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亡后，日本到处横行，成千成万的人民惨遭杀戮，抢劫、凌辱，家庭破碎，妻离子散，颠沛流离，饥寒交迫，无法生存。悲惨的亡国奴命运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无比仇恨激发了东北人民，使人们不得不拿起武器抗击日寇。东北大军退入关内之后，数十万抗日义勇军转战辽、吉、黑各地，予凶残的日寇以无情的打击。其中我党领导的杨靖宇将军为首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东满、北满的磐石、延边、汪清、珠河、密山、汤原、虎林、饶河等地英勇抗日，坚持十四年苦战，一直到东北解放、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在这一高潮直接推动之下，使平津及华北各地在党领导下的抗日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九·一八”后不到十天，北平的北京大学、北平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等二十多所大学，平大附中、师大附中、一二三四五中等数十所中学，及天津北洋大学、南开大学、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南开中学等大中学校数十万学生，纷纷组织抗日会、救国会、报国团，很快由各校组成北平及天津学生抗日联合会、中小学救国联合会、东北抗敌后援会、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发出抗日通电，分赴各地进行宣传，组织义勇军，自动进行武装集训。当时随着东北大军退入关内的东北各地的上层人士、东北军家属、东北各省难民及东北各地数万学生集结平津一带与东北留平津的学生很快的共同组织起来，并派代表在河北、山西、察哈尔、山东、河南等省及平汉、平绥、津浦沿线城市进行联络、宣传，很快建立了东北人民抗日救济会、难民救济总会、互济会、自救会等组织，控诉日本在东北各地屠杀、抢劫、奸淫的残暴罪行，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要求全国人民支援抗日义勇军及救济东北难胞。在这一时期中不少教授、名流、学者上层爱国人士也都卷入了抗日运动。北平财政部印刷厂以及公用、市政、邮务等工人，天津各纱厂、电车、电话工人，张家口的平绥铁路及市政工人，举行抗日集会及示威游行，抵制日货。在张家口愤怒的示威职工数百人砸毁了宣传“中日亲善”的日本马戏团的牌子，撕碎了日本国旗，要求立即封闭日本驻张领事馆，驱逐日本领事出境。在北平由二百多团体发起召开了有二十多万人参加的空前盛大的太和门抗日救国市民大会，会议通过了《告全国民众书》，提出“立即组织民众，反对日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组织义勇军”、“救济东北流亡同胞”等决议。天津的青年学生在“九·一八”后不久，纷纷起来进行抗日救国工作，法商学院全体师生组织了学生军，加紧军事训练，发出了投笔从戎、为国捐躯的号召。成立了消费合作社，抵制日货，宣传爱国，提倡国货。全市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保定河北大学、第二师范、育德、同仁、六中等校学生都组织起来积极下乡宣传。天津工商界还组织了对日绝交委员会，查封私运之日货交由商会保管，听候处理；北平也组织了工业联合会，响应工人学生市民抗日运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井陉煤矿工人爆发了要求发“花红”举行罢工斗争，并通过了组织抗日义勇军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开滦四万工人举行五矿同盟罢工，反对英国资本家，要求发年关“花红”，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及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

各地抗日运动的开展，又大大地推动了平津学生抗日运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北京大学在党的领导下发难组织南下请愿团。参加第一批南下的学生代表二百三十多人，于十二月一日出发，赴前门车站，站长阻止南下，不让学生上车，代表们举行了卧轨斗争。经过数小时坚持之后，争取了铁路工人的同情，最后站长只得答应了学生代表的要求，让学生代表乘车赴南京。接着北平、天津、太原、开封、西安、山东、青岛、徐州、武汉、南昌、福州、广州、上海、杭州、苏州、无锡等地学生也先后参加了这一请愿运动，十余万学生冲破了国民党政府各地军警的封锁及镇压，愤怒地冲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下请愿运动”变成了反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卖国投降的“南下示威运动”。十二月十七日三万学生包围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砸烂了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外交部和《中央日报》社的牌子，遭到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及数万军队、警察的逮捕、拘押、毒打及残酷的镇压，在珍珠桥对学生队伍开枪大屠杀，死伤学生数百人。因此，引起了全国人民无比的愤慨，北平学生为支援南下示威运动捣毁了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国民党动员了数万军队，分批将南下示威的学生押回北平、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南下示威运动乃是北方出现的第一次抗日高潮。这一高潮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由两大激流——即由在东北以数十万抗击日寇的义勇军为代表的英勇战斗和在北方以平津学生抗日运动为代表坚决斗争汇合而成。它严重的打击了日寇进攻及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投降，直接支援了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以后的十九路军的上海抗日战争，迫使日本不得不停止对上海的进攻，蒋介石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野出洋，前往日本。如果说南下示威，标志北方抗日运动新高潮，一九三三年春长城抗战，则是张家口事变前夕抗日高潮的继续发展。

继一九三二年南下示威之后，抗日运动普及到河北中小县城，由学生运动逐步深入到广大农村。为支援南下示威，在保定河北大学、第二师范、育德、同仁、六中等校先后举行了罢课游行；正定七中、井陉、晋县学生开展抗日救国工作；在永年、邢台，大名、清丰、南乐、磁县、巨鹿等县中心小学学生都掀起了抗日宣传、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运动。大批组织下乡宣传队、远征队向广大农村农民进行宣传。保定同仁中学全校学生组织了南下宣传纵队，下分七个大队分赴定县、石家庄、正定、新乐、沙河两岸进行宣传。在这一运动深入发展中，在一九三二年二月爆发了保定第二师范全校学生坚持反对国民党镇压救国运动的斗争。国民党当地政府于六月二十二日令数百军警严密包围、封锁学校，于七月六日全副武装的军警冲入校内开始残暴的屠杀。当场击毙贾良图等八人，重伤陈锡周等四人，逮捕三十八名，造成了骇人听闻的保定二师惨案。(www.daowen.com)

在北方推动之下，出现了全国抗日高潮。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鄂豫皖红军也打垮了安徽陈调元、湖北何成浚、河南刘峙的进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即工农兵劳动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建立了中国人民革命政府——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投降。国民党内部各部队出现了新的分化，许多部队反对蒋介石卖国投降，同情抗日，不愿打内战。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由赵博生同志率领的西北军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举行了光荣起义，参加红军。一九三二年十九路军抗击日寇的上海战争后，提出组织联合成立“国防政府”主张。我党中央在一九三二年在上海抗战期间，曾向国民党各派系军队再次发出通电，要求立即停止进攻我苏区红军，签订共同抗日协定。

在全国革命形势高涨之下，北方党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下旬在上海召开了北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东北、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省代表。会议通过了《北方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的决议》，《关于北方各省职工运动中几个主要任务的决议》和《关于开展游击战争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反“北方落后论”，为迎接北方革命高潮重新部署了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工作。在东北扩大东北抗日联军，加强东北义勇军中的工作，坚持开展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创建东满海龙、磐石、桦甸、抚松及北满虎林、饶河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开展以平津及中小城镇学生抗日运动为基础，号召华北人民与士兵联合起来，抗击日寇武装保卫华北、保卫察哈尔。提出了反对国民党卖国投降，出卖东北、华北，反对第四次“围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民众抗日爱国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通过找各种关系和派遣学生到厂矿企业当工人，发展建立党和工会组织，开展在工人中抗日救国工作，组织、发动改善生活待遇斗争，武装工人，实行军训，开展武装反对日本进攻的斗争。在农村通过中小城镇小学教员开辟农民工作，领导组织农民斗争，提出废除苛捐杂税，要求减租减息，开展以工人、农民为基础的广泛抗日救国运动。利用招兵，派学生、工人和农民当兵，去开辟士兵中的抗日工作，提出改善士兵待遇、废止打骂等口号，联合民众开展华北抗日战争。在西北以陕甘边区为根据地，开展陕甘和陕北游击战争，组建红二十六军等。中央派了许多干部到东北、华北、西北去进行工作，加强满洲、北方、陕西等省党团领导。一九三二年底至一九三三年初，孔原、饶漱石等同志前来北方工作，孔原同志任党中央驻北方代表，饶漱石同志任全总华北办事处主任。

在党的北方会议之后，当时仅河北省党的组织为抗击日寇进攻华北，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卖国投降，从一九三二年夏至张家口事变即发动了大小十多次武装暴动。其中有名的有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三至三十日在保属高阳、蠡县的暴动（宋家庄、南玉田、南北辛庄、西演等十几个村），九月在京东的迁安农民暴动，一九三二年一月在直南王维纲等同志领导的小车社斗争后进行的磁县暴动，一九三二年六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在直中灵寿、正定、新乐、行唐、藁城等县暴动，灵寿“红星暴动”及曲阳、阜平、行唐联合县委领导的曲阳水泉暴动等等。这些暴动由于当时客观条件不具备，或主观政治上的错误（包括路线错误在内），或力量薄弱，或缺乏经验，致使暴动都不免流于失败。其中还不包括若干次士兵起义，及开滦煤矿工人的武装斗争在内，但无论怎样，河北党及英雄的河北人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伟大战斗业绩，及其作出的不可估量的英勇牺牲是永放光芒的。它是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农村，进行武装群众，开展北方抗日战争，迈出决定意义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