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九二四年一月国共合作，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北方逐渐开展，李大钊同志就开始了系统的争取冯玉祥的工作，冯玉祥也就开始转向革命。一九二四年十月正当奉直战争紧急关头，发生冯倒戈反曹锟、吴佩孚直系军阀，在北京举行了政变，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从而，占领京、津、冀、豫和内蒙等地，导致曹锟被絷，吴佩孚逃亡武汉。在国民军统治下，北方革命运动出现了新发展，特别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之后，京、津、京绥与张家口工人运动，河北、内蒙及河南农民运动进展很快。冯玉祥本人及西北军受到人民革命的影响，也进一步倾向于革命。

一九二六年三月日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还击日舰，日本联合英、美等八国驻我国公使向中国提出严重抗议。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数千人集合天安门前示威反日，段祺瑞下令开枪，打死群众四、五十人，重伤二百余人，演成“三·一八”惨案。不久奉直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国民军退守南口入张家口、内蒙一带。这是反革命对冯玉祥的一次“教育”，使冯本人更决心参加革命，前往苏联联合苏联。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开始后，九月十五日冯玉祥由苏联返国，聘请了苏联顾问，并要求党派干部到他的部队进行政治工作。那时邓小平为首的一些干部在冯玉祥那里工作，其中有张振亚（河北蠡县人，在苏联学骑兵的，曾任冯玉祥的顾问）、刘伯坚（四川人，曾任冯的政治部主任）、肖明等同志。在他们帮助之下，于是年九月十七日在五原举行了宣誓仪式（即国民军五原誓师），冯玉祥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职，通电响应北伐军北伐，率领西北军入陕，于一九二六年底、二七年初统一了陕西全省。在西安创办了国民大学，开展革命启蒙教育及革命文化运动，从而大大的推动了西北建党工作的开展。西北的革命运动，特别陕西关中地区从此逐渐在学生、工人、农民中亦有了大的发展，学生会、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自卫队等群众组织相继建立起来，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工农群众卷入到大革命历史时期中来，为陕甘播下了土地革命的火种。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动摇，党的代表相继撤出了冯部，但党的基础组织并未遭受破坏，党的工作仍未中断。而在绥远内蒙一带，自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央派了王若飞、曾涌泉等同志在那里开展工作，云泽（即乌兰夫）、吉合等蒙古同志也早在内蒙建立了人民革命党的组织和开展了艰苦的革命工作。北方党在平绥线的怀来、宣化、张家口、怀安、大同、蔚县等地亦建立了一些党和群众组织，特别在几个师范学校、中小学校中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一些支部。这些都是张家口事变前党在内蒙的工作和基础。

在这里，还必须一提的是，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到张家口事变前这一段时间之内冯玉祥的处境及其政治态度。冯玉祥本人长期徬徨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曾几次反蒋，如一九二九年三月参加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反蒋之战，一九三〇年二月到十二月与阎锡山联合反蒋进行中原大战，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反之，冯如投靠蒋，亦不为蒋所容，冯深知蒋对他和西北军乃一贯采取排斥、打击、分化、收买、消灭的政策，防不胜防。致使冯在恨蒋怕蒋之余，不得不长期对蒋应付，采取无可如何，若即若离，不前不后的态度。总之，这一时期中，冯亲身经历脱离共产党领导，深感政治上非常苦闷而没有出路。“九·一八”后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反蒋，冯的这种态度有所改变，即从动摇中又逐步倾向于革命。

一九三三年四、五月，日寇相继占领长城各口、冀东各县及通县之后，乘机派遣东北伪军张海鹏部进占了察北沽源、宝昌、康保等县，平津及华北形势危急，国民党蒋介石继续实行其卖国投降政策，再次下令禁止中国军队进行任何抵抗，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以何应钦坐镇北平，主持军分会，直接指挥驻防平津一带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黄杰、关麟徵及蒋孝先的宪兵第三团，监视西北军、东北军及东北义勇军各部，防止抗日战争爆发。与此同时并对平津学生为代表的华北抗日救国运动进行血腥的镇压，逮捕屠杀中共党员及上层民主爱国人士。实行“文化围剿”，取缔封闭作家联盟、社会科学家联盟、文学研究会、美术家协会、社会科学研究会、民主保障同盟、革命救济会及各种抗日群众组织，搜查、禁止发行抗日书报刊物《北方红旗》、《抗日救国报》，严禁抗日救国集会结社示威游行，……进一步激起人民的愤怒。

特别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我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再次发出宣言，声明在停止进攻我苏区红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条件下，愿和全国各部队订立停战协定，联合抗日。在国民党各军队中得到积极的反应，尤其对处于平津、华北前线的西北军、东北军影响最大。如前所述，那时党在西北军中的工作，主要是开展抗日反蒋活动。冯玉祥及其领导下的西北军将领与我党均有上层联系，通过党的军委系统特别派往那里的同志，在上层关系掩护下作了许多工作。其中许多有名的共产党员如韩麟符（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十七个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之一的中共党员），宣侠父、席传忠等人。

在这一形势之下，经过党的长期工作，于是爆发了张家口事变。由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西北军将领率领的西北军，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张家口正式发布通电，宣布成立了华北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由冯玉祥任同盟军总司令，发表抗日同盟军成立的宗旨及其主张。吉鸿昌任张家口及平绥路警备司令部司令。张慕陶任政治部主任，宣侠父任参谋长，席传忠为教导团长。改组了察哈尔省政府及警察局，下令逮捕了汉奸卖国贼和国民党蒋介石“蓝衣社”特务分子。通令察哈尔境内实行戒严。积极部署察北及对热河的抗日军事行动。在各界御侮救亡会筹委会领导组织下，召集了察哈尔省和张家口市各界人民二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并举行了示威游行。成立了察哈尔省及张家口、平绥线御侮救亡会，出版了《抗日前线》、《民众日报》和《老百姓报》等革命报纸。发布了保护抗日运动，保护人民民主权利，废除苛捐杂税，释放政治犯等法令。

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为加强党对热察前线及抗日同盟军工作的领导，成立了前线委员会，中央决定柯庆施同志任前线委员会书记。前线委员会成立后，统一了党政军领导，全面的部署了工作。党内党外进行传达，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使学生、工人、农民中的抗日救国工作普遍的开展起来。随着在张家口市分别召开了学生、工人、农民、士兵及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积极分子会议，建立组织。全市就有十九个团体参加市御侮救亡联合会。六月四日在察哈尔省御侮救亡筹委会领导下召开了第二次民众大会，到会学、工、农、兵、商等群众五千多人。会议通过了“武装保卫察哈尔”，“反对南京蒋介石政府对日密约”，“反对塘沽协定”，“武装民众”，“召开察哈尔省各团体联席会正式建立察哈尔省御侮救亡联合会”，改善工人、农民、士兵生活等提案和通电。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群情振奋，高呼口号：“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开展华北察哈尔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出卖华北内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四省失地！”捣毁了国民党察哈尔省党部。

张家口市的工人群众表现了英雄气概，在平绥铁路工人带动之下，全市电灯、电话、汽车、洋车、面粉、皮毛、铁木、理发、服务等行业工会普遍的组织起来。六月八日平绥铁路工人召集了一千一百多人的群众大会，提出了平绥工人的经济政治要求，封闭了国民党平绥铁路特别党部与察哈尔区分部，解散了国民党控制、操纵下由少数工头包办的黄色工会，驱逐了该工会的要员。建立了平绥铁路工人自己的工会，及一百二十名武装起来的工人纠察队。这些工人纠察队都以大刀、铁棍等武装起来，进行军训、执勤、守护平绥铁路及其所属企业仓库，防止坏人扰乱破坏。与此同时，开展了与资方的斗争，提出要求取消大礼拜，取消工头包饭制，增加工资，追还国民党党部及其控制、操纵下的平绥铁路工会强行扣除工人工资的所谓“爱国捐”、“飞机捐”等，并与全市各行业工会组织共同开展保卫后方、维持治安、慰劳募捐、支援前线等抗日活动和工作。(www.daowen.com)

在北方党的领导下，由于以吉鸿昌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共党员们以伟大的革命胆略，无比的英雄气概，奋不顾身的积极从事艰苦卓绝的工作，使抗日同盟军的兴起，大大推动了冀察热的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同时也由于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党在西北军、山西军、东北军、东北义勇军等上层工作及下层士兵工作，又促进了抗日同盟军的发展。同盟军成立不久，又召开了抗日同盟军各部队代表参加的军事联席会、协商会，讨论筹建革命军事委员会。上述一些部队派了代表前来参加会议，协商抗日军政方针、救国大计及行动纲领；并确定召开冀察热民众御侮救亡代表大会，建立新的人民政府及施政纲要等工作。经过分派代表联络、争取大量工作，抗日同盟军由几千人发展至十余万人，二、三十个部队。接着于六月十一日正式召开了冀察热民众御侮救亡代表大会，通过了华北民众御侮救亡的行动纲领及军事、政治、财政、文教和组织等具体实施纲要。正式选举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二十五人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冯玉祥为委员长，吉鸿昌为副委员长。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下，抗日同盟军于六月二十日分兵三路进击侵犯察北的日伪部队。至七月十二日先后收复了张北、康保、宝昌、沽源、商都、多伦等县，军威大振。当时平绥铁路工人为支援北进部队而组织的交通团，积极进行了各种工作。处于抗日前线的多伦一带农民组织了五千多人的武装自卫队，投入战斗和参加战勤工作，内蒙古人民也组织了骑兵连队前来支援作战，表现都很出色。在抗日同盟军收复康保、宝昌、沽源三县以后，察哈尔坝上、南部及平绥沿线各县，如张北、沽源、宝昌、万全、宣化、蔚县、阳原、怀安等县经过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工作，或公开经张家口、察哈尔省御侮救亡会派人前往组织联络，先后开展了支援前线运粮、募捐、慰劳，组织自卫队、义勇军等武装组织，进行武装集训，张家口市及察哈尔各地抗日救亡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消息传出察北收复了几县胜利，河北及全国民心大奋。由于各地，首先是平津党、团、工会及各革命团体的工作配合，支援察北抗日同盟军的运动很快的开展起来，形成高潮。北平、天津党、团、工会派了数百名干部到张家口及平绥沿线工作。平津各界抗日联合会、河北省革命互济会、华北青年抗日同盟会、上海各界抗日联合会、海员工会、邮电工会、学生联合会、妇女协会及福建、广东、西南各省、湖北、山东等省的抗日救国团体都进行了一些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支援。

七月下旬在张家口由冀察热民众御侮救亡会代表大会发起建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制定出收复失地的战略计划。决定了开辟前线及建立后方发动群众的组织工作。其大要为：

（一）开展热河敌占区工作，以便深入敌区建立基础，广泛的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二）为着配合这一战略部署，决定积极开展蒙古民族中的工作，发展、扩大当时党组织起来的蒙古人民武装——骑兵部队，发展、建立内蒙古在昭乌达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等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

（三）采取实际步骤，在以下三个地区，即沿平绥铁路张家口至绥远，绥远附近托克托、土默特、萨拉齐、后套地区以及包头以西五原、临河地区，大力开展汉族农民、手工业者及扛活、卖工、做零活的季节工、临时工，包括天主堂、各垦区的地主堂号、商号经营的大围子，农田区居民点的贫雇农、佃农中的工作。建立各种形式的农会、手工业工会、贫民会等群众组织，领导发动群众斗争。并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八月一日在张家口举行了有平津各界代表参加的华北各界民众救亡大会，到会二百多人。通过决议，派代表到上海、广州、福建、河南、陕西、湖北等地进行联络。

察哈尔抗日反蒋运动的发展，引起了蒋介石集团极大恐慌。蒋介石于一九三三年夏召集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政务会议，斥责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妨害中央统一政令，破坏国策”，申令讨伐。接着由何应钦在北平的军分会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部署讨伐的军事行动。组织蒋介石嫡系部队为核心包括一些地方部队在内进行讨伐。任命庞炳勋为察哈尔北部剿匪总司令，由平北房山、涿县，察南蔚县、阳原，山西天镇、阳高、大同，绥远、集宁一带进行对张家口大包围。切断交通线，实行全面封锁。到七月二十日进攻张家口部队达十一个整师约十二万人。七月底又增到十六个师，并配备铁甲车和航空部队（在怀来、大同、绥远建了飞机场）。另一方面则采取分化收买孙殿英、宋哲元、傅作义及东北军、东北义勇军等部队。派人暗中与冯玉祥洽谈、威逼，卒致使冯于八月初宣布了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