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地的地域商帮中，徽商可能是最为注重子弟教育的。明清时期徽商重视子弟的培育，向他们传授经商处世的各种知识，并将职业教育贯穿始终，直到分家析产时，殷切期待子弟。在分家书中，除了对财产分割作出明晰安排外，还往往从经验和教训两个角度传授经营知识，从鼓励或惩处两个方面教导子弟，善待遗产，谨守先业。本文在评述一些分家书的基础上，对明清徽商培育子弟之道试作探讨。

一

分家析产是财产分散和资本转移的过程，徽商在书立分家书时，利用最后一次机会，现身说法，进一步培养教育子弟。徽商契约精神突出，分家书数量繁夥，现随意择取明后期至清末40例徽商的分家书内容，藉以考察徽商直到分家析产时仍然满怀期待鼓励子弟谨守家业成功经营的心迹和育人之道。

1.万历时，徽商程有敬自述，“予兄弟三人，惟予最幼，自分年稚，恐坠先世遗业，俭承家，远贾于湖阴、清浦、大通等处，不辞艰苦。娶闵川项氏，同心佐理，赖其内助，颇得余赀，基业亦渐以充拓”。四个儿子，次男早殇，另外三人俱已成人，“各课以商贾儒业”。万历十六年（1588），因其年逾花甲，妻子也跻六旬，故将“赀本除各私已清出于各处实买盐花布典当□新旧欠帐从公逐一算明，分忠、质、文三阄，共书样三簿，各执一簿，永为世守，再无一毫爱憎隐匿其间”。并要“三子各宜体亮（当为“谅”字误书——引者）予心。倘有遗漏欠帐货银，日后查出均分。如有私取不分者，查出见一罚十”。当时查算芜湖、唐行、大通等处银货帐目及店屋等项物件共银14067两9钱5分，三个儿子梦张、梦璧、梦魁名下各分得本银4689两3钱1分6厘，只有余剩银817两6钱所得“递年得利以作食用之费，夫妇百年，仍将此银赍殡及买造风水，余仗银两日后三分均分”。程有敬要求：“今自分析之后，尤笃同胞之爱，毋以强凌弱，毋以长欺幼，毋以克剥害公义，毋以执银弃店帐，所有生意，视为一体，无分尔我。庶几上不坠先业，中不废天伦，而亦可贻子孙之利矣。如有不遵父命，妄生奸计，致伤和气者，执此呈官理治，以不孝论。仍以原定阄书为据。今于所遗赀业，同心协力，光而大之，则在诸子之自勉耳。是又予所至愿也。”

2.休宁程虚宇，其伯和父在外经商，崇祯二年（1629），子孙俱已成就，“但恐子孙惟知守成之说，不思创业之艰，将所有承祖续置产业各典赀本开清”，“今将各房历年所附本利逐一算明批还完足外，余安庆、九江、广济、黄州、湖广七典，每各分授本银壹万两，其基址屋宇田地山塘各项品搭，三股均分，请凭亲族眼同写立孟仲季分书三册一样，各执一册”。嘱咐：“凡我子孙，各宜体念遵守，毋得生端以坠厥绪。如有此等，各房持此理直，以不孝论，仍以此分书遵守，永远为照。”

3.崇祯十七年（1644）立阄书遗嘱母胡：“父手存有微赀，在京店铺生理，三子协同朝夕营谋，足以充家之计，盖亦有年。（清人入京——引者）……凡吾子孙，当体先人之意，雍容如此，则足以慰老母之愿也。今虽异居之后，凡有物件，亦相看管，勿以路人相视。今凭众面，五关书编，作福、禄、寿三部，各执一部，分为子孙世守之计。但有异议，执此赴公究治。恐后无凭，存此为照。”

4.休宁汪正科，自弱冠起即“拮据经营，十有余载”，后来在万历三十九年（1591）同本村金、陈等姓在景德镇开店，贸易丝帛，“克勤克俭，兢兢业业，迨三十年”。明清鼎革之际，“世道多艰，寇盗充斥，店业连遭焚劫，货物屡被挂欠，一生辛勤，徒劳无功”。顺治十一年（1654），将家产均分给三个儿子，连景德镇各铺所欠货价一起“照数取讨，兄弟三人均分”。慎重嘱咐：“尔等当思创业之艰难，宜慎守成之不易，同心合志，营运撑扶。兄弟如手足，当和谐孝友，毋以睚眦伤和，勿以射利伤义。各宜愤志，光前耀后，以慰亲友，以期昌大。”

5.祁门或休宁洪姓，洪大网之父，“笃实朴俭”，同兄弟经营木业亏本，“悉以房产偿人”。洪大网年未弱冠，即随人在玉山从事布业，“锱铢蓄积”，娶妻后，“克勤克俭”，靠妻家资助成家，奉养二亲，赎房置产。后令二子及女婿各创玉山布店。顺治十一年均分家产时，说：“订立珪、璋阄书二本，请盟宗族，焚香拈阄授执，粮差均当。如违，以不孝论罪。……子孙务各安分守己，恪守家规，遵祖遗风，无忝尔所生。汝当勉励之。”

6.歙县金姓，结婚后仍然家徒四壁，30岁后始“鬻贩德兴，锱铢积累，囊橐稍充，遂与洪姓共开中和店业”。后独立在景德镇开店。康熙时耿精忠叛乱，资产大受损失。乱平，“收拾余藏，得六百金，重兴位育布店，越十余载，渐复其旧”。康熙五十四年（1715），其妻将资产分析四份，在序言中谆谆教导子孙：“盖闻开创业难，守成亦不易。吾自甲戌为未亡人，无日不望诸子克缵前绪，距今二十余载。……爰召诸子而命之曰：……后人享已成之业，恐不知父、祖之艰难，吾述其略于篇端，令子孙百世后，犹得想见汝父创垂苦心焉，抑亦汝父之志也。”

7.休宁陈士策，年仅弱冠，即承父命放弃举业，而往芜湖，在店中“习贸迁术”，佐父勤劳，将近20年。康熙十七年（1678），其父将资本产业分授，士策与二兄共事京祥生记钢坊。因内亲不合，资本渐削，遂分析开创石塘纸业。十年间，“持策握算，亿而屡中，颇能丰殖”。因岳父之招，康熙三十二年代为料理隆记染坊。谢事后，另创布业，于三十八年迁居苏州上津桥，开张万孚布店，“布发隆记程姓代染”。至十余年后，扩展成万孚、京祥、惇裕、万森、广孚五号，并兴造房屋十进。五十九年，因其年老，将家产分析成九份，传之子孙。分家时，陈士策谆谆教导子孙道：“予之成是业也，得尺寸铢锱积累，阅数年而工成。……后之子若孙居是室者，当念予栉风沐雨之劳苦，独立刊创之艰难，式好无尤，永守是业，庶不负予与两孺人成就家业几许之心血也。”并在自序中进一步叙述一生辛苦之状道：“祖宗传宗，唯务淳良忠厚，宁朴毋华。故奕世以来，祗承先训，恒以商贾为业，从无嫖赌务外者。”自序最后表明其愿望：“愿诸子前效辈（此疑有误，或为“效前辈”——引者）无私营，兄弟怡怡，各执一事，尽心竭力，凡有所为，则必共嘀，言行无欺，货物不苟，自然日新月盛，家道日兴。或有己本入店公营，坐正利而分余利，管事者均受。幼弟俟其成立，勤劳办事者，照例分授，读书者，兄弟情谅周旋买办，亦谅其有无，使无嫉妒之心，庶免室人之责，安心肄业，或可为门户之光。倘遇门户是非，产业争论，读书者公然承认，勿推彼此，方见足手之谊，外人不敢仰视矣。”

8.徽商陈姓雍正四年（1726）分家，阄书称：“凡前人之所以贻于后，与后人之所以承于前者，皆不欲以已然者为量，而思扩其所未至。此恒人之大情也。……予家淳朴世守，自高祖以上皆积行累仁，虽赀产不丰愈，洁修自好，维叔父与予父少逐计然，业创楚州，富基淮海，延及我兄，益光前绪，继志述事，孝誉丕彰，念今日凡我子弟得以优游仕宦，荣名帝邦，而无烦于咨嗟内顾者，悉皆我兄之贻谋永垂奕而未有更易也。……敬遵先人遗墨，照淮典先年均分赀本例，品而书其地与数，列为五册，俾各得之，以示传后于勿替，亦前人之志愿所欣慰也。……敬而识之，兢兢祗承乎先业，以俟昌大于厥后，庶无负祖考之厚望。”

9.休宁吴姓商人，“辍科举业学，而习端木陶猗之业，阅历艰辛，以供甘旨”。后见“食指日繁，生殖日啬，将店业收歇，清还商课外，现资无几。于乾隆元年（1736）付令子辈分领营运，供给膳养，以及各房薪水”。还撰写《诸儿治生小引》，深嘉其子景仁有“服劳开创之功”，并勉励子孙，“言言切实，真可为世法式”。

10.乾隆五年（1740），徽商汪尔承言：“予父家运未振，仰承无资，生予兄弟四人，予行居长。……予壮年手无遗资，经营婺邑，长子从焉。几经栉风沐雨，戴月披星，善积赢余，复我邦族，开张长发店业，幸合三子营谋，生业日辉，续置田产，以为子孙之计。……因迩年生意淡泊，在店之利息既微，人口浩繁，家用之花费又大，不惟己资无存，且附本银缺空四百余两。……兹凭亲族，写立阄书四本，各执一本，情理允协，斟酌尽善，子孙咸遵予意，毋致争竞取咎，敬守前模，各自树立，饮芳泉而知其源，饭香黍而知其由，相睦相恤，共敦义让。”

11.祁门汪庭芝，自言“自幼至壮刻苦辛勤”，最初往江右各处“水客生意，嗣后在祁兆兴字号油庄营运生意，财气日隆，家有余积”。乾隆十三年（1748），邀请亲族，将家产均分五份，并交代：“此系至公无私，自分之后，尔曹安分守己，须念创立守成之艰，兄友弟恭，毋效贪利忘义之辈。因吾所置一基一土，费尽万般劳苦心思，尔等不得变卖他人，庶孝全人子，恩全手足，而可以为子孙永久之计。倘有违吾此嘱，准以不孝罪论，仍执此书赴官究治。”

12.乾隆十六年（1751）黄炽、黄炜、黄焯三兄弟奉继母之命分析家产，将兆隆典业其父名下的股份银9505.705两，分为三份，各得3168.568两，而将朱家角兆豫典业其父名下的股份银1719.413两支出，又附入以作客本。“其祖父所有未分之产俟伯、叔众等分拨之日再分”，父遗田产除扒贮蒸尝余田外也凭公分扒。自我期许：“自今分析之后，宜各遵前志，无骄无奢，兄友弟恭，克俭以成家，积德以裕后。自然日新月盛，永膺百福。”

13.歙县或休宁洪姓，“甫弱冠，即赴玉山撑持店务，早作夜思，备历辛苦，所积锱铢，仅置房屋田地薄业。方思极力经营，不意中年天夺”。其遗孀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将家产分作六份，寄望子孙，“从此各人奋志努力经商，以图日新月盛，延绵世守，则我心愈安矣”。

14.徽商姚姓，“初贩茶于西口关东，续创典于杭州新城，置田造屋，家业丰饶”，其子兄弟二人“缵承父志，内外廓增”，其长孙“继诸经营”。后来此孙早逝，“典业堕隳，茶号亦歇”。乾隆三十九年（1774）家产分成四份，主持分家的姚阿汪嘱咐晚辈：“自今分析之后，产分虽徽，亦可以为谋生根底。尔等须各立志，士农工贾，各执一艺以成名，务期扩□先绪，有光祖宗，垂裕后昆。”

15.黟县王姓，先祖侨居嘉兴，“取俭自持，推诚接物，以故业日隆起”。历年广置房屋田产，开创德元、日升两典。乾隆三十六年（1771），锡嘏等合议分析家产，自励“自今以往，各敦和好，丕振家声，仰体祖宗缔造艰难之意，永绵孙子保世滋大之基”。

16.休宁叶国琰，其曾祖“深忧家道之零落，屈志弃儒以就商，北渡淮扬，创谋贸易”。其祖“发奋谋生，得寄江右乐平乡，同夥本地汪惟章翁，共开店业，历十余载，战兢自持，稍获蝇利，即赎回本家住屋，竭意兴业振家”。其父“久客江右”，后遭同夥诉讼，将店业付与国琰兄弟二人，期望儿子“惟孝惟义，克俭克勤，毋坠先志，以启后昆”。乾隆五十二年（1787）兄弟奉母命分家。

17.黟县王姓商人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分析家产时交代其子道：“予也赤手经营，上无祖父遗资，下鲜兄弟戮力，自少壮至今，历有年矣。惟一生勤俭，忠厚待人，故凡所为，事无不可对人言者。是以周旋世故，人必信我，谋筹生意，时亦遂我。积数十余年之心力，而凡可以为饔飧裘葛资者，未尝不加细揣酌，为尔曹久远之计。此固父之体先志，可无愧于问世矣。……悉将余手前后所置田园若何租，房屋若何间，以及嘉会店资本若何数，一一开明，除膳养资外，秉公配搭，以分授尔曹，俾二子各自收管经画，以见父之创业艰辛，而有以悟夫守成更不易也。绍箕裘于弗坠，以仰体父志，雍雍睦睦，须敦同气之光，克全一本之谊，以光大前业，克昌厥后，毋以家分而心异，余固有深望焉。”

18.黟县胡学梓在黟县、休宁和歙县共有店屋87号，租银4315两多，钱4100文，江西景德镇和饶州府有店屋32号，租银1177两，另外可能在黟县渔亭开设恒隆典，在歙县岩镇开设恒裕典，在饶州开设裕泰号和启新号。乾隆六十年（1795），其妻主持分家，学梓之叔胡孔昭谓，学梓“承先启后，由近及远，并续置各处店典屋业，总而计之，其间税过业明，筹划尽善，以裕后昆嗣之谋者。……诸侄孙念切继述，盍披阄书而详观之”，又谓“今览其租簿，瞭如指掌，一丝一粒，惟冀诸侄孙常念祖、父之勤劳，各兢兢而保守焉”。

19.徽州谢文遂、文逵、文道兄弟三人，其父年幼时“家给不足，祖业卑微，及其年壮，贸易生理，克勤克俭……因而稍积微资，续置产业，建立屋宇”。兄弟三人同心竭力，合爨十余年。到嘉庆五年（1800）其父71岁时，“兹因人口众多，日给艰辛，又恐人心不一，难以合爨”，是以兄弟三人，遵承父亲离终遗嘱，除将田地产业屋宇存众田地立为祀会及拨与长孙之田地，其余所有田产屋宇店业，俱照三股，品搭均分，凭族阄分，希望“兄弟三人各管各业，毋得争长竞短。惟愿继前人之志，务要兄弟仗义，连枝同气，守己安分，虽产业分，而人心如一，自然守成不难，而创业亦易，上耀宗祖，下荫孙曾。自阄分之后，日后毋得异说。如有异说者，以不孝不悌罪论”。

20.休宁胡天注，最初在屯溪开彩章墨店，期满后，乾隆四十七年（1782）开创休宁、屯溪两家墨店，“俾诸子各有恒业”。后来长子与三、四、五子相继亡故，六子又得痰迷症，不省人事，妻子亦逝。续娶钟氏，生子二人，名颂德、硕德。“十数年来，一切店务藉次子余德掌持，克俭克勤，颇有进益”。但寡媳辈之间“有兴讼者，有投祠者”。业主也年老，因托亲房依序立继，于嘉庆十四年（1809）分家，将祖遗及其“手创田地、山塘、屋宇并海阳、屯溪两店资本，除坐膳、坐酬劳外，品搭八股均分……各拈一阄执业”。又立定例附于序后，交代“创业艰难，守成不易，能体此意，复能大振家声，此予之厚望也”。胡余德主持家政后，于道光十四年（1834）再次分析家产，续立阄书，并撰写后序和续例，对家产分析作出更具体的规定。后序称，其父将“一切店事命余胜任”，分家时，“海阳墨店坐余开张，屯溪墨店议坐七弟，其余田地、山塘、屋宇等业，品搭均匀，除坐膳、坐酬劳外，仍八房均分”。其主持家政20余年，“于本村增开店铺一业，造屋数间，买屋数业，置田百余亩，又买海阳屋场一业”。现在已届年老，“亦倦于勤，且事益纷繁，实难照拂，理应爨析箸分，交弟侄儿辈各自掌持。……余自坐资本银一股以资食用，坐屋一业备余目下居住，日后永属二房执业。其余田地、山塘、屋宇及各店资本并海阳、屯溪两店，悉遵遗稿派与弟侄辈，亦咸愿之”。

21.休宁胡姓商人，于道光元年（1821）分析家产时，专作训词，谓：“吾年十三岁，从吾父于东邑，事舅氏生理，凡八载，所得俸钱，实不敷用。旋辞舅氏，游于汉阳帮贸，十有五年，因得创立油业。……吾自念一生奔走江湖，所积微物，乙亥年亲笔写定三纸，付尔等收执。……自分之后，存公者，互相助理，分得者，各守产业。兄弟和乐，日新月盛，异时分与尔等子孙，更远胜今兹，是则吾心所深望也夫。”

22.黟县胡姓，分家前有田30亩，洪裕店本三股之一，松茂店屋一所。道光六年（1826），其妻因年老难理家政，故托亲族，除了拨存其口食外，其余均分二份，声称“自分之后，惟愿尔二人和气致祥，藉此创业，以振家声，于尔等有厚望焉”。

23.黟县典商有芳等兄弟四人，自其祖克勤克俭，创立家业，其父于乾隆四十八年承得店业、田地、屋宇，“继承前志，累积盈余，各业益加稠焉”。其父去世，自乾隆五十六年起，兄弟四人遵照母训，“协力同心，各自黾勉，加置田地、屋宇，添开店业”。后来“或因人情迥异，或因地利不宜，或开或歇，俱商议妥协而行”。不期三弟与长兄先后辞世，有芳与弟二人数年间“协同子侄，竭力维持，尚有起色”，30年间，一直“和同一气，公收公用，俱无私蓄，更无异议”。道光十二年（1832）十二月，其母已届九十高寿，二人年齿也高，孙辈多已成立，乃遵母嘱，正式分家。先将长源、长济二典品齐阄分，仍有武穴店业店屋、安庆店业、吴城行屋、城南典铺，及家中田地、屋宇等，等查明实在再行分晰。为此议立条款12条。

24.道光十四年（1834）阄书载，恩绶、恩霈、恩煦、恩溥、恩赉等，其祖生六子，仅长、次两房共有五子，兄弟六人不幸门衰祚薄，竟相继而亡，“现在凭族长写立继关，俾各房均各有子，所承祖遗资产除存众及拨与长房外，自应编作礼、乐、射、艺、书、数六阄，拈阄为定，俾尔侄儿等知先人创业艰难，更当各自勤劳努力，实所切望焉。今欲有凭，立此阄书，各执一就，存匣一本，永远存照。另有议墨一样两本，各执一就，日后依议条行”。

25.黟县（或休宁）潘姓早亡，有子4人，道光十五年（1835），其妻62岁，“加以租息本少，人口日多，向恃苏店寄应家用”，自从道光六年“讲账，迄今十载，辗转益复难支，家用渐以不能接济”，于是将所有田产房屋分为四股。兄弟自期“惟愿我兄弟式好无尤，各期树立守先者在此，成家者亦在此。此即所以善体母心于万一也夫”。

26.道光十九年（1839），有徽商自述：“痛余先公见背，余年方八岁，其时即将遗产分授于余。余不善治生，又不知撙节，虽权子母，而不能储积，故至于今而总核之，终为有损无增也。余既不能丰吾产，亦不能以产薄不足遗子孙，更不能浮慕累世同产之名，而坐视其隳，故将昔之所承于先公者尽分给与汝二人。汝等须念此为祖宗之辛苦所遗，勿以为薄也。又须谅余之不能简淡，致守不加丰也。夫天之以福泽与人，有如卮者，有如锺者，但知爱惜，则一卮之福，用之而不尽，若恣意狼藉，则盈锺之福，一覆立竭。使余当日稍知节省，应不止于此。今则悔已无及矣。疏广曰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余未敢言损志也，而过则益矣。惟愿汝等醇谨立身，名日美而业日成，勿蹈余之前辙，是则余所深望也。勉之。”

27.休宁胡姓，三世经营，在南昌有同茂油行、豫隆南货店，道光二十五年（1845），将油行、南货店“暂行存众，所有各店屋租，亦在行内收取”，其余分作恭、俭、让三阄，“托凭族戚眼仝对祖拈阄，各照拈得管业，无有异说。自分之后，各宜兢业维持，共知创业之艰难，当凛守成之不易云尔”。

28.典商汪左淇，据阄书描述，道光二十五年春，因“兄弟家计浩大，进不敷出，设为存本分利之举，方期各房省俭整理，相与有成。不意去年用度益繁，均各动本。若再因循荏苒，伊于胡底？再四思维，不得已禀明伯、叔、母，议将德新、协和、怡和、敬义四典分承。今奉伯、叔、母命，邀集亲族，兹凭亲族，每房分承一业。先立议墨，备载详明，再立阄书，秉公拈定。嗣后各守各业，毋坠家声”。由议墨14条可知，平湖德新典由汪实卿阄得，清浦协和典由汪逊阄得，汤溪怡和典由汪左淇阄得，汤溪敬义典由侄汪恩淞阄得。议墨还规定：“四业各房即已阄定，其四典帐目凭亲友一概算清，分拨明白，日后四个房头子孙不得以帐目不清生端藉口”；“除本年墨议、阄书外，所有往来票约字信，日后检出作为废纸，永不行用”。

29.休宁或祁门章丽堂，兄弟三人，分受父业，长兄阄得鼎泰老店，二兄阄得孔灵大兴盐店，其本人阄得城内大兴盐店。其父有“口训”，兄弟等毋得参行。但仅仅一年后，其长兄遽于城内开设盐店，其父以其与分受时所言不合，“禀请移至南关城外，长兄仍不允行”。胡姓也“遂乘隙禀移入城，势难中止”。到咸丰五年（1855），章丽堂因一门之内，不下30余人，又因“年老力衰，家政难于统理”，遂将先人所遗并其续置之业，除坐膳产外，品搭均匀，分作四份，供四个儿子拈阄，要求“俾各遵守，毋得生端启咎”。(www.daowen.com)

30.徽商胡姓，据其自述，“家事萧条，自幼贸易龙坪，勤俭居心，无分昼夜，历己备尝。后命运稍顺，赤手先后创开隆泰、隆兴店业”。因“食指累人”，年也已六旬之外，突然染病卧床，屡次写信希望二个儿子来店，“以将平生要务面话，不期二子安然在家，违命罔闻”。乃于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以遗嘱形式分家，希望二子“同心协力，以全店业，以光前人”。交代二子：“所存店业田地房屋，除将店内抽出九七钱贰伯串文归完胡敦安亲长借项，再拨汝母递年在店用钱肆拾串文，又拨长孙祠前侧边田壹坵，计实租拾壹砠外，余请族亲恃予气存，以天、地二阄品搭均匀。嗣后照阄拈管，恪遵父训，不得争竞。如违，则以不孝论。”

31.徽商方煌，6岁丧父，14岁被送往云湾学习粮食生意，后到江西乐平县、本府婺源县、弋阳县与人开店，并做南货生意，十余年间“所积银两置有田产四百余秤”。同治二年（1863）四月，将余存田皮正租三百余秤配搭三房均分，要求三个儿子“日后不得藉口滋事”。

32.休宁为曹光兄弟五人，其父在休宁岩脚地方开设店铺，“克勤克俭，数十年辛苦，积有余赀，置买屋宇、田地产业，立户供课，以为子孙久长之计”。老父去世后，兄弟认为“家无总管，事难归一，与其同居摊拖而多龃龉，不如各人鼎力而成家业，以图兴隆。兄弟五人，意见皆同”，于是于同治二年八月，将其父在日亲笔分过田产，“谨遵遗命，五人分受管业”，邀同在休宁亲族，书立分家接阄书。希望“分家之后，兄弟笃于同气之谊，有光于先人”。33.歙县程国烺，幼年失父，“作贾于崇邑三四十年，一生勤俭谨模”。光绪元年（1875）将家产析分给两个儿子，嘱咐道：“自今分析之后，各宜立志成家，恢大光前裕后，兄爱弟敬，和气一堂，家庭雍睦，自然日新月盛，房屋瓜瓞绵绵，是我之厚望。”

34.歙县江姓商人，自幼贸易南京，“事人生理，数十余年，一生勤俭，累积千金，添置创业，营造住居。毕生之余羡，从不乱费分文”。亡故后，其妻子于光绪二年（1876）分析家产给侧室生的两个儿子，交代道：“伏愿尔兄弟二人，玉昆金友，花萼相辉，勤俭为先，友恭是念，门庭光大，事业繁昌，是吾愿也。”

35.黟县某姓，兄弟四人，其父曾开洪泰杂货店，光绪四年（1878）分家时自励：“当思祖宗创业艰难，更思我父母尤为辛苦，非但拮据勤劳，且是衣常败絮，忍饥耐寒，食无兼味，寸累层积，置典田产，乃为我等子孙计也。为子孙者各宜体念，兢兢业业，以期增长，毋致浪费，荒芜倾颓，则双亲二老大人庶可粲然含笑于地下也夫。”

36.黟县或祁门吴姓，在九江、芜湖和屯溪等地有布店店本，光绪五年（1879）拈阄分产，共励道：“自分之后，两无争论，惟冀睦雍共勉，和气相规，克承先绪，垂裕后昆。”

37.名为祖应的徽商，据其自述，15岁时“就业北门城外，在汇源布号始作学徒”。后父母先后辞世。40岁时，捐资纳监，应王姓之邀开同和布店，配搭小股。咸丰二年（1851）因太平军战事，“店中交易虽盛而东避西迁，几难安业”。数年中，又复加捐贡生，为儿子纳监，时已50岁。同治二年，大队太平军经过，“银钱货物不下万余，焚掠一空”。次年，因同事之邀开兆成布号，分栈屯溪，儿子国邦在屯理账。光绪十六年（1890），因念“贸易五十余载，从无苟且欺人之事，至今吾年八旬有三，日薄西山，朝不保暮”，乃将自置田地、屋宇品搭均匀，等其身后及媳项氏百年后归各管理，交代：“所分田地、屋宇，族房人等如有寻衅争论，两孙将我祖遗嘱鸣公理论，而汝辈亦各宜谨慎保守，勿争勿竞，深念我先人基业之不易。”

38.祁门某姓，先在豫章创设盐店，复营茶叶，“颇获多金，家道焕然复兴”。咸丰时受太平军战事影响，携家逃往南昌，战后移居宣城，开设砻坊。光绪二十年（1894），分析家产，交代子孙道：“惟愿自分之后，各宜勤俭，俾克振乎家声，毋效参商，不致隳夫祖业，予实有望焉。”

39.徽州宗林等兄弟五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将其先父所遗田产、屋宇分受，以及景德镇志厂成布店之正副本利3782两五股均分，邀同族人书立阄书，言明“由今分拨之后，各自管理，各无反悔”。

40.邱姓，祖、父“毕生勤谨，锐意经商”，与胡宅、程宅在休宁屯溪合股开设兆成布栈，邱姓以股本银六百两“以余利为衣食之资，又以衣食之余资日积月累，置儿女宇、田地等”。后父、祖先后去世，长、二两房子孙相商，于民国九年（1920）“情愿经族戚将家产、店款清晰，先作为祀会产业列继，后作为葬费存洋百元正列后，终作为拨长孙田产列后，三项以外，配搭匀停，分瓜、椒两阄，立阄书一样两册，取瓜绵椒衍意也，择吉拈阄，各管各业，无得异言”。两份阄书均写明：“存兆成布栈正本银六伯两附本银壹伯捌十两，长房应分一半，只分余利，以图保业，长房只分利洋，以存附本”；“存恒足布号正本银六伯两，长房应分一半，只分余利，以图保业”。

二

徽商的分家书，与一般的分家书相同，都会交代财产的来源及分割办法、分割原因，表达业主对分家析产后的愿望。以上40例徽商分家书，也无一例外地体现出徽商谆谆教导子孙自立自强、勤俭持家的基本内容，有些还体现出徽商苦心传授经营活动之方法。具体说来，约有如下数端。

（一）从经验和教训两方面，传授经营知识或经营认识

40例中，39例口气相同或相似，都对先辈或本身的奋斗充分肯定，并且意带苍凉，追溯长辈或回顾自身创业扩业之艰辛，又对子嗣寄予厚望，殷殷期待子孙能够体悟先人或父执辈之深情，懂得守成守业之不易，虽然析产异居，但应该牢记祖先和尊长教导，深念手足深情，一堂之内，睦雍共勉，和气相规，和谐孝友，相睦相恤，凡事能够互相照管，互相扶持，经营能够同心合志，营运撑持，使产业或家业日新月盛，从而克承先绪，垂裕后昆，光宗耀祖。有的如第例1，甚至要求继业各人，“所有生意，视为一体，无分尔我”。有的如例9，业主还撰写《诸儿治生小引》，深嘉其子景仁有“服劳开创之功”，并勉励子孙，以作“为世法式”。但有1例，即例26，竟以吸取教训之口气，历数自身之缺点或秽迹，如不知撙节，而不能储积，生活不能简淡，以致不能增扩遗产，现在追悔无及，因此分家时谆谆教导子孙，希望子孙引为前鉴。此例业主在分家时有典当铺6家和衣庄存本银，共计本银631848多，扣除各店存项银，尚有本银46327多两；另有渔镇、休宁城店租金932多两，5处田租银等，是个相当殷实的大商人，看来他继承的家业相当丰厚。后来仍然经营，但可能以放贷食利为主，又不知撙节，不能储积，多财益过，大约生活奢侈，所以家业有损无增，是以教导子孙，须吸取教训，醇谨立身，勿蹈其前辙。如这样以忏悔的口气立下分家书的，较为少见。这样，我们可以见到，徽商绝大多数在分家析产时向子孙标榜先辈或自身的成功，强调创业立业之不易，传授处世立身之道特别是经营谋食之经验，但也有人从相反的角度，现身说法，痛悔平生不惜物力不知撙节之缺失，提供不成功或不足取之教训。这样的教导后人的方法，或许更有说服力，效果更为明显。

无独有偶，清末民初的婺源木商詹鸣铎，继承遗产，先后在婺源和杭州等地开设木行，但他基本上没有经商的兴趣，始终缺乏足够的经商热情，丝毫不以生意亏蚀为忧，日常作为只是耽于享乐，醉心于写他的自传体章回小说《我之小史》。该书实际上含有对其日常行为深深怅悔的成份，试观其《序》言：“余四十五矣，虽属中年，而老景已至，咳嗽疯痛，缠绕不休。……余忝生人世，乃过客之一，生死亦奚足问！第回念从前，幼时沐上人庇荫，壮年得兄弟帮扶，至于近来，徒赖小儿维持家计。先严□□[尝谓]余夹缝中过一生，此言诚验。余则光阴虚掷，于□□[事无？]补，兴言及此，足增惭恧已。今余抱孙矣，追溯□□[曩昔？]青梅竹马及同学少年，大半已归道山，而□□□□[苟]延残喘，夫妇齐眉，因思往日已矣，未□□□□□日经历风花雪月，一一披露，非敢出□□□□□□过隙，转瞬皆空，笔之于书，亦以志一时鸿爪。”詹鸣铎承继较为丰厚的家业，幼年沐祖上庇荫，壮年得兄弟帮扶，而寻花觅柳，秦楼楚馆，风花雪月，虚掷光阴，晚年竟赖小儿维持家计，苟延残喘，年仅45岁，即咳嗽疯痛，老态明显。此番光景，由其自身总结，别具自我忏悔，深冀后人引以为戒之深意。

（二）从鼓励或惩处两方面期待子孙珍惜遗产谨守先业

全部40例，都对子孙充满期待，但期待的方法有所不同。32例从正面出发，未曾预设，如若不遵遗命，违反分家议定条规，会如何处置，而有8例预设了违反情形的后果。其中例1称“如有不遵父命，妄生奸计，致伤和气者，执此呈官理治，以不孝论”；例2称“如有此等，各房持此理直，以不孝论”；例3称“但有异议，执此赴公究治”；例5称“如违，以不孝论罪”；第7例称“后嗣倘有不肖，蔑视家法，荡检疏闲，必致倾家弃产，废尽祖业，累及妻子啼饥号寒，无可控诉，而尚不悔悟，为亲族所弃，羞辱祖宗，莫此为甚。惟望为贤父兄者，防微杜渐，时时警戒。如或子弟执迷不悟，甘为匪类，许执遗命，投明本族，绳之以祠规，逐出祠外，不许复入。……思我高祖单传曾祖，始生三子，今支下三百余丁矣，皆由祖宗淳良温厚克敦友恭所致。故予兄弟八人恪遵先训，笃友于之谊，无敢乖戾。今予生九子，诚恐贤愚不等，或致参商，且虑后世子姓繁衍，渐失孝友天真，特著斯言，以垂训于后。……倘有顽梗不化者，则悬予像于中堂，请本房亲长公论杖罚，居桑梓则照祠规绳之。余言具在，永以为鉴。此不惟遗诸子言，即传之世世子孙可也”。又在其所作“定例”中规定：“诸子虽前后两母所生，实系同根之谊。……予每见子多，恐有乏嗣之患，当遵律法同父周亲相应立继之条。惟以换房轮继，不得僭越重继，致多争论。违者许执遗命，请本族尊长祠内公议，治以不孝之罪。”例11称“倘有违吾此嘱，准以不孝罪论，仍执此书赴官究治”；例19称“如有异说者，以不孝不悌罪论”。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是宗族制度最为完备实施严厉的地方，徽商践行宗族规条可能也是最为突出的地域商帮，商人之家分家时往往会提到呈官理处。上述8例中共有7例提到，如果不遵遗训或分家时定议，或各房持此理直，或赴官究治，或赴公究治，以不孝罪论处；而有1例提到，如果违反遗训，即祭出家法，“绳之以祠规”，悬像于中堂，由“本房亲长公论杖罚”，而不交官府处理，规定得如此具体严厉，实为难得一见，而且不仅传之诸子，连世世子孙皆得谨遵不逾。上述8例涵盖时代起自明代万历时期直到清代咸丰末年，凡此说明，徽商在家产分割后，如果出现纠纷或违反情状，一般先在宗族内部协调解决，如果不能奏效，则涉足公庭，通过官府裁断予以解决，可以推知，分家阄书是基本依据，宗族和官府是确保阄书得以落实践行的先后两重保障。至于所谓“不得变卖他人”之类语言，恐也只是期望而已，并不能真正落实，子孙始终切实遵循不逾。

与此相形的是，有些业主交代子嗣，切勿以利伤义。如例1强调“毋以强凌弱，毋以长欺幼，毋以克剥害公义，毋以执银弃店帐”；例4要求“毋以睚眦伤和，勿以射利伤义”。业主预见到众心难免不齐，或会见利忘义，因利益而伤了同族和气，有害公义，所以再作谆谆告诫。

（三）从切身经验出发，精心传授经营方法，苦心谋求经营之道，维护老字号无形资产的良好声誉

一般人的分家析产，只要交代家产数量，明确家产分析办法，寄托遗产人愿望，但商人多属有产之家，产业如何经营，自然是极为重要之事。在这方面，上述40例中，例7休宁棉布商人陈士策和例20休宁墨商胡开文就提供了相当详尽的内容，为我们观察业主传授经营经验维持产业提供了典型实例。

陈士策在分家时，制定“定例”至少27条，不但对家产的分析作出了细致规定，而且对产业的经营方法，家产的处置，以致子孙的婚娶生活方式等，均作了细致的交代，尤其是对产业的经营方法，堪称经验之谈，是难得见到的商业经验，极为珍贵。这个陈士策，其在苏州阊门开设的万孚布店，不是出售布店的布肆，而是当时兴盛于苏州的棉布加工字号，是从事大批量棉布加工批发销售的。康熙四十年（1701），苏州布店字号的碑刻尚无其名，而直到康熙五十四年的碑刻中才出现，在康熙五十九年的碑刻中再次出现。依据分家书，该号实际上乾隆二十一年（1756）后仍存在，但乾隆四年的碑石中并没有出现。一个实际存在了至少五六十年的字号在碑刻中只在间隔短短的5年中出现两次，说明字号的实际存在时间要比碑刻中列名的时间长得多。至其经营规模，陈士策在分家书“定例”中说：“逐年所得微利，尽为店屋所费，故少余蓄。但基业粗成……子若孙如能照式勤劳……逐年常利可必。”雍正三年正月盘查店内及染坊银钱货物，除该还各项外，净计实银31120.08两。内拨存众银两5850两，每年硬利1分2厘行息。其余实银25270.08两，作9股均分9房，每房分得本银2807.787两。乾隆二十一年，又因“人多用广，货贵利薄”等，“兄弟子侄公同酌议，恪遵先命，将全业暂并长房，计价作本生息。爰可亲族，书阄存照”。这个万孚字号开张经营的时代正是苏州字号的兴盛时期，它在康熙五十四年的72家布商中列名第15位，在康熙五十九年的43家布商中列名第26位，大约在全体布商中实力居于中等。这样的字号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在定例中，陈士策反复传授，如何精心经营老字号。定例之一提到，陈士策先是代管金宅染坊，至康熙三十八年开创布业，始得就绪，然“逐年所得微利，尽为店屋所费，故少余蓄。但基业粗成，子若孙如能照式勤劳，配布不苟颜色，踹石顶真，信行待人，勤俭持家，逐年常利可必。店租为各房家给，万勿弃公业，另创同样生意”。定例另一则提及：“本店向来发染，颜色不佳，布卖不行。用是自开各染，不惜工本，务期精工。将来不可浅凑，有负前番苦心。踹石已另请良友加价，令其重水踹干，日久务期精美，不可懈怠苟就。每布之精者必行，客肯守候。本店布非世业，所制欠精，须凡事究心，益求其善，以为子孙世守之业。”定例再一则交代：“万孚、京祥、惇裕、万森、广孚五号，皆殚尽心血操成。一店只可合做分劳，任事而得俸，坐正利，分余利，万不可同号分开，则买客比竝价目，必致无利亏折。倘欲另开，另打字号，违者以不孝论。开老字号，每年贴不在内者招牌银。”定例又一则提到：“吾祖父开创芜湖钢坊生业，非为不善。余见地方不大，眼具窄小，故至苏州，创立布业，废尽心血，始得粗成，子孙勿视轻易。”陈万策在分家传产时，将经营一生的经验和盘托出，要求子孙照式经营，配布和委托踹坊加工时格外顶真，踹布专请良友，提高加工费，惟期货物精美。还从反面说明，原来该店也曾将布匹委托染坊加工，但颜色不佳，布销困难，于是改为自开染坊，不惜工本，也务期质量上乘。平时则以信行待人，勤俭持家。为了防止同行以低价促销，出现不正当竞争，也为了防止顾客货比三家，更为了将产业传之无穷，陈士策更提出，一店只可合做分劳，万不可同号分开，还要防止内部互相拆台，另开字号，以抢夺生意。老字号是无形资产，因此开设老字号者，要贴未参与而没有股分者招牌银两，以体现老字号的价值。陈士策还提醒继承者，棉布字号本非其世业所长，因此要格外讲求产品质量，才能在竞争十分激烈的苏州城中成为子孙世守之业，只要能站稳脚跟，精心经营，棉布字号有常利可赚，可为阖族源源提供家用，因此切莫放“弃公业，另创同样生意”。陈士策所言，大约出于其经验之谈，也为后来的经营所证实。分家后，该万孚字号众存银两每年硬利1分2厘行息，则字号赢利必须或必然高出此数。万孚后来兼开染坊，用于支付染价的开支应该有所下降。综合考虑，盛清苏州单个字号的规模资本银当在3万两上下，年利润率应当高于15%而低于20%。可以说，在如何经营字号尤其是棉布加工字号方面，陈士策的做法，是迄今所见最为具体详尽者，也为我们探讨苏州棉布字号的单个规模和总体规模提供了十分有用的材料。

在定例中，经营产业之外，陈士策在其他方面也作出了精心安排，或提出了周到设想。如定例首条规定，“店中原非位家之所，予因创业吴门，结亲于此，权宜为之”。盖因苏州“多盗贼水火之患，耽惊受怕，不可居也”。又因担心“身后人事难齐，倘生意不顺，则有不堪之形，在外联姻，虚费实广，皆不合宜”，“苏俗繁华，穷奢极欲，决难久居，不若本乡人士节俭，贫富皆可度日”。总之，苏州生活成本太高，所以因乘其在世时，“归乡安顿”。又在定例的另一则中交代，“子女须婚本乡，庶不致如吴俗之奢侈也，毋违我命”。在陈士策看来，如从生活成本考虑，其家乡休宁才是可以世代生活之地，而经营地苏州只是侨寓之地。定例又定：“丁粮一项，每见贫乏谋食维艰，不能输完正供，势必累及里排，以至呈追……故予将益谦众粮，除将分过产业卖完，粮尽公存之业公项办纳，始苏贫乏。予亦照式，将万安布店一所租金，坐作逐年完粮，庶免子孙之累。倘有不肖擅用其租，则坐以抗粮之罪，以免拖累他房。租金所余，择贤生息，以防无租之日。”陈士策提取一小部分店业租金，作为完缴赋税正额的银两，优先输纳朝廷正供银两，以免里甲追扰之苦。定例又定：“吾之后辈有志读书者，稍可造就，务必勉之。俟其入学，于常例支取外，将公储之利，每年给贰拾四两，以为灯火之资。如倦于岁考，捐例则止。”字号提取公储之利作为助学银两，以资子孙读书科举。这是单个商业字号提供读书资助的实例，殊少见到。定例又定：“予所得产业，皆拮据重价，周庇手足。倘吾子孙难守者，须尽亲房周旋，倘亲弃疏房，以不孝论外，仍听尔兄弟有力者备价着卖者赎回，出银营业。”陈士策沿用宗族内部的自我救助机制，若发生店业出卖情形，令本家亲属周旋接济，直至备价赎回，以使产业稳定在本族内容。定例还定：“祭祀一节，乃子孙报本之忱。新年拜坟，清明扫墓，中元堂请，十月朔堂请忌辰，堂请百岁为率。”到期，“以众标挂前三日，预为通知，粘一帖于存养斋壁。众标挂遵例，不到者，例罚。惟敕典堂有报功从祀席，跟支年者收领。”在这里，陈士策同样采用宗族规范，从事家祭活动，违者按例处罚。通过定例，陈士策要求子子孙孙定期举行家祭活动，牢记孝道，世代坚守其艰难创下的店业，从而增加向心力和凝聚力，合家同心协力，善待店业，精心经营，确保商品质量，以诚信待人，勤俭持家，抵拒奢靡，激励读书，务期光大祖业，世代昌盛。

胡开文墨店的创始人胡天注，则对子孙如何经营作出了更为详细的具体规定：一、“店本：屯溪、海阳两店资本，除坐酬劳外，按八股均分”。资本按股均分，八个儿子房下均有股份。二、“店业：休城墨店坐次房余德，屯溪墨店坐七房颂德，听其永远开张，派下不得争夺”。所谓“分家不分店”，胡家的主体店业，即休宁城和屯溪的两家墨店其资本虽然按股均分，但店业掌管并开张分别指定归二房和七房。由此二房经管，或因二房胡余德长期掌持店业，而其余各房儿子辈俱已亡故，七房胡颂德则为继室之长子。三、“屯店本不起桌，所卖之墨向系休城店制成发下”，“屯店起桌自造，更换‘胡开运’招牌，不得用‘胡开文’字样”。胡天注时，屯溪店并不起桌（自制墨），所卖之墨由休宁制作，今后仍如原来做法。此即所谓“分店不起桌”，同一招牌的墨店，只用一店所制之墨，分店并不另制墨。四、“屯店起桌自造，更换‘胡开运’招牌，不得用‘胡开文’字样”。日后分店如果要“起桌自造”，则必须更换招牌，而不得用原来招牌。此即所谓“起桌要更名”。五、“嗣后不论墨料贵贱，仍照旧价，不许增减；屯店代休城店办买各货，照原价发上，亦不许加增”。屯溪墨店所卖价格，须与休宁墨店相同；代为休宁墨店办买各货，也照原价，不得加增。这是为了确保同一店号商品价格完全统一，以免声誉有损，最后导致利益受损。

胡余德道光十四年（1834）分家时，在后序和续例中，继承其父做法，并作出了店铺经营更为详细的规定。一、“资本：本村启茂典并海阳、屯溪两店资本，照现盘实际，余自坐食用、坐酬劳、坐贴补七房店屋外，仍长房、二房、三房、四房、六房、七房均分”。休宁、屯溪两家墨店的资本，除了自坐食用、酬劳和贴补七房店屋外，由长房、二房、三房、四房、六房、七房均分。二、“然以余自揣，若从遗稿，则长房、三房、四房、六房均未有店业，诚恐数房闲荡，余心不忍。若将各店资本照股均派，而五房贞元、八房锡炯尚俱年幼，未识持守之艰难，日后恐生嫌隙，余心不安。惟思一本相顾之谊，照先父遗稿，权以时宜，特将五、八房股分所派店屋及资本，照时田价坐以田业，另立租谱，权交弟侄儿辈代为掌持，俟其成立，然后交与执业。再将余手开创本村启茂典业坐与长房、三房、四房、六房合同开张，庶各房皆有恒业”。若遵从先父遗产做法，长房、三房、四房、六房仅有休宁和屯溪两店资产的股分，但并无店业，胡余德就将自己新创的启茂典业算作与此4房共有的公产，合同开张，使此4房皆有恒业；五房、八房因为嗣子年幼，不能持守家业，乃以其名下所拥有的两店资产置换成田业收租，等其成立，交还其执业。三、“余自坐资本银一股以资食用，坐屋一业备余目下居住，日后永属二房执业”；“余手典到休城开文墨店后吴姓培桂轩屋一业，又典到金姓屋一业，永属二房执业”。胡余德以资食用居住的资本房屋，日后永远归属二房继承，其典到的休宁墨店后的房产也永属二房执业。这些产业可能因为属于胡余德自身名下或由其亲创，与从其父手继承者无关，所以由其二房直接世代继承。四、“屯溪墨店并绩邑上塘和太枣栈坐七房执业。本村启茂典并启茂茶号坐长房、三房、四房、六房合同执业开张”。明确屯溪墨店和仍由七房执业开张，绩溪枣店也由七房开张执业，而胡余德手创的启茂典铺和后来续创的启茂茶号均与长房、三房、四房、六房合同执业开张。五、“启茂典余手开创，阅今二十余年，凡诸出纳及典中一切调度井井有规，日后各宜遵守，和合办理。倘能增创四股合办，不得怀私匿己，不得背众独行；倘各房之内有违拗者，则将该股所存典本如数抽出，定以五年抽清，并该股所派典屋及典帖招牌家伙四股之一定作价洋钱五百元一并抽出，浼凭亲房合其自写收领，注明该股所存典本及所派典屋并典帖招牌家伙一并收讫，并批‘典屋永无分’等语，以杜争端。启茂茶号逐年做茶，长房、三房、四房、六房商量合作，不得以一人偏见生端违拗。”启茂典的经营既由5房合同执业开张，凡事就须共商，如有人不从众议，则将所持股本抽出，五年内抽清，连相应的附属资产如典屋及典招等也作价抽出领取，言明“典屋永无分”，以杜争端。至于启茂茶号，做法同此。胡天注、胡余德父子的这些做法，均围绕着维持老招牌老字号的有形和无形资产而展开。胡天注确立“分家不分店”“分店不起桌”“起桌要更名”的原则，规定由二房和七房分别执业开张休宁和屯溪的墨店。胡余德继业后，既为了保持两家墨店，又考虑到其他各房的利益，将无经营能力的五、八二房拥有的资产置换出去，将长房、三房、四房、六房所拥有的资本股分以手创的启茂典业更改为合同执业开张，实际上不断地分割清楚家业的所有权。胡开文墨店的这种独特做法，据说相当有效，该店自创立直到民国年间170余年间，始终牌子吃香，生意兴隆。

相对于陈士策所主张的“一店只可合做分劳，万不可同号分开”，在现实生活中，相反的事例容或常见。如例29，休宁章姓三兄弟分家析产一年后，长兄就违背“毋得参行”的父训，在同城内开设新店，以致父子之间禀控到官府，他姓也乘机将店号移至城内，而且“势难中止”，似乎未能得到妥善解决。这样的结局，显然对产业的维持以至扩大是极为不利的。两相对照，陈士策的做法实是当时一般商家的通行做法。

此外，例40邱集德堂，也作出了“分产而保业”的安排。阄书言明店业兆成布栈正、附本银“长房应分一半，只分余利，以图保业，长房只分利洋，以存附本”，恒足布号正本银“长房应分一半，只分余利，以图保业”。分的是一半店业中所得的余利，而本银仍然存店，所得正利也不分析。

上述三例说明，徽商在分家析产时，是相当注重产业的保有、维持并发展的，对其资产的维持和发展，作出了诸多具体详细的安排。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这种目下被人高度评价的所谓徽商“分产不分业”的情形，还应持较为审慎的态度。综观上述40个事例，大多事例均言明将全部店产屋宇照股均分清楚，只有少数几例声明留有存众银钱资产，只有3例即例7陈士策棉布字号、例20胡开文墨店和例40邱集德堂明确是“分产不分业”。在全部均分事例中，如第1例程有敬将各处银货帐目及店屋等项物件共银14067两9钱5分全部分光，三个儿子各分得本银4689两3钱1分6厘，“倘有遗漏欠帐货银，日后查出均分”，此后“再无一毫爱憎隐匿其间”，而只有不到一千两的公产，以其得利以作老两口的食用之费，此银等其百年之后也应三分均分。再如例26，《道光十九年笃字阄》的持有人，阄得的隆泰等6典和1家润元衣庄家产，均是“分得一半”，共计46327余两。这也说明，分产分业，平均、彻底，恐怕才是徽商分家析产的通行做法。徽商即使留有一定比例的资产，其用途主要有两种，一是用作业主或遗孀及年老宗亲的养膳银，二是用作阖族的公会或共祀开支。即如例7，陈士策对遗产作了“分产不分业”的具体安排，“坐正利而分余利”，但是其实不分业的比例很小，在全部银资31120两中，“拨存众银”只有5850两，其余实银25270.两，分作9股均分9房，存众银两所占此例不到19%。有些徽商即使原来“分产不分业”，但经营一代人或一段时间后，也仍行分产既分业。如例2提到的休宁程虚宇，是论者作为“分产不分业”的典型的，其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兄弟三人继承遗产时是“分产不分业”的，可到崇祯二年（1629）其本人再将家产分给三个儿子时，所有“安庆、九江、广济、黄州、湖广七典，每各分授本银壹万两”，按照当时一个典铺的资本规模推算，其典产基本上全部分光了。又如例28，汪姓典商兄弟三人在正式分家前，也曾采取“存本分利”方式，无如各房“用度益繁，均各动本”，看来此法根本行不通，不到一年，只得将所有财产平分四份，而且议定，日后“子孙不得以帐目不清生端藉口”，如有往来票约字信，“作为废纸，永不行用”。彻底分割家产后，又经一年，汪左淇兄弟又在浙江昌化县白牛桥镇地面，顶戤盐典业，四房名下各付出本足钱7000千文，共计足钱28000千文，“言定每全年九厘算息，闰月不加，九厘外仍有盈余，四股均分，倘或亏折，四股摊赔……其利按年支楚，其本不得动支，以便转运”，合股经营，盈亏负共同责任。但这已是汪姓在家产分析后的资本重组，重行合股经营，与原来的家产已无任何经营上的关系，而恰恰说明当年的家产分析是非常彻底的。所以在徽商的资产积累和分析过程中，所谓“分产不分业”其实非为主体，不能一见到一些事例，就过分夸大，恐怕它仅适用于少数特殊行业或存在于较少事例中。即使“不分业”的部分，大部分恐也主要是为了阖族公用开支和亲人养膳开支，立意不是为了维持或扩大经营资产，就整个徽商群体而言，“分产不分业”的比例并不高，由此而起到的避免资产分散有利于资本积累和集中的作用也就相当有限。

为培养教育子弟，徽商更将职业教育贯穿到始终，直到分家析产时，仍然念兹在兹，谆谆教导，殷殷期待。业主在分家书中，除了对财产分割作出明晰安排外，还往往会从经验和教训相反的两种途径传授经营知识或对经营活动的认识，从鼓励或惩处正反两个方面教导子弟善待遗产谨守先业。有些或为套话，但也说明这些愿望已具普遍意义。有些徽商更从切身经验出发，精心传授经营方法，对驰名品牌老牌字号作出谋求保全之策，尽量保持资本的集中和规模，更期能恢扩前业增殖资本。徽商能够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前后称雄长达三个世纪，与其兴起之初即重视职业教育，大力培养人才，掌握专业知识，并将培养教育的过程贯穿到分家析产之时，未尝不无关系。

（原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