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旬，上海团中央局派我来北方巡视，指定我的任务乃是传达党中央《关于反国民党五次“围剿”的决议》，为配合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开展北方抗日运动，研究在平东长城沿线一带是否可能发动抗日游击战争；其次是寻找党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同志的下落。一九三三年五月河北党省委因组织部长阮景云及秘书长周春申被捕叛变遭受大破坏，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罗荪同志（又名赵琛）、驻北方代表秘书长洪灵菲同志相继被捕，孔原同志与党中央联系即告中断，罗荪及洪灵菲同志于一九三四年夏牺牲于南京。中央指定我找到孔原同志后建立北方与上海的联系，并协助恢复党省委，加强平津工作。要张家口前委派人到包头、五原、临河开展工作，发动群众，相机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和外蒙援助，大力开展内蒙工作，创建大西北根据地。

那时正是国民党蒋介石对我四次“围剿”遭受惨重失败之后，进行五次“围剿”的准备时期。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六日到一九三三年四月进行四次“围剿”，国民党蒋介石调动了九十个师，六十余万人。由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兼鄂豫皖总司令，何应钦任闽粤赣总司令，以何成浚、王均、刘峙为前敌总指挥，向鄂豫皖闽粤赣湘大举进攻。我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至川陕，创建了广阔的苏区。我中央红军歼蒋介石嫡系五十二师、五十九师二、三万人，缴枪四万余，并俘虏了陈明、陈时骥师长及几个旅长，取得了反四次“围剿”的胜利。一九三三年四月后，国民党蒋介石便着手准备第五次“围剿”。在这一时期中，日寇对华北开展了疯狂进攻，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占领了榆关，三月占领了热河，四月长城各口及冀东失守，平津危急。蒋介石进一步卖国投降，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北上，与何应钦等举行秘密会议，并在保定设立“行营”，重申禁止抗日，发布“侈言抗日者杀勿赦”的政令，调动他的嫡系部队及宪兵第三团来河北镇压抗日运动。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又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塘沽协定》，为“中日合作”、“中日提携”扫清道路。除此之外，对五次“围剿”进行了空前规模的经济、政治，军事的动员工作。在经济上为筹措战费，不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自一九二七年以来国民党统治区每年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灾民、难民达数百万人。最大的如一九二九年豫陕甘的空前大旱灾，赤地千里，灾民达三千四百万人。一九三一年夏，江淮河汉大水灾，江河决口受灾面积达十余省，灾难民数千万，为六十年来所没有。国民党政府不但未予救济，相反到处增加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搜刮民财，实行法币政策，贩卖白银，增加货币及公债发行额（仅各种公债包括救灾公债在内，从一九二七至三三年共发行十一亿四千万元），大举外债，向美国进行所谓“棉麦借款”五千万美元，向日本借款二亿日元。在政治上加速实行法西斯化，乃是这一时期极重要的特点。蒋介石派其亲信往意大利考察法西斯党，往德国考察纳粹组织，学习特务工作。一九二九年由二陈（陈立夫、陈果夫）设立的CC团；一九三二年由贺衷寒、康泽、戴笠等人组织蓝衣社（复兴社）等特务组织；强化宪兵，以谷正伦为司令，将宪兵扩大成四个团，由张镇、黄珍吾、蒋孝先、吉辛简分任团长。厉行“一党专政、领袖独裁”，以蒋介石为领袖，宣扬“领袖高于一切”、“一切服从领袖”，蒋介石自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为国民党党政军的独裁者，并令各省主席统由军人兼任，统一政令军令，推行其法西斯专政。在军事上聘请了德国法西斯将军赛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制订新的“围剿”作战方案和军事行动计划。在庐山设立军官训练团，重新训练其军队骨干，全国各地大批召募新兵，组建新的部队及兵种，购买飞机大炮及现代装备，装备其嫡系部队。调动了百万大军和二百架作战飞机，在我南方各省苏区周围，构筑层层包围苏区的碉堡群网和纵深工事。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新的作战方针下，普遍在各省设立地方保安团队，武装地主富农，执行保甲制度，加紧对水陆交通道路巡防和反复清查，实施连坐法，强化其农村反动统治。在苏区周围实行军事、政治、经济封锁。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从四面收缩，实行堵进清追全面“围剿”。特别部署重兵四十万对我中央苏区，分四路前进：北路顾祝同，南路陈济棠，东路蒋鼎文，西路何键，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开始了全线进攻。

为了配合第五次“围剿”，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加强军警宪法西斯专政，对学校、工厂、机关、法团、公共场所，布置特务暗探，进行钉梢、追踪、暗杀、逮捕、搜查反日战士、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血腥镇压抗日爱国运动，实行“文化围剿”，封闭、查抄抗日书店，禁止抗日书刊发行……。其中最大事件为一九三二年秋上海反帝大同盟遭受破坏，一百多人被捕，一九三三年夏一百五十多人被杀。全国大中学联、左联、社联、社研等群众团体遭受破坏，千余人被捕。五月潘梓年、丁玲等作家相继被捕，六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学者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十一月上海艺华影片公司被特务捣毁。

我于一九三三年九月上旬抵北平与河北团省委接上了关系之后，通过河北团省委，很快到天津找到团中央驻北方特派员，找到党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同志，并和他们取得了联系。我于十月返平，在北京饭店与柯庆施同志见了面，传达了党中央对张家口抗日同盟军总的指示精神及行动方针。但那时已然来不及了，由于张家口撤出后，形势急转直下，柯庆施同志尚未返回张北，而前线撤退干部已大量地返平。

当时北平形势十分恶劣，在北平军分会主任何应钦直接指挥下，宪兵第三团、公安局侦缉队与市党部特务组密切结合，实行宵禁戒严，疯狂镇压抗日运动和进行文化“围剿”，在北平各大中学、公寓、会馆、旅店、商场、茶楼、酒肆、公园、文化娱乐场所、交通要道、公共集散地满布军警宪及叛徒特务暗探，进行监视、搜查、钉梢、追捕共产党员及反帝反日同盟、革命互济会、学生会、左联、社联等组织成员。在河北省委及北平市委遭受严重破坏之后，北平陷入极度的恐怖之中，党的工作是很困难的。

这时面临的任务，乃是尽快地处理前线撤退来平的干部，防止组织遭受破坏，党员被捕。

根据指示，那时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一）对于来北平同志进行有组织地分散隐蔽，减少停留时间空间，迅速由平疏散，派往各地进行工作。

（二）对在北平停留期间的同志，禁止他们作一切不必要的社会活动及交往；不让他们自由上街和进出公共场所。

（三）由前委或省军委派往国民党各部队的干部凡不须经过北平的就直接前往，对须要经过北平的尽可能不在北平停留，其关系由省军委特科负责单独联系。(www.daowen.com)

（四）对已暴露不宜留在北平的干部，根据工作新的部署有组织地派往北方各省；或利用干部自己的多种社会关系，有目的地分别返家，投靠亲友，寻找关系，开辟、建立、开展工作，并由北平党进行联系。

（五）一部分须要留在北平而又有条件能留平的干部，则充实北平党团工作。留平的干部尽可能利用亲友、同乡、同宗、同学等关系进行分散隐蔽。

（六）留在北平而在城区又无法掩护的干部，则分配到平郊附近各县农村，加强门头沟、长辛店工矿区及三河、顺义、密云等地的工作。

（七）对于实在无法派出而又不能在北平留住的干部则自行到国民党部队当兵，工厂、学校、商号谋职业进行掩护，并与留平同志进行联系。

（八）减少党的文件，改进携带、传递文件的方法，警惕敌人钉梢和追踪，在敌追捕中设法迷惑敌人，摆脱敌人，注意住地周围条件及安全，发现住地有问题即行转移。

（九）提高警惕，严格分开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改进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联系，严禁非组织发生联系，斩断一切横的关系，改进联系方式方法，实行单线联系，分别接头。

（十）改进警报系统及警报方式，建立第二套和较长期的联系接头制度，以便失掉关系后通过规定联系地点、口令进行接头……。

如此等等。

在一九三三年十月至十二月，我在北平作为党团中央驻北方代表的代表，负责处理抗日同盟军从前线回平的干部及善后工作，我是采取上述措施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