合一起，在这年的十一月十八日建立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了东江革命委员会，革命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到一九二八年春天，因敌众我寡失败了，我们转入山区继续战斗。下面的回忆就是工农红军的一支在海陆丰战斗的片断。红军的另一支约一千人由朱德同志率领，辗转到湖南南部领导农民起义，展开游击战争，扩大队伍至九千人。后来，这支部队转移到井岗山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部队相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