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党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一九三三年九月后我在北平处理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大批回平的干部，同时接待了陕西党团省委、陕北党团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代表前来北平汇报工作。

陕西省委的代表是孟坚（即孟用潜）、贾拓夫，孟是代理省委书记，贾是省委宣传部长；团省委的代表是小孟（忘记了他的名字，近视很深，一九三二年秋在上海中央团校受训，我曾在中央团校给他们授过课），他是团省委的宣传部长，团省委的秘书长张国治（曾在上海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少年真理报》当过编辑，我当时是总编辑）；陕北党特委代表是书记崔田夫，陕北团特委书记鲁贲和他的爱人安建平，陕北特委的交通崔润；红二十六军代表谢浩如（即谢子长）、阎红彦。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陕北同志。

我和他们分别接头之后，陕西党省委孟坚、贾拓夫汇报了一九三三年夏省委书记杜衡叛变，党团省委遭受大破坏及陕西关中一带的工作情况。谢浩如、阎红彦汇报了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活动的情况。后来根据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陕西省委及红二十六军一向是由上海党中央局领导，因此，将他们转往上海中央局。陕北党团特委因历史上与西安陕西省委交通联系不便，直接由党团中央驻北方代表领导。除了他们带来的陕北党团特委文字报告交我转中央及中央驻北方代表以外，我和崔田夫、鲁贲、崔润等同志接谈，也比较有多的时间谈及陕北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及如何尽快的发动陕北游击战争等问题。当时所了解的情况：

1.陕北仍然是在军阀井岳秀统治之下，陕北的封建地主豪绅与商业资本结合（陕北榆林、绥德、米脂的大商人在平津都设有庄号，经营陕北皮毛、土特产贸易及贩运毒品），实行极残酷的剥削压榨，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田赋粮银征至数十年，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放印子钱高利贷，种植鸦片，贩卖毒品，残害人民，举不胜举。人民长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过着饥寒交迫的非人生活。特别是一九二九年陕甘豫一带大旱灾，饥民三千四百万人，仅陕甘嗷嗷待哺挣扎于死亡线上的饿莩达五百五十万人。一九三〇年大瘟疫流行，陕西死亡三百万人，暴尸原野，无人掩埋，比比皆是。陕北革命形势是存在的。

2.陕北党在榆林、横山、神木、府谷、绥德、米脂、清涧、安定、延安、保安、延川等地区有相当基础。早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陕北党即开始建立了党的组织。那时在北平、天津游学的学生，山西太原国民师范学生及阎锡山学兵团的学生、广东黄埔、上海大学的学生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及其后中国共青团）组织，回到陕北以榆林中学、绥德第四师范等中等学校及小学为中心从事教书，宣传马克思主义（如李子洲、杨明轩、谢子长、刘志丹等人都是）。特别在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后，国民党在陕北各县建立党部，党在陕北各县利用国民党左派的名义进行地下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浅说》、《劳农政府》、《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小册子及《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党也有了大的发展；大革命时期冯玉祥的国民军占领了陕西，这时陕北党，如绥德由特支、县委于一九二六年正式建立了地委。不但在地方组织了工会、学生会、农民协会，开展了农民的斗争，而且在军队中发展了组织，建立了工作。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国民党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之后，北京发生“四·二八”惨案，李大钊等同志为张作霖所杀，接着国民党到处“清党”，陕西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在陕北国民党与军阀井岳秀大肆反共，不少党组织遭受破坏，工会、学生会、农会被解散，绥德第四师范被封闭，李子洲同志一九二八年被捕，一九二九年被害，同情革命的十一旅旅长石谦为井岳秀所暗杀。一九二七年十月在谢子长、唐澍等同志领导下十一旅在清涧暴动，会同延川、宜川两地参加的共七、八个连，及党团员、学生共二、三千人，旋告失败。接着于一九二八年春，谢子长、唐澍等同志会同刘志丹在李虎臣部一个旅工作，于四月部队开赴潼关南塬起义，五月上旬与华县高塘起义农民部队会合，成立了一千多人西北工农革命军，在渭华地区开展了农民反土豪劣绅的斗争，摧毁当地的反动武装和政权，镇压恶霸地主和反革命分子，这就是有名的渭华暴动。国民党调遣了宋哲元以三个师的强大兵力进行“围剿”，终于于是年六月底宣告失败。以上清涧起义和渭华暴动两次起义，乃是大革命失败后，西北党领导下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两次武装起义，这两次起义在西北历史上第一次揭起了工农革命军的伟大红旗，虽然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为工农利益牺牲战斗，却大大地激发和鼓舞了广大群众的革命意志，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为创建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而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总之，由于陕北党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后，经过长时期的一些失败和锻炼，又在新的基础和范围之内逐步地恢复和发展起来，特别在“九·一八”后华北出现的抗日反蒋高潮面前，陕北党在特委领导下在绥米、神府、清延及安定、保安、横山等各县建立了党的县委、工委、区委、支部等组织，在领导组织发动农民斗争中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发展。

3.那时战斗在陕甘边的红二十六军，关于它的成长与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极其艰苦的战斗历程。首先渭华暴动失败以后，刘志丹同志回到了陕北领导灾民、饥民斗争，组织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逐步发展壮大，经陕甘边深入到关中。如前所述，关中一带在大革命时期党有强大的工作基础，数十县都组织过农民协会，和群众武装赤卫队，在开展过反帝、反军阀、反土豪劣绅斗争中，群众都经受过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激励和教育。大革命失败群众在国民党军阀残暴统治之下，连年遭天灾人祸、大旱灾、大瘟疫，军阀混战，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党曾经领导过无数次兵变及灾难民斗争。志丹同志深入到关中很快就与栒邑、淳化、耀县、富平等县那里坚持斗争的习仲勋等同志汇合，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粮，开展群众工作，打击反动的民团和地方反动政权。宣传六大的十大纲领及土地革命的各项政策，普遍得到了陕甘边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一九三一年底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逐步建立起一些根据地，耀县照金、正宁（山河）、四村塬，三原武学区，以这些根据地为依靠建立了陕甘边的工农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

与此同时，参加了一九三一年七月四日至八月十五日山西平定国民党高桂滋四十七军十一师起义和阜平暴动的谢子长、阎红彦等同志于红二十四军及阜平苏维埃失败后，分别前往西安和陕甘边与刘志丹同志会合。平定起义与阜平暴动建立红二十四军及苏维埃县政府这是北方会议之前，北方党领导的一次重大的起义。一九三一年七月党在平定驻军高桂滋四十七军十一师发动的起义，参加的有该部七个连共千余人。起义后宣布成立红二十四军，由郝光同志（高部连长）任军长，苏一雄同志（北方局军委派来干部）任政委，刘子祥同志（班长）任政治部主任，蒲子华同志（营附）任参谋长，占领了县政府等机关，打开了监狱，在敌人进攻下无法久据县城，撤出了平定向北，越正太路开往盂县，七月八日至十一日经五台柏兰镇至盂县上社镇，于十三日入平山蛟汉庄柳木园洪子店，十四日入灵寿经南营陈庄抵阜平，于七月二十四日（旧历六月六日）占阜平城，二十六、七日成立阜平县苏维埃政府。当时敌军石友三部沈克采取了极阴险狡诈的办法，伪称“投降”进攻我军，将所部开抵王快、法华。我红二十四军政委苏一雄同志于八月十日偕副军长窦宗融、政治部主任刘子祥及县苏维埃政府委员刘维廉、李英兰及民众代表数人至王快慰问，立即为敌扣押。军长郝光同志率八名重要干部于八月十一日到法华慰劳，敌军举行欢迎大会，除一人跑出外，八人均遭敌逮捕。苏一雄解往北平就义，郝光等同志全部在当地遭残杀，暴动至此失败。

阎红彦等同志随参谋长蒲子华同志经灵邱、浑源、应县、山阴越同蒲路到晋西开展游击战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拓克宽、阎红彦同志先后任大队长，黄子文同志任政委，吴岱峰、杨仲远同志任副大队长。由于敌人残酷进攻，处境困难，根据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同志的指示西渡黄河，于九月过河后在安定找到陕北特委取得了联系，于十月二十日在合水林锦庙与刘志丹同志会合。谢子长同志一九三一年夏返西安后，经省委派往平凉一带进行兵运工作，与张秀山、王世太取得联系，接着参加到陕甘游击队中来。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至一九三一年底这一时期，由红二十六军前身陕甘游击队主力，关中土地革命成长起来的武装斗争力量，完成了与晋西游击队和陕甘边国民党部队从事士兵运动的一些力量的汇合，从而在红二十六军建军史上揭开了重要的一页。接着于一九三二年一月根据省委指示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由两个支队建成。由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刘志丹同志任副总指挥，阎红彦同志任第一支队长，刘志丹同志兼任第二支队长，杨仲远同志任参谋长。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又将抗日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办军政干部学习班，在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开展了练兵活动，在党和群众有相当基础的栒邑、耀县、淳化、正宁、宁县、富平、宜君、三原、长武等县为中心创立根据地，消灭了栒邑、铜川、耀县、富平的民团，摧毁区公所，发动群众组织农会，打土豪，分粮财等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www.daowen.com)

一九三二年冬根据中央指示把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至一九三三年春这一时期，由于军事上的不断胜利，陕甘根据地取得了新的巩固，党和群众工作也有新的发展，在关中地区出现了新的革命高涨。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命令红二十六军接受新的任务，为配合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战斗，支援接应红四方面军胜利地完成由鄂豫皖苏区向陕南汉中及川北实行战略转移。于一九三三年初，除留下一部分陕甘游击队于老区坚持游击战争外，决定红二十六军派遣主力团红二团向渭华老区及秦岭一带进军，依靠秦岭创造新的根据地。但在杜衡错误地领导之下，未能实现这一战略计划，红二十六军进至兰田陷入敌人包围之中遭到惨重失败。不久杜衡叛变，陕西省委也遭到极大破坏。刘志丹同志及红二团团长王世太等同志返回了陕甘边。接着一九三三年夏，陕西省委为响应冯玉祥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事件，准备在西北各地冯玉祥旧部中掀起抗日反蒋高潮，由耀县驻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同志发动了骑兵团的起义，成立了西北抗日义勇军。处在这一新的形势面前，陕西省委又遭破坏，陕甘边区特委及陕甘游击队队委对今后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等行动方针问题需要向党中央请示。正是这时候他们派遣了谢子长、阎红彦同志为代表前来北平找中央驻北方代表汇报情况及请示。经北方代表转中央，后来根据中央的指示，刘志丹等同志于一九三三年秋重新组建红二十六军，决定先编一个红四十二师，由杨森任师长，耀县照金、淳化、栒邑等地区游击队编为红三团，渭北游击队编为红四团，王泰吉同志率领起义的骑兵团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共同组成一个指挥部，由王泰吉同志任总指挥，刘志丹同志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在中央指示下决定以南梁为中心，逐步把南梁同关中地区的根据地和陕北游击区连接起来。从此红二十六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解放了陕甘边十多个县广大的农村，拔掉了敌人成百个据点，摧毁了敌人保甲制度，一九三四年秋在梨园堡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陕甘革命军事委员会，建立贫农团、农会、赤卫队、工、青、妇、儿童团等组织，开展土地革命运动。

一九三三年十月我和陕北党团特委的同志们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开展绥德、米脂、清涧、安定、横山、神木、府谷一带的游击战争，形势已经成熟。于是在十月底在榆林会馆召开了陕北党团联席会议，参加的有谢浩如（谢子长）、阎红彦、郭洪涛、崔田夫、崔润、鲁贲、常××（外号常胖子，后来派往胶东黄县、掖县、招远、蓬莱地区恢复工作，这些地区在日照暴动失败后遭受破坏）、李铁轮、安建平、尤香斋（谢浩如同志的爱人）等同志二十多人。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总结了自北方会议以来陕北党的工作，分析了陕北政治形势及阶级力量的对比，通过了开展陕北游击战争的决议。在会后派郭洪涛、崔田夫、李铁轮等同志于一九三三年秋末回陕北，郭洪涛同志任北方代表巡视员，加强党的陕北领导，以便与红二十六军密切配合，开展陕北游击战争，创建陕北苏维埃区域。

郭洪涛等同志于一九三三年冬抵陕北后，立即召开了陕北党团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党团联席会议的决议，重新部署了陕北党团工作。以上都报告过当时党中央及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同志。

经过不到一年，去绥德、米脂、清涧，安定、保安、横山及神木、府谷三片地区游击战争逐步开展起来。一九三四年刘志丹同志率领红二十六军到陕北，与陕北游击队共同战斗，在河口战役中，谢浩如同志身负重伤，不久牺牲。陕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击溃了高双城部（井岳秀死后高接替了井），使陕北和陕甘联成一片。关于上述情况，一九三四年夏及一九三五年初陕北特委特派崔田夫、张达志同志前来向我和朱理治同志作了汇报。并经我和朱理治同志转达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同志、北方局和中央，当时孔原同志曾写了几篇关于如何发展、巩固、扩大陕北游击战争，建立陕北根据地问题的系统指示。其后并经中央派了朱理治同志任中央代表前往陕北指导工作。

一九三五年夏，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经陕南长征到达陕北，根据中央指示于一九三五年九月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不久，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进入甘肃，抵达六盘山。国民党蒋介石调集十余万大军向陕北和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陕北第三次“围剿”，妄图摧毁我陕北和陕甘根据地，阻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继我十五军团在延安南劳山地区，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又两个营，击毙了敌师长何立中，取得极大胜利，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接着我中央红军在吴起消灭了敌人一〇一、一〇九两个师和一一〇师大部，毙敌两个师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实现了与西北红军大会师，从而使陕北根据地成为抗日战争新的前进的阵地和全国革命的总后方奠立了基础。

基于以上，发动陕北游击战争，也可以说是一九三三年夏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事变后，北方党工作中心由以往城市向农村进一步转移必然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