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揭示钱泳著作的江南社会经济内容，有必要简单交代钱泳其人。

钱泳生于乾隆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759年2月25日），卒于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三十日（1844年10月11日），初名鹤，后名泳，字立群，号台仙，一号梅溪，或号梅花溪居士，江苏金匮县人。据其《履园丛话》自述，“余旧居金匮泰伯乡之西庄桥，东北半里许有村名新宅者，邹氏世居其旁舍”，新宅今在梅村镇北，可知其为金匮县泰伯乡新宅人。后来钱泳移居同县钓渚。又由其自述，可知他为同县华嶰山的外孙，与华性焉为表兄弟。华氏为无锡望族，名人辈出。钱泳13岁游虎丘。幼时师从精于赏鉴、工篆隶书的苏州人陆绍曾。17岁时，乾隆四十年八月十二日，在苏州虎邱师从苏州人金祖静。金先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广西司员外郎、云南司郎中，从大学士傅恒经略金川佐理军务，后任四川叙州知府、山东济南知府、济东泰武道，运河兵备道，浙江金衢严道，升贵州按察使。致仕后赋闲在金阊门内皋桥，筑安安室自居。金擅长书法，专攻晋帖，一生淡泊勤奋，苦志明经，有诗文集《定涛集》行世，由诗文大家赵执信、沈德潜作序。钱泳师从这样一位仕途成功、学问卓异、修身养性的长者，对其一生影响甚大。钱泳自从受业其门后，“得与吴中贤士大夫游”，奠定了交结天下名流的基础。

钱泳功名仅为诸生，终身未仕，早年蒙馆为业，后以游幕为生。自乾隆四十一年至乾隆五十年（1776—1785），钱泳一直在苏州开馆授徒，同时与吴门博君子相切磋，艺学水平不断提高。乾隆五十二三年间，为河南巡抚毕沅幕客，为毕沅校勘所著《中州金石记》等。同年七月，毕升湖广总督，钱泳馆毕沅苏州私第。苏州人姜晟，官至刑部尚书、湖广直隶总督，是吴中科第官刑部而洞悉刑名最为突出者，当其官湖南巡抚时，见到钱泳文笔，大为称赏，屡次嘱属吏驰书聘请入幕，钱泳以母老辞谢。乾隆五十四年夏，钱泳至湖广总督毕沅幕，秋回吴门。五十五年三月，钱泳在毕沅苏州乐圃之赐闲堂，应命为毕沅集刻《经训堂帖》十二卷，该帖刻成后，“海内风行”，毕之子孙食利很久。乾隆五十六年秋至次年，钱泳应绍兴知府李亨特聘。五十八年，李亨特调任杭州，招钱泳往。五十九年，钱泳馆杭州督粮道张映玑署。嘉庆元年（1796），钱泳馆两浙转运使秦震钧署。四年，应郑亲王招，寓其邸三月。十年，应成亲王永瑆及户部侍郎刘钚之聘，为成亲王双钩《诒晋斋帖》、《巾箱帖》；为刘钚双钩《清爱堂帖》。十三年，为浙江巡抚阮元撰《褚公庙碑记》，记杭州机神。十四年七月钱泳在京师，户部侍郎英和家有笔墨事，招钱泳前往，住澄怀园之近光楼。十六年，客梅州知府师禹门幕三个月。十八年，卜居本县翁家庄，相传为刑部尚书翁叔元旧宅。十九年，应高邮知州冯馨聘，与修《高邮州志》，当年刻成。二十四年，江苏督粮道斌良延钱泳入幕。道光八年（1828）春，南河总督张井招钱泳入幕，此后至道光十二年春，钱泳屡客南河总督署。

钱泳幼年即从名师，擅长诗词，深邃法帖，精于鉴赏，30岁起，在高官显贵处为幕客40余年，交游者多为饱学之士，不少甚至是一代大家、社会名流，因而阅历广，见闻博。钱泳长期与高官频繁往来，知高官之忙于朝政宦事，悟布衣之身轻自在，绝意仕进。

钱泳以其博学和能诗擅帖等才艺，利用其高级幕客的身份，与当时的名流大家达官贵人频繁往还，雅事胜景，应接不暇。钱泳虽出入于显宦名门，周旋于名利场中，但颇有风骨。乾隆五十四年（1789），大学士和珅四十寿庆，自宰相以下都有金银贺礼，湖广总督毕沅未曾送礼，而只赋诗十首及书画铜瓷等数物相送，钱泳却对毕沅说，难道公要以此诗入《冰山录》吗？使毕沅大悟，终身不结交和珅。《冰山录》即《天水冰山录》，是明代嘉靖后期秉政二十年的大学士严嵩被抄家后的记录，钱泳以此提醒毕沅，显然是要其与正当红的权臣和珅保持距离。

钱泳才高文雅，阅历丰富，又事事留心，因而著述繁夥。《履园丛话》外，有《说文识小录》《守望新书》《履园金石目》《梅溪诗草》《兰林集》等，又有《梅花溪续草》，又有《云岩杂志》一书。钱泳又留心乡邦文献，嘉庆时，阅当时新志所未载者，采录一编，名为《梁溪补志存稿》。此书后名《锡山补志》，经侯鸿鉴校核编排，1931年收入《锡山先哲丛刊》中。道光五六年间（1825—1826），钱泳撰修《虎邱志》，苏州有缙绅以非本地人非议，钱泳无奈辍笔。道光六年，钱泳以68岁高龄，在家编辑《履园丛话》24卷。上述诸书中，《履园丛话》则是钱泳有关社会经济的代表作。

《履园丛话》一书，共24卷，基本上一门为一卷，即旧闻、阅古、考索、水学、景贤、耆旧、臆论、谭诗、碑帖、收藏、书画、艺能、科第、祥异、鬼神、精怪、报应、古迹、陵墓、园林、笑柄、梦幻，最后为杂记两卷。所记内容，正如张伟先生在《履园丛话》点校说明中所说，“多为作者所亲身经历，叙事具体翔实，即使得诸传闻，也必指出其来源”。该书涉及面极为广阔，蒐罗宏富，反映了诗词、书画、收藏、考据、古迹、陵墓、园林以及社会经济、乡贤先达、掌故轶闻、鬼神祥异等各方面内容。钱泳生当乾嘉道盛世，志得意满，称：“今幸遇承平之世，圣圣相因，且又生于苏、杭福地，自当立心行善，各执其业，以答天庥。”自诩“虽不自耕而食，而农工之事，瞭如指掌。盖生在田间，自幼熟闻，又能留心察听，故知之独详”。其孙钱庆荣也褒颂其“生长田间，深明治田治水之法”。今先就《履园丛话》中有关江南社会经济的内容，分类作些考察。

一、关于生产生活

清代无锡地区尤其是钱泳所在的金匮县，虽不产棉，但纺纱织布非常兴盛，黄卬《锡金识小录》谓：“常郡五邑，惟吾邑不种木棉，而棉布之利独盛于吾邑，为他邑所莫及。”无锡东北怀仁、宅仁、胶山、上福等乡民，织布纺花，每年加工棉布数百万匹，集中在无锡，加上汇集的外地布匹，以至有“布马头”之称。无锡纺织所需的棉花，要从外地输入，乡民通过开设在城镇的棉花庄或布庄，以纱或布易棉，获得加工费。乾隆《无锡县志》载：“市镇间，布庄连比，皆预贸木棉为本，易而贮之，以汇于总行。”在当地，“坐贾之开花布行者，不数年即可致富”。但这种棉布庄，在无锡未见更详细的记录。钱泳却在丛话二十三“换棉花”条中记载：“余族人有名焜者，住居无锡城北门外，以数百金开棉花庄换布以为生理。邻居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娇艳绝人，常以布来换棉花。”这一记载，为我们了解其时的棉布加工生产的实况提供了极为生动的事例。

江南市集贸易发达，店铺林立，但有关店铺的记载很少，而且大多语焉不详。苏州皋桥西偏的孙春阳南货铺，始创于明代万历年间，到钱泳所处的时代，已有二百三四十年历史，清初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余怀《板桥杂记》都有记载，稍早于钱泳的袁枚的《随园食单》也有记述，但都欠详细。钱泳在丛话二十四《杂记下》“孙春阳”中，特别叙明孙春阳南货铺的来历、经营方式及其特点，称“店规之严，选制之精，合郡无有”。钱泳所记，可能是有关清代江南单家店铺最为详尽者。

关于田地种植，钱泳主张种田须亲自力作，理由是种田收入有限，如果雇工，丰年则工食用度，加上钱漕差徭诸费，每亩所收已去其大半，余者无几，若是岁歉，则全功尽弃，钱漕差徭诸费后，反而有亏。钱泳所言，使人不禁想起明末嘉兴府的张履祥在《补农书》中主张自己种田而不用雇工的理论，这实际上反映出在重赋繁役的压榨下，江南农业经营的成本在不断增加，而经济收益在不断下降。

关于土地买卖，钱泳说：“俗语云：‘百年田地转三家。’言百年之内，兴废无常，必有转售其田至于三家也。今则不然，农民日惰，而田地日荒，十年之间，已易数主。盖赋有旧额，田无一定，或筑坟墓，或造房屋，或此开彼塞，或东涨西坍。至于田畴交错，鳞册无征，有有田无粮者，有有粮无田者，不知凡几。故小民交怨，讼狱频仍，富者益贫，贫者益贫。”这一材料，是今人常常引用者，反映了其时江南土地极为频繁的转移过程和田土纠纷日益增多的现实。

关于田价、米价和银钱比价，时人记载很少。钱泳留心时务，在丛话一《旧闻》中特别列有“田价”“米价”和“银价”条。在“田价”条中记道：“前明中叶，田价甚昂，每亩值五十余两至百两，然亦视其田之肥瘠。崇祯末年，盗贼四起，年谷屡荒，咸以无田为幸。每亩祗值一二两，或田之稍下，送人亦无有受诺者。至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竟亦长至五十余两矣。”这样长时段的田价记录，几乎在其他记载中见不到，极富史料价值。关于米价，钱泳记道：“康熙四十六年，苏、松、常、镇四府大旱，是时米价每升七文，竟长至二十四文。次年大水，四十八年复大水，米价较前稍落，而每升亦不过十六七文。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六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祗十四五文为常价也。至五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廿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这样的米价记录，揭示了清代前期江南粮价不断长涨的过程和原因，如果与当时地方官的粮价奏报和当地黄卬的《锡金识小录》所记合观，可有较为清晰的印象。关于银钱比价，钱泳记道：“乾隆初年，每白银一两换大钱七百文，后渐增至七二、七四、七六至八十、八十四文。余少时每白银一两，亦不过换到大钱八九百文。嘉庆元年，银价顿贵，每两可换钱一千三四百文。后又渐减。近岁洋钱盛行，则银钱俱贱矣。”这样的银钱比价前后变动和有关洋钱的记录，也并不多见，是极为有用的金融史资料。

关于生产工具，钱泳在考证了水车的名称和使用历史后说：“近吴门沈狎鸥孝廉按之古法制龙尾车，不须人力，令车盘旋自行，一日一人可灌田三四十亩，岂不大善。然祗可用之北地，不可施之江南。且一车需费百余金，一坏即不能用。余谓农家贫者居多，分毫计算，岂能办此。”大型生产工具在江南没有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究其原因，不是农家不愿使用，而是耕地面积有限，使用很不经济。钱泳了解其时江南农业生产的实情，其有关水车的记录，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实例。

关于地方仓褚和社会救济，清人关注者和论述者多了起来。钱泳在丛话四《水学》“救荒”条中认为，应该采取“公督私藏法”。他提出，以丰年为始，思患预防。其具体办法是：公举里中长者一人，遍告有田之家，凡有粮田若干，捐米若干，铺户典押则捐钱文。其所捐钱米，仍听各家自为藏积。如岁丰人乐，并不支动，一遇水旱凶荒之年，凡里中有寒不能衣，饥不能食，病不能药，死不能葬者，则请里长查明，酌量动用所积钱文粮米以救济之。如有他县饥民流入境内者，里长会同地保与流民沟通，每人给予钱米。说这样一来，“既能济邻近之困贫，又能杜流民之扰累，而家无所耗，处之晏然，真积德行善弭盗安民之第一法也”。而这种“公督私藏法”，他自认为“可以行之一乡一镇，无不善者”。为此，他专门拟定办法17条，提供给施行者参考。更拟定了一份禀帖，公示周知。钱泳目睹嘉庆十九年（1814）金匮知县齐彦槐力行图赈救济饥民的作为，认为图赈法为齐氏创行，“无论水荒旱荒劝捐放赈者，当以此为法”，故特意附录在后。钱泳关切民生，着眼于未雨绸缪，立足于社会稳定，谋求社会救济之方，较之当时日事奢靡享受的一般士人，其所思所为，确实是值得称道的。稍后时期的同为无锡人的余治，一生奔走努力于社会慈善和地方救济事务，映衬出钱泳具有相当的前瞻意识。因感念齐彦槐在嘉庆十九年大旱时赈灾有力，钱泳在齐辞官卜居阳羡时，精刻了《坡公种桔帖》相赠送。

地方仓褚和社会救济显得刻不容缓，也因为嘉道时期江南的总体经济实力下降，社会不安定因素日益增加，抢米劫铺之事时常发生。钱泳记道，嘉庆九年（1804）五月，“吴郡大雨者几无十日，田俱不能插莳。忽于六月初一日，乡民结党成群，抢夺富家仓粟及衣箱物件之类。九邑同日而起，抢至初六日。不知其故，共计一千七百五十七案。真异事也。其时抚军汪公稼门仅杀余长春一人，草草完结”。短短几天中，苏州一府即有抢劫案件如许之多，可见其时社会动荡局面。

二、关于江南水利

水利为江南经济命脉，水利兴则农业丰收，百姓安康，国赋有着，水利废则灾荒频仍，民生凋敝，国税无出。江南水利，明代主要是兴举大型工程，修治吴淞江、白茆河、娄河等大江大河，清代却情形不同。随着人田比例日益降低，水道成了田亩，河面日益缩减，河道淤塞日益严重，枝河沟渠日浅，要恢复原有水面已无可能，水利只能依据实情，关键是要将治水与治田结合而行。钱泳所在的金匮县，地形与苏州水网地区又有较大的不同，地势较高，不独低地易于水灾，高田还易于旱灾。钱泳到60岁时，就亲见乾隆五十年和嘉庆十九年两次大旱灾，“虽江南烟水之区，皆成赤地”。特别是乾隆五十年那次旱灾，江南“几至赤地千里……贫民在在失业，米贵至四五十文一升，肉价每斤一百五十文”。农田经营状况，地形和时代，水利产生了新的问题。钱泳关心民生，留心农田经营，对于水利问题极为重视。道光三年，三吴大水，农田不登，冬天又大饥，饿莩载道。钱泳集得族祖钱中谐《三吴水利条议》一卷，为之刻印，作序其上，又阅前人著述，见有《三吴水利条议》所未尽者，摘录数则，汇为12篇，在丛话四中，以《水学》为题，系统探讨江南水利问题。道光年间，三吴水旱频仍，钱泳希望朝野重视水利之愿更加迫切。道光十八年，钱泳已八十岁，刑部右侍郎提督学院姚元之还朝经过无锡，钱即上禀，请叩恩请旨速修三吴水利以盈国赋以益民田。直到道光二十一年，钱泳还以三吴水利事上书阮元，望其入奏。临近辞世，钱泳仍将《三吴水利条议》《水学赘言》等书寄呈江苏学政张芾。其留心水利一至于此。

在水利和财赋的关系上，江南是财赋重地，水利兴修是赋税征收的保障，钱泳认为，“故凡做官于东南而留心民瘼者，必先明水利，再讲田赋，是致治之本”。

在治水与治田的关系上，时人往往只重治理干河，而不关心枝河的整治；只重疏浚，而忽视善后管理；只重治水，而疏于治田，因此即使干河畅通，而枝河淤塞不通，若遇连日大雨，也会形成水田内涝，大工不久，水道又迅速阻塞。钱泳主张谋求善后经久之方，治水与治田结合。一是疏治枝河。在大江大河的疏浚大工程后，必须疏浚枝河，其法是，“必使各枝河得利业户照田论工，先后并举，各治己田”。“若仅治干河，不治枝河，徒费财力无益也。”二是修筑堤岸。钱泳认为，“吴中水利，固惟浚枝河为要务，筑圩岸为急务”。这是因为，“但知治水，而不知治田，则所开之地，不过积土于两岸之侧，一经霖雨荡涤，复入塘浦，不二三年，淤塞如旧，全功尽弃”。所谓“治水必先治田，治田必先治岸”。钱泳熟悉江南农事，还提出了筑岸的具体办法：“必今年筑若干，高取葭菼以蔽之。明年增若干，高插水杨以护之。后年增若干，高取萳以益之。三年之后，草木根深，堤岸坚固矣”。三是建闸。钱泳说：“余以为三江既浚，建闸为急。”建闸后，水量可以调节，有水利而无水害。四是治旱。钱泳认为，自古言江南水利者，往往详于治水，而略于治旱。其实江南治水固然重要，但高仰之地旱灾也是严重的灾害。因此江南特别是常、镇各州县，治旱也是要务。当时各地河塘，“农民不但不浚，而反皆填塞，或筑为道路，廓其田畴”，旱灾的隐患严重存在。乾、嘉年间的两次大旱，与此也有关系。五是设立专官。要协调江南水利问题，钱泳认为，必须采用历代良法，设立专官，明确职责。说只有这样，“一图之省视，责在里长。一区之省视，责在县丞。一县之省视，责在邑令。一府之省视，责在太守。提七郡之纲领，而以水功分数为殿最，大臣也。参赞于上，纲纪乎下者，大臣之佐也”。

在治水的重点上，清初曾有过要否恢复三江故道的争论，钱泳认为，“后之人但知开浚三江之为利，而不知屡开屡塞之为害也。今之治水者，莫若因其势之便而导之，如近三茆者使入黄浦，近沙河者使入娄江，近昆城者使入白茅是也。”在何为三江，三江故道难觅，水面日益成为良田的现实下，再要循“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的老路，以开浚三江为首务，确实行不通。所以钱泳又说：“今则赋繁财重，以治田为急。若不量其远近，视其高下，察其浅深，与夫水源之来历，而欲兴水利，亦难矣哉！”钱泳所言，惟从实际出发，而不徒托空言。

在治水职责范围方面，钱泳提出地方政府和农户个体分担责任，认为“官河运河是有司之事，枝河池塘是居民之责”。他又说：“大凡运河官渎、通江大湖，以及闸坝陂堰、蓄泄利民者，其施工自在有司。凡府州县城内外濠河浜港可通舟楫者，其施工则在本乡富家铺户。府州县地方与官河稍远处，有通河支港及蓄水围圩可资农田者，其施工则在近处居民。凡江南、江北有通海道藉以运盐者，其施工又在盐商矣。”兴修水利的经费来源，他主张不能全靠国家投入，而需各级政府社会各个阶层协同出力。他说：“东南水利为国家至切至急至重之务，工繁费钜，而必资帑藏以行之。非下民之所能办。然为民，亦当思所以协济国家之要务，而后可以告厥成功。如帑藏之外，或动支衙门之闲款，或量罚有罪之豪右，或激励仗义之巨室，或举贤才，或起废员，或收投效，计工筹费，相为表里。盖费足则工举，工举为水利兴焉。”在国家和地方财政捉襟见肘的嘉道时期，要想水利大兴，要想兴修水利有充足的经费，确实需要钱泳所说的社会各界的努力，才有可能。

在治水的时机方面，钱泳也有看法。他说：“或议治水之道，当以丰穰之年为始，俾人民乐输，工料易办，备预不虞，策之上者。此言是也。然余以为譬如治病，今人尚有无力就医而听之呻吟者，岂有病未至为先服药者乎？病既至矣，初则择医甚难，继则服药无效，或调理之不得其宣，反至增重，吾见病未去而人已惫矣。”在物力丰盈的年代，丰年兴工，自是不易之论，但在江南经济日益凋敝，百姓日见困穷的嘉道之际，要想未雨绸缪，预先兴修水利，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钱泳上述有关兴修江南水利的设想和主张，有些是当时正在实行的，有些是时人忽略的，正在实行者，钱泳予以强调，尚未引起重视者，钱泳大声疾呼，对于时人是有警醒作用的，对于后人，是富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

三、关于士习世风

江南为人才渊薮，以科举起家进入仕途致身通显者数量最多。江南士人又生在富庶之乡，加上丰厚的仕途收入，有条件过着体面讲究而又高雅的生活。明代如此，清前期亦复如是。钱泳在他的《履园丛话》中有多处描述。丛话七“醉乡”条称，“时际升平，四方安乐，故士大夫俱尚豪华，而尤喜狭邪之游。在江宁则秦淮河上，在苏州则虎丘山塘，在扬州则天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箫鼓，殆无虚日”。丛话八“以诗存人”条称，“近来士大夫家喜蓄美婢，而青楼尤多，题以雅号，如惜花、采香、待月、纤春之类，然而甘蔗旁生，荔支侧出，似扫眉人不可无此陪衬。”丛话十二“度曲”条记，“近士大夫皆能唱昆曲，即三弦、笙、笛、鼓板亦娴熟异常。余在京师时，见盛甫山舍人之三弦，程香谷礼部之鼓板，席子远、陈石士两编修之能唱大小喉咙，俱妙，亦其聪明过人之一端。”丛话二十一“溺于声色”条记，“乾隆中，有某太守告老归田，溺于声色，慕西湖之胜，借居曲院荷风，日与梨园子弟、青楼妓女征歌度曲，为长夜之饮”。同卷“镶边酒”条记，“近时俗尚骄奢，挟妓饮酒，殆无虚日”。又举具体事例称，“五云者，丹徒王梦楼太守所蓄素云、宝云、轻云、绿云、鲜云也”。这些记载，形象而又确切地描摹了其时江南士人的嗜好习尚。有材料说，当时江南缙绅有三好，“曰穷烹饪，狎优伶，谈骨董。三者精，可抵掌公卿间矣”。钱泳所记，为此江南士人的“三好”特色提供了大量具体事例。

自明后期起，江南成为追求时髦引领时尚的地区，清前期，社会相对稳定，物力丰盈，引领全国潮流的江南更在康乾盛世掀起了消费高潮，奢靡之风日盛。钱泳记录前后风尚变迁道：“余五六岁时，吾乡风俗尚朴素，……不论官宦贫富人家子弟，通称某官，有功名乃称相公，中过乡榜者亦称相公，许著绸缎衣服。今隔五十余年，则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货物愈贵，而服饰者愈多，不知其故也。”对于一轮又一轮消费高潮，主张节俭的地方官采取各种措施予以限制，康熙中期的江苏巡抚汤斌、乾隆中期的巡抚陈宏谋和嘉庆中期的布政使胡克家都是力行者，地方舆论也是一片批评声。然而对消费之风也有持喝彩者。乾隆《吴县志》的编者就说：“议吴俗者病其奢，而不知吴民之奢亦穷民之所藉也。国家太平日久，休养生息之众，人民户口百倍于前，地无不耕之土，水无不网之波，山无不采之木石，而终不足以供人之用，奔走四方，驰驱万里，为商为贾。又百工技艺，吴人为众，而常苦不足。……今之为游民者无业可入，则恐流入于匪类之中。幸有豪奢之家驱使之，役用之，挥金钱以为宴乐游冶之费，而百工技能皆可致其用，以取其财，即游民亦得沾其余润，以丐其生。”乾隆后期的苏州诸生顾公燮也发表看法道：“以吾苏郡而论，洋货、皮货、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座，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奢侈性消费客观上增加了具有一技之长和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就业机会和谋生途径，所以在贫富差别日甚一日的背景下，根本不是行政措施所能禁绝得了的。钱泳所处之世，奢侈之风更烈，贫富差别更大，失业人群更众，因而他在《旧闻一》“安顿穷人”条中认为：“治国之道，第一要务在安顿穷人。昔陈文恭公宏谋抚吴，禁妇女入寺烧香，三春游屐寥寥，舆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由是弛禁。胡公文伯为苏藩，禁开戏馆，怨声载道。金阊商贾云集，晏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此原非犯法事，禁之何益于治。昔苏子瞻治杭，以工代赈，今则以风俗之所甚便，而阻之不得行，其害有不可言者。由此推之，苏郡五方杂处，如寺院、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济院。一旦令其改业，则必至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不如听之。潘榕皋农部《游虎邱冶坊浜诗》云：‘人言荡子销金窟，我道贫民觅食乡。’真仁者之言也。”对禁奢的做法并不以为然，自明嘉靖时松江人陆楫提出后，一直不断，钱泳以具体史实说明禁奢的没有实效和断绝穷民谋生途径等害处，而且明确提出，要治国稳定社会安定一方，首要之务在于安顿穷人，安顿穷人在不绝其谋生之方。这些看法，不独在当时，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有着积极和警醒作用的。(www.daowen.com)

江南艺术品生产发达，书画市场十分红火，商人、士人、鉴赏者，联手推动着书画市场的发育成长，同时因了官场腐败，假货劣货充斥其间，书画造假作伪之风大盛。钱泳记道：“吴中既有伪书画，又造伪法帖，谓之充头货。……更有奇者，买得翻板《绛帖》一部，将每卷头尾两张重刻年月，以新纸染色拓之，充作宋刻，凡五部，一曰《绛帖》，即原刻也，二曰《星凤楼帖》，三曰《戏鱼堂帖》，四曰《鼎帖》，五曰《潭帖》。各省碑客买者纷纷，其价甚贱，不过每部千文而已，遂取旧锦装池，外加檀匣，取收藏家图章如项墨林、高江村之类印于帖上，以为真宋拓。而官场豪富之家不知真伪，竟以厚值购之，其价不一，有数十金者，有百余金者，有至三五百金者，总视装潢之华美，以分帖之高下，其实皆伪本也。嘉庆初年，有旌德姚东樵者，目不识丁，而开清华斋法帖店，辄摘取旧碑帖，假作宋、元、明人题跋，半石半木，汇集而成，其名曰《因宜堂法帖》八卷，《唐宋八大家帖》八卷，《晚香堂》十卷，《白云居米帖》十卷，皆伪造年月姓名，拆来拆去，充旧法帖，遍行海内，且有行日本、琉球者，尤可嗤鄙。”钱泳描述的这种大胆作伪、赝物遍行日本等地的情形，在江户时代“宽政三博士”之一的古贺精里的《精里全书》中得到了印证。古贺氏在其书卷十九《题西画卷后》说：“琼铺货卖西土名人书画，大抵系赝物。尝闻彼中有伪笔户，专应付乍浦海舶之请，率村学究、秋风客为之，俨然相承，恃以生活，亡论唐宋以上，乃至文衡山、沈石田、祝京兆、董容台，近世王阮亭、沈归愚之类，每岁赍到不可为量数，皆是物也。此固奸商射利之常态，不足深究。”琼浦就是日本长崎，西土即指中国。钱泳所处的时代，书画赝品不独在中国畅销，而且早在东瀛日本也有广阔的市场。钱泳又说：“作伪书画者，自古有之。……国初苏州专诸巷有钦姓者，父子兄弟，俱善作伪书画，近来所传之宋、元人如宋徽宗、周文矩、李公麟、郭忠恕、董元、李成、郭熙、徐崇嗣、赵令穰、范宽、燕文贵、赵伯驹、赵孟坚、马和之、苏汉臣、刘松年、马远、夏珪、赵孟頫、钱选、苏大年、王冕、高克恭、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诸家，小条短幅，巨册长卷，太半皆出其手，世谓之‘钦家款’。余少时尚见一钦姓者，在虎邱买书画，贫苦异常，此其苗裔也。从此遂开风气，作伪日多。就余所见，若沈氏双生子老宏、老启、吴廷立、郑老会之流，有真迹一经其眼，数日后必有一幅，字则双钩廓填，画则模仿酷肖，虽专门书画者，一时难辨，以此获钜利而愚弄人，不三十年，人既绝没，家资荡尽，至今子孙不知流落何处，可叹也。”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书画市场，赝品充斥假货泛滥的现象，滥觞于明嘉靖年间，到清中期只是高峰，但向来少有具体记述。像钱泳如此具体的作伪对象、作假高手记载，实是极为难得的书画市场资料，足堪热衷收藏者省鉴。当时作伪成风，真赝难辨，连行家也会失手。钱泳记道，宋苏东坡的《桔颂》卷，有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题跋，藏在洞庭东山席家。乾隆五十一年（1786），有沈某兄弟二人，善作伪书，以售于人，遂借以双钩，与原迹无二，以示河南巡抚毕沅。博学善鉴赏的毕沅居然走眼，“以千金得之”。钱泳又认为，“收藏书画有三等，一曰赏鉴，二曰好事，三曰谋利”。像上述作伪造假，无论造假者和贩卖者，显然都是为了谋利，从而推动着假古董市场的兴盛。当然，这种市场的兴盛，是因了社会好尚、大众心态和官场腐败等深层背景推动的，值得后人深思。

关于时尚，钱泳不经意间记道：“团扇之名甚古，汉时已有之。有明中叶，乃行摺扇，至本朝为尤盛，遂不复知有古制矣”。嘉庆元年（1796），浙江学政阮元得一古扇，有画有题，因依式仿制，以赏诸生之高等者。有考生岁试题诗，阮元大为称赏，拔为第一，刻入《浙江诗课》中，“不二十年，团扇之制遂行满天下”。又记道：“笺纸近以杭州制者为佳，捶笺粉笺蜡笺俱可用，盖杭粉细，水色峭，制度精，松江、苏州俱所不及也。”这些记载，都是极为一手的资料，颇富史料价值。

上层人士如此，大众生活则是另一番情景。迎神赛会，江南特别兴盛，盛清时更臻高峰。钱泳将这种赛会记为“恶俗”，附在丛话二十一《笑柄》后，说：“大江南北迎神赛会之戏，向来有之，而近时为尤盛。”并详细描写出会情形，极为赞同江阴人李见田主张的出会是“侮弄神明，叫嚣乡里，妄违礼法，败坏风俗”，还记录了李开列的赛会十弊，即渎鬼神，乱法度，耗财用，误本业，混男女，煽火烛，兴赌博，聚打降，招盗贼，坏风俗。这是论述迎神赛会弊端最为详尽的资料。

江南人好赌，但有关材料不详。钱泳记道：“近时俗尚叶子戏，名马吊碰和。又有骰子之戏，曰‘赶洋跳猴’。掷状元牙牌之戏，曰打天九斗狮虎，以及压宝摇摊诸名色，皆赌也。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者。”自律较严的钱泳将赌也列为“恶俗”，罗列了其时赌博的名堂和赌风之盛，提供了颇有价值的赌博史资料。

江南人信鬼神，崇祀的鬼神名堂极多。钱泳在丛话十五《鬼神》“马公宋相”条中记道：“吾乡凡完愿酬神，俱有马公、宋相，别设下筵，必先祀之，匆匆送出，然后歌乐荐登上筵。”这一记载，为我们了解无锡地区的鬼神信仰补充了材料。

关于戏曲文化生活，钱泳记道：“今富贵场中及市井暴发之家，有奢有俭，难以一概而论。其暴殄之最甚者，莫过于吴门之戏馆。当开席时，哗然杂遝，上下千百人，一时齐集，真所谓酒池肉林，饮食如流者也。尤在五六七月内天气蒸热之时，虽山珍海错，顷刻变味，随即弃之。至于狗彘不能食。”据说苏州的戏园，始创于清代雍正时。当时“有郭姓者，始架屋为之，人皆称便，生涯甚盛。自此踵而为之者，至三十余家，卷梢船遂废”。乾隆《长洲县志》卷十《风俗》称，“苏州戏园，向所未有，间或有之，不过商家会馆藉以宴客耳，今不论城内城外，遍开戏园”。乾、嘉之际，“盖金、阊戏园，不下十余处，居人有宴会，皆入戏园，为待客之便，击牲烹鲜，宾朋满座”。“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数十处，每日演戏”。钱泳长期生活在戏曲表演和戏馆集中的苏州，不但记载了苏州戏馆的繁盛，而且记录了昆曲和其他地方戏曲剧种的兴衰嬗替。在丛话十二《艺能》“演戏”条中，他记载：“梨园演戏，高宗南巡时为最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例蓄花雅两部，以备演唱，雅部即昆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班。余七八岁时，苏州有集秀、合秀、撷芳诸班，为昆腔中第一部，今绝响久矣。”又载：“近则不然，视《金钗》《琵琶》诸本为老戏，以乱弹、滩王、小调为新腔，多搭小旦，杂以插科，多置行头，再添面具，方称新奇，而观者益众，如老戏一上场，人人星散矣，岂风气使然耶？”钱泳有关苏州戏馆和江南上演的各地地方戏的兴衰记录，以当时人的亲见亲闻，提供了极为有用的有关大众欣赏和社会风气的第一手材料，可以说弥足珍贵。当时由于外地戏曲抢占了传统昆曲的市场，引得在昆曲市场日益萧条的情形下，苏州的19个昆曲戏班，居然于嘉庆三年（1799）禀请朝廷颁发了一道谕旨，旨称：乱弹等腔调，“虽起自秦、皖，而各处辗转流传，竞相仿效。即苏州、扬州，向习昆腔，近有厌旧喜新，皆以乱弹等腔为新奇可喜，转将素习昆腔抛弃。流风日下，不可不严行禁止。嗣后除昆、弋两腔，仍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唱演”。苏州织造府闻风而动，厉行严禁。有了钱泳的上述记载，我们才能更明了嘉庆初年清廷和江南地方官府禁演“花部”戏的来由。

四、关于海运漕粮

清代沿用明代之法，通过运河每年将四百万石漕粮运往北方，动用漕船达一万只，运军约十万人，为维持运道畅通，朝廷每年大约花费六百万两白银。乾隆五十年（1785）后，会通河淤塞，河运成本更加沉重，嘉庆中，洪泽湖泄水过多，运河浅涸，朝廷令江浙大吏兼筹海运。两江总督铁保以不可行者十二事上奏，皇帝谕令海运既不可行，“惟有谨守前人成法”，尽心修治河道，仍行河运，终嘉庆之世，无人再敢言海运。是否改行海运，有关国计民生，也需要长远的眼光。钱泳十分重视海运。道光十九年，他已81岁高龄，还前往松江，谒见将军陈雨峰，赠送《七省海道全图》和《晏海水师》诸书。在丛话四《水学》“协济”条中，钱泳认为，封疆大吏之所以不主张行海运，原因在于“朝廷不忍使民以蹈海，有司不敢保漕以无事，即运官运丁水手人等，生平未尝出海，亦何能铤而走险以济事”。但实际的客观条件是，“今查上海、乍浦各口，有善走关东、山东海船五千余只，每船可载二三千石不等。其船户俱土著之人，身家殷实，有数十万之富者。每年载豆往来，若履平地。常时放空北去，而必以泥土砖石以压之，及装豆回南，亦无货不带。一年之中，有往回四五次者。是海船去空而回重，较运船去重而回空，正相反也。盍请有司上奏，先以减一存造之粮，乘其放空北去之时，试行有效，递年加增，送往天津交卸。以江浙、江西、湖广全漕受载牵算，每船运以千石，处之豫如也。其法只求地方官先选殷实船户，花名注册，取其连环保结，方许出运。如果踊跃从事，运载功多，则赏之以币帛，加之以衔名，船户无不乐从者”。钱泳所说确是当时实情。自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洋航线畅达，船户驾轻就熟，航运安全，每年进出上海港的沙船三千多号，商品贸易盛况空前，华北东北的豆麦等源源运往江南。官方海运漕粮应该说条件完全成熟。道光初年，清廷就如钱泳所说，真的改行海运。咸丰三年（1853）起，河运废止而全行海运。海运漕粮，足见钱泳主张的合理。只是由民船回空时带运漕粮的设想，较之后来海运漕粮完全采用商运的办法，反映出钱泳的想法不免过于谨慎，还是在“协济”的框架内考虑问题。

五、关于康乾南巡

康熙和乾隆祖孙都曾六巡江南，人们向来给予康熙南巡高度评价，认为康熙南巡是为了了解民间实情，关注民生，兴修水利，笼络江南士人。实际上，康熙南巡与其孙子乾隆的南巡，都有相当的游玩成份，地方官员更是乘机推波助澜，日趋大事铺张而获取好处。由钱泳丛话一《旧闻》“康熙六巡江浙”条所记可知，康熙首次南巡，江苏巡抚为汤斌，御舟已入江苏辖境，“县令犹坐堂皇决事也”，皇帝骑马进阊门，士庶夹道欢迎，皇帝访求民间疾苦，“蔼然若家人父子”。第二次南巡，苏州城内“衢巷始结灯彩”。第三次南巡，“自姑苏驿前，虎邱山麓，凡属驻跸之所，皆建锦亭，联以画廊，架以灯彩，结以绮罗，备极壮丽，视甲子、乙巳逾十倍矣”，正值万寿圣诞，“于诸山及在城名刹广列祝圣道场，百姓欢呼涂路”。第四次南巡，因巡抚宋荦廉俭，“一切行宫彩亭俱照旧”。康熙南巡后来的两次，更加奢华，钱泳却未曾描述，但记道，总督阿山借南巡供帐之名，要加赋税，江宁知府陈鹏年以即使罢官赋不可增力争，以此落职。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更记下了第五次南巡各地铺张的盛况。无锡一带，皇帝驻跸之地搭有彩亭戏台。苏州“民家门首各设香案，过街天篷张灯结彩”；康熙前往虎丘，地方“净街”，令民间妇女穿五色彩衣彩裙摇船，引道登塔，一路上灯彩闪烁。到松江，因“灯彩更胜他处”，康熙厚赏提督张某。在杭州，凡“圣驾经过地方城郭村镇处所上下马头俱搭五彩牌坊，及桥梁搭盖天篷”；“两岸居民挨户悬灯结彩，摆设香案”；西湖各处都备清唱，御舟周围俱结灯彩牌坊，引得龙颜大悦，夸奖“浙省办事谨慎，到处预备料理”。往江宁，“离省三十里沿途俱有黄篷张灯结彩”，上江七府三州士民数千人“逐府备有黄彩亭锦帐颂言共数十余抬”。到了南京，“因建造行宫不甚整齐，有不善之意。令督院委江宁府连夜往龙潭星速料理，预备整齐”。至孝陵卫，盐商搭盖彩棚牌坊，“皇上甚喜”，“笑容满语而过”。过三山街，“见伍家牌楼彩棚，圣驾甚喜”。康熙要到北极阁“游玩”，探路江宁章京禀称小路銮舆难行，“上不悦”，将探子绑至行宫，“乱打一顿”，并“锁拿进京拟罪”。康熙要游台城，“因台城城垣拆卸，未曾巡阅，上不悦”。如果结合上述很可能来自康熙身边随行人员的记录和钱泳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出康熙南巡是如何一次比一次奢华的，也可以看出康熙真正的喜好所在。被人誉为“秋毫无犯”的康熙南巡如此，踵事增华的乾隆南巡更是铺张之极。钱泳在同书同卷“独力捐办御道”条中记道，乾隆初巡，“江南总督黄廷桂驭下严，催督急，州县奉行不善，因科派地方绅富各人承办，人心惶惶。苏州绅士畏廷桂势，唯诺不办”。在籍翰林蒋恭棐为让百姓免摊派之苦，“乃独力捐办御跸临幸大路，计费白金三十余万两，亲自督工，昼夜不倦”。这些材料，自然在官修的《南巡盛典》中是看不到的，对于我们评价康乾南巡是很有比照价值的。

六、关于能工巧匠

明清时期，江南能工巧匠辈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无不活跃着他们的身影，然而有关记载却少之又少，一些基本的信息如姓氏里居、活动年代等也难以知晓，与其重要地位极不相称，至今也殊少研究。钱泳自称“余生平游历，不过六七省，见有一才一艺者，无不默识其人，而于书画一道，尤为留心”，更在《履园丛话》中，专列《艺能》一门，记录了一大批能工巧匠。如记铜匠：“近吴门有甘、王两姓，能仿造三代彝器，可以乱真。又嘉定有钱大田者，能仿造壶爵，与古无异，子秉田亦传其法，尝为吴盘斋大令铸祭器十种，为余铸金涂塔铁券。又有江宁人冯锡與者，为余铸如意百柄，蟾灯一具，及带钩铜璧、灵钟清磬、铁箫、铁笛、书镇之属，亦能仿商、周之嵌金银，此又甘、王、钱三家所不及也。”

如记书画装裱工：“装潢以本朝为第一，各省之中以苏工为第一。然而虽有好手，亦要取料净，运帚匀，用浆宿，工夫深，方称善也。乾隆中，高宗深于赏鉴，凡海内得宋、元、明人书画者，必使苏工装潢。其时海内收藏家有毕秋帆尚书、陈望之中丞、吴杜邨观察为之提奖，故秦长年、徐名扬、张子元、戴汇昌诸工，皆名噪一时。今书画久不行，不过好事士大夫家略有所藏，亦不精究装法，故工于此者日渐日少矣。”

如记衣工，说“成衣匠各省俱有，而宁波尤多，今京城内外成衣者，皆宁波人”。

如记雕刻工，说“雕工随处有之，宁国、徽州、苏州最盛，亦最巧。乾隆中，高宗皇帝六次南巡，江浙各处名胜俱造行宫，俱列陈设，所雕象牙紫檀花梨屏座，并铜磁玉器架垫，有龙凤水云汉纹雷纹洋花洋莲之奇，至每件有费千百工者，自此雕工日益盛云”。又记，“乾隆初年，吴郡有杜士元号为鬼工，能将橄榄核或桃核雕刻成舟，作东坡游赤壁”，并详述其毛发毕具状。如记竹刻高手，说“竹刻，嘉定人最精，其法始于朱鹤祖孙父子，与古铜玉、宋磁诸器并重，亦以入贡内府。近时工此技者虽多，较前人所制，有霄壤之分矣”。

如紫砂制作，称“宜兴砂壶，以时大彬制者为佳，其余如陈仲美、李仲芳、徐友泉、沈君用、陈用卿、蒋志雯诸人，亦藉藉人口者。近则以陈曼生司马所制为重矣，咸呼之曰‘曼壶’”。

堆砌假山是当时极为吃香的行当，高手前后相继，钱泳及时地记录道：“堆假山者，国初以张南垣为最。康熙中则有石涛和尚，其后则仇好石、黄道士、王天于、张国泰皆为妙手。近时有戈裕良者，常州人，其堆法尤胜于诸家。如仪征之朴园，如皋之文园，江宁之五松园，虎邱之一榭园，又孙古云家书厅前山子一座，皆其手笔。尝论狮子林石洞皆界以条石，不算名手，余诘之曰：‘不用条石，易于倾颓，奈何？’戈曰：‘只将大小石钩带联络，如造环桥法，可以千年不坏。要如真山洞壑一般，然后方称能事。’余始服其言。至造亭台池馆，一切位置装修，亦其所长。”钱泳还对营造装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说：“吾乡造屋，大厅前必有门楼，砖上雕刻人马戏文，玲珑剔透，尤为可笑。此皆主人无成见，听凭工匠所为，而受其愚耳。”钱泳的看法，反映了当时民间造屋的大众好尚趋向。

钱泳所记，涉及这么多领域，有姓名，有时代，更有特长，甚至有的有制作理论，可以说是有关能工巧匠记载的最为详细者，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其时的工艺美术和人物篇章。

七、其他

钱泳非常注意地方秩序的恢复和重建，他在《履园丛话》中记录了为此作出贡献的人士。明清时期，苏州西南郊的洞庭东西两山，形成了著名的洞庭商帮。东山的席氏在明代是活跃于江南和运河沿岸的闻名全国的棉布商人家族。经商致富后，席氏力行社会慈善事业，明末的席本祯，便是其中的突出人物。钱泳在丛话一《旧闻》“席氏多贤”条中，记录了清初定鼎过程中席本祯以财力稳定地方的事迹，席本祯以十万两银作兵粮，免除了巡抚土国宝大索湖中的滋扰；官方计亩起科，将为民累，席又力争于人，得以中止；东山商人经营的重要地域山东兖州兵燹，席捐银赈饥；家乡桥梁道路修治，席又出重资，种种“忠君恤民利人利物之事，指不胜屈”。这一记载，可与席本祯的墓志参看。席氏家大业大，移居江南等地，在常熟的席瑛、席琮、席珩兄弟，在清初的地方社会稳定中发挥了作用。钱泳也在同条中作了记录。这一材料基本上为他书所不载，富有价值。

江宁首任巡抚土国宝，赃贿狼藉，官箴不佳，但是钱泳记下了土国宝的另一面。明清鼎革之际，江南社会秩序混乱，奴变蜂起，盗贼横行，兵匪往往一家，常熟富户席氏获得官府允准，练乡勇除盗贼，却被军官反诬通贼，沉冤经年。土国宝严戢官兵，昭雪冤案，饬令江南分巡诸镇将，限时收营，“非奉檄毋许出兵，武官不得受民词，擅诘断，权归有司。自此民不苦贼，而江南大治”。江南地方秩序的重建和社会的走向稳定，应该是开始于土国宝在任时期。钱泳所记，为我们客观评价江南官员提供了与既有看法不同的材料。

江南园林，享誉海内外，清代前期，园林建造再掀高潮。钱泳在记载造园大师的事迹的同时，专辟《园林》一门，入其记录者，江南的名园有江宁的随园、张侯府园，苏州的乐圃、狮子林、拙政园、归田园、息园、绣谷、怀云亭、瞿园、涉园、逸园、灵岩山馆、寒碧山庄、水木明瑟园，常熟的东皋草堂、壶隐园、燕谷，松江的塔射园、啸园、右倪园，上海的豫园、日涉园、吾园、从溪园，青浦的三泖渔庄，太仓的南园，嘉定的平芜馆，杭州的玉玲珑馆、皋园、潜园、长丰山馆，嘉兴的倦园、曝书亭、南园，嘉善的二十五峰园，无锡的浣香园等。钱泳还对狮子林的建造作了考证，提出了别具一格的造园理论，称：“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错杂，方称佳构。园既成矣，而又要主人之相配，位置之得宜，不可使庸夫俗子驻足其中，方称名园。今常熟、吴江、昆山、嘉定、上海、无锡各县城隍庙俱有园亭，亦颇不俗。”这些记录和主张，堪为园林建筑的珍贵资料，也具现实参考价值。

钱泳还对顺治十八年江南巡抚朱国治兴起的钱粮奏销大案作了记录，发表看法道：“巡抚朱国治奏销十七年分条银，计江南绅士以逋欠除名者一万四千余人，常熟一县计七百余人，宫墙为之一空。”并对置办产业发表了看法，说“凡置产业，自当以田地为上，市廛次之，典与铺又次之”。钱泳还对清初常熟刻书家毛晋肆力于刻书印书传播文化的业绩予以褒扬，对当时家谱伪造乱攀名人后裔的荒唐现象予以了抨击，对清初江南官场的恶浊作了叙述，对个别暴发户的斗富行径作了实录，可以说较为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清前期江南社会的面貌。

综上所述，钱泳在他的《履园丛话》中，凭其博学多才和广阔交游，身处讲究派头追求时尚的名利之场，却能以“系于天下苍生”的人文关怀，对地方社会的发展兴衰予以高度关注，并能洁身自好，清心寡欲，记录下了江南社会经济变迁的相关内容，发表了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见解，为后世提供了大量极为珍贵的社会经济资料。关于清代江南的生产生活，钱泳记录了无锡地区流行的农家为布庄加工棉布的情形，详细记述了延续几百年的闻名遐迩的孙春阳南货铺，敏感地记录了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前期江南的米价、田价和银钱比价以及土地频繁变动的情形等，论述了大型水车发明于江南但未得到普及推广的原因，记录了嘉庆年间无锡赈灾的措施和实效，并发表了对社会救济的看法。关于直接影响江南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水利问题，钱泳总结前人的得失，从水利和赋税的关系、治水和治田的关系、治水的重点、治水的职责范围、治水的时机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看法，特别是江南水利不但要治水也要治旱的设想，似为钱泳首倡，符合江南特别是无锡地区的实际情形，颇值得珍视。在具有引领潮流和好尚的士习民风及其前后变迁方面，钱泳以较大的篇幅，从诸多方面作了如实记录，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提供了有关江南的书画假货市场、江南缙绅的奢靡生活和畸形享受的大量生动事例；记叙了江南大众生活、大众娱乐和大众信仰等方面的丰富内容，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其关于戏曲雅部和乱弹兴衰嬗代的记录是极为难得的戏曲表演资料；钱泳从增加就业和谋生途径的角度，对历代地方官员为移风易俗而采取的禁奢措施发表的不以为然的看法，极具时代气息。对于长期困扰江南地方和民众的漕粮北运，钱泳见多识广，大胆倡议改行海运，以降低运费，减省民力，这种设想后来在道光年间即付诸实施，显示出钱泳所言颇具前瞻眼光。在对江南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康乾南巡上，钱泳以巧妙的手法，记下了康乾南巡逐次加重江南地方和民众负担的事实，为我们客观全面地评价康乾南巡的功过得失提供了极为有用的材料。在江南各个阶层中理应占有重要地位却长期未得到应有重视的能工巧匠方面，钱泳别出心裁，单列专章，从艺能的角度，对活跃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清前期的江南的能工巧匠作了较他人他书更为详尽的介绍，为我们窥视这些为多姿多彩的江南文化作出卓越贡献的高手的风貌提供了诸多有用信息，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载籍的缺失。钱泳对恢复江南秩序和稳定地方社会的人士作了实录，对反映江南特色的园林等作了描述，对各种社会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所有这些，为我们研究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前期的江南社会提供了极富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的资料，可以丰富或修正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既有看法。

（原载《明清论丛》第9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