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事变一发生，党中央就指令北方党紧紧抓住有利的形势在内蒙创立抗日根据地。我到北方巡视，党中央再次重申创建大西北根据地计划，要我传达给前委。如前所述，我于十月在北京饭店见到柯庆施同志传达了党中央指示的精神。那时正值冯玉祥下野离职约二个月，政治形势变化很大很快，由于我们撤出了张家口前往张北，不久即转战察北，面临敌人的大举进攻，正处于极端不利的情势之下，正常的交通联系已告中断。前方的情况不明，从前方来人传说不一。因此，只能就柯庆施同志所了解的一、二个月前的情况作分析的根据。情况是十分不妙，创建内蒙根据地主客观条件十分困难。我抗日同盟军基本队伍，主要是吉鸿昌同志指挥下的第五师、第十六师、第十八师及教导队。转战察北虽然尚有二千五百多人，但如何保存这支力量乃是一个重大问题。显然察北是不能作久留的。它的东、北面临日本及汉奸张海鹏部进攻的矛头之下；南、东有庞炳勋、宋哲元部及万福麟东北军；而西面则是傅作义山西部队等，处在这些部队进逼包抄之中。为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只有从察北实行战略转移。但往那里转移，才能度过困难，保存这支力量，又怎样才能立定脚跟创建根据地呢？这些都是问题。察北地处坝上，而坝上条件困难和政治上落后都是尽人皆知的，地处荒原，人烟稀疏，有时数百里找不到一个居民点，交通主要靠骑马，步兵行动转移不便，无法取得必要的补充和给养。气候条件恶劣，年平均气温是华北低温地带，接近蒙古和西伯利亚寒带，常年需穿棉衣皮衣。天气变化无常，即使夏天也常变天下雪下冰雹。除平绥路西侧及少数蒙汉杂处地带有汉人外，大都为蒙古民族游牧生活地区，长期来蒙汉不和，党的工作基础很差，政治上落后等等都是不利的。另一方面对于敌情方面分析，首先日本占领东北四省之后，目前集中力量对东北抗日联军的讨伐和对东北义勇军残余势力之扫荡，其目的在于巩固其东北占领区；同时分其相当部分力量于冀东一线，直接威胁平津，估计近期不会大举进攻绥远，仅利用少数汉奸部队进行小规模行动。目前对我抗日同盟军威胁最大的乃是绥远、察哈尔一带国民党部队，在平北怀来、宣化、怀安沿平绥线西向包头不外庞炳勋、宋哲元、傅作义、孙殿英等部。他们的政治态度不赞成蒋介石的不抵抗日本和卖国投降政策，但也不愿违抗国民党“中央政令”进行抗日。他们对国民党蒋介石中央进攻抗日同盟军我基本部队的“军令”、“政令”，表面不得不服从，但在蒋介石打击、威胁、利诱、拉拢、收买之下、分化动摇很严重：既想投靠又怕为蒋所消灭。而投靠蒋介石的情况也并不一致，有甘心跟蒋或一时投机之别。在进攻抗日同盟军基本部队的态度上，他们有比较坚决、表面应付或保持中立的数种情况。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各怀鬼胎，各有想法；相互猜忌，相互警戒、相互提防；基本上则都倾向于为保存自己的势力，并等待形势发展。因此，只要我们善于利用这些条件，我们在察哈尔、绥远是可以将力量保存下来，争取立足的，但必须看到工作条件却是极端艰苦的。这就是那时对形势的分析。

根据以上情况讨论之后商定：

第一，柯庆施兼程返回察北前线，召开前委紧急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向，有三条路争取立足点可供选择，即：1.往西急行军沿大青山南段往五原临河一带，打通外蒙国际路线，取得援助，建立根据地，当然这条路困难是很大的。绥远一带敌情严重，且长途行军，通过草原牧区，部队仍穿单衣，装备及给养不易取得。2.向东经独石口进关，绕平北赴冀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条路也是极其不容易实现的，穿过中日接触前沿，处于日本和国民党夹击的形势之下，而察北、热察边条件也并不比西去好。3、向南经怀安而阳原、蔚县，前往保属山区，与河北农村农民运动配合，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这条路主要是必须通过察冀晋国民党部队几道大的防线，极易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总之，条条路都是严重困难的，究竟如何行动，则应根据敌情相机行事。

第二，立即派人寻找蒙古骑兵队找云泽（即乌兰夫）、吉合等同志的关系，在西三盟部署工作，支援配合我抗日同盟军。

第三，派人到后套托克托、土默特，包头、达拉特、东胜及五原临河三个地区开辟工作。当时包头及其以西五原临河一带驻军为孙殿英部四十一军。孙在冯玉祥下野离职后，与抗日同盟军脱离关系，但一些同志仍在该部工作，该部有两个团及一个教导团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由军委直接领导，党团工作基础较为雄厚。利用四十一军名义掩护，也便于开展上述地区工作。在张家口撤出前，前委就对于沿平绥线，包括张家口市部署了地下工作；对已暴露无法掩护的党员，则调往它处工作。

为了加强绥远工作，决定成立绥远特委，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之后，我们派了刘仁同志（当时他叫王崇义，在张家口市工会工作）前往任党的特委书记，鲁贲同志（陕北共青团特委书记）作团的特委书记。鲁贲同志的爱人安建平同志（现任中央纪委委员及在中央民政部工作）共同前往包头工作。派鲁贲夫妇前往包头一带开辟工作的目的主要为的是好向陕北方向发展与陕甘红二十六军呼应，与陕北游击战争配合，创建大西北革命根据地。

第四，同时亦设法在敌后热河开辟党在赤峰、凌源一带工作，我们派了王逸伦同志（现内蒙古人大常委主任）任工委书记，回热河建立工委，要王逸伦同志注意向长城内外发展与冀东工作配合。(www.daowen.com)

刘仁同志与王逸伦同志一直坚持到一九三五年夏，他们后来与北方局失掉了关系，经外蒙去了莫斯科。

第五，在河北部署了加强沿太行山北岳保属直中一带，北平郊区、三河中心县委准备发动农民斗争，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迎接配合张家口转战察热冀的抗日同盟军部队。

绥远特委建立后，在特委领导下，绥远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在五原临河一带有许多卖工扛活打短的苦工和串乡走户擀毡、修补锅的手工工人及小商小贩，有许多都加入了青帮和理门（不抽烟、不喝酒）等组织，党派人打入了他们当中进行工作。在陕坝、狼山、巴浪淖、乌兰淖、三盛公等地，在意、比天主教堂神甫管理的大庄园、大围子，他们都有武装护园和监牢；此外还有一些大地主，大商号经营的堂号、庄园、围子，在这些庄园、围子里贫佃农、雇农中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在包头东，鲁贲同志到石拐沟煤矿区开辟了一些煤矿工人的工作。在后套托克托、萨拉齐，大地主兼土匪王英的堂号中也建立了一些工作。一九三四年并逐步与当时在那里活动的云泽、吉合等同志在内蒙古工作取得了联系。

一九三三年十月底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失败不久，十一月二十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发动了福建事变。在福州召开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十一月二十二日成立了“中国人民革命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在革命政府下设政治、军事、财政、文化、外交五个委员会。将十九路军扩充为五个军，颁布了人民革命纲领十八条，发表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宣言》，并正式派代表到瑞金与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签订了《抗日反蒋同盟协定》。这是一九三三年继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事变后又一次震动全国的抗日反蒋的大事变。事变爆发后，北方党已感到抗日同盟军于十月底已告失败，无法与福建配合。但考虑到孙殿英部内我党尚有两个团及教导团的力量，是否能发动一次起义。直到一九三四年春节前后孙部被傅作义部进攻，沿后套向宁夏转移时，中央驻北方代表特派阎红彦同志由天津兼程前往，准备将孙部二千多人拉出来开往陕北，争取与红二十六军汇合，发动陕北游击战争。但在阎尚未抵达该部之前，一九三四年春节前后孙部在磴口附近为马鸿逵、马鸿宾部击溃，其事未果。

至此，绥远、内蒙古建立抗日根据地即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