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称明代治政，“待成于胥吏”；清代治政，“以胥吏之心计管天下”，朝廷“与胥吏共天下”，书吏在治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清代定制，官员职掌，有额定编制，谓之“缺”，而书吏之设置，也有“缺”，也为“在官之人”。吏胥承充某缺，年龄、身份、经济实力、地域来源以至承充时间、考满后之进身之阶等，均有详尽规定。然而实际运作，则迥异其趣，正身之外，帮办、白役杂沓其间，人数数倍以至数十倍于定额，有限任期往往衍变为祖孙父子世代沿袭，形成极为突出的官不世袭而吏胥世代相承的独特现象，造成胥吏一定程度上把持左右行政的恶性局面。

学界关于清代书吏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并有新作源源推出，但是对于在书吏业内通行的顶首银，至今似未曾引起重视；而对于书吏顶缺时具立的顶首文书，更殊少探究。本文主要利用文书和档案，探讨清代书吏的顶首文书、顶首银等问题，期能深化清代书吏研究。

一、清代书吏顶充之规定

清朝定例，书吏承充，凡人数、出身、年龄，以至经济实力、承役时间、出缺补充、满期考选官职等，均有详细明确的规定，而且不断重申，严禁私授顶充、买卖缺位，违者本人及相关官员均须受到处责。概括胪陈其内容，约有如下数端。

一是吏员参照官缺，明确额定人数，严禁额外增设。令典规定，限定各省各级衙门书吏人数，总督衙门典吏30人，巡抚衙门20人，藩司衙门五六十人，臬司衙门30余人，府衙20多人，县衙十多人。雍正二年（1724）覆准：“各省督抚所属文武大小衙门内，有挂名吏员及革除食粮之兵丁，改易姓名，潜充挂名吏员者，尽行革去，查验实在正身吏役，方令充补。至贴写帮差人等，亦择忠诚朴实之人充役，如有不堪供役者，即行黜革。”乾隆元年（1736）谕令：“各直省督抚务宜严饬各该州县，将所有吏役按籍查考，其有私行冒充者，悉行裁革。设正额书役实不敷用，不妨于贴写帮役中，择其淳谨者，酌量存留，亦必严加约束，毋得非时差扰。”乾隆三十年奏准：“文职衙门吏役，遵照经制名数补用，仍由地方官出具并无复设白役分顶合夥印结，更于年底照经制名数，注明更替著役年月，并役满日期，汇造总册，送部存案。”不仅正身书吏有定额，而且各地依据事务繁简量设的帮办书吏，也有一定额数，所有正身及帮办书吏情形，均须造册报部。直到道光二十六年，奏准：“各直省大小衙门书吏，俱有定额，不准擅自增益，令各督抚实力稽察，一有挂名典吏，即严加裁汰。”又奏准：“各衙门书吏缺出，限一月内即行充补，于年终汇造总册，声明充补月日报部。”前后二百年间，皇帝谕令一再强调相关定例必须切实实行。

二是确定各级各地衙门书吏定额后，书吏承充实行考试招募制。清初，在国家财政拮据的时代，书吏原按纳银数多少，分送各衙门办事。康熙二年（1663），停止援纳，改行各衙门自行招募。是年规定：招募书吏，“给予执照，开注姓名、年岁、著役日期，并地方印结，按季汇册咨部”；康熙六年定，“每岁终仍取结送部查核”。后来虽然于康熙十四年一度仍照旧例援纳，但随后即实行招募制。雍正元年覆准：“各部院考取书办，于京城出示召募，各省流寓之人，有熟于律例，工于书算者，赴该衙门报名，取具同乡甘结，定期考试，择取拨补。”

三是承充书吏需要符合一定条件，履行一应手续。令典规定的书吏承充资格是，身家清白，具有一定的文字素养，文理明通，或通晓律例，或工于书算，年满20岁，充役到70岁为止。康熙二十八年覆准：“有愿充各部院衙门书吏者，令其具呈考试，选择文理明通者，掣签著役，渐次补完，再行考取。”道光二十六年议准：“内外各衙门书吏，务择年过二十老成驯谨之人，充补实缺，若令年幼者承充，本管官降二级留任。”乾隆四年谕令：“如年至七十，即令其罢役，不许充当各项差使。如有设法盘踞，改易年岁者，严察分别治罪。”手续是承充者需出具亲供甘结、邻里或同业甘结和地方官印结三结。凡此皆为防止冒名顶替而设。雍正四年覆准：“各衙门考取书吏，细加查覆，毋致有冒籍冒姓顶替诸弊。其书役投充时，务遵照定例，取具确实亲供印甘各结，方准著役。”雍正七年重申：“外省各衙门书役投充，务取具并无重役冒充亲供互结，该地方官加具印结，汇造役册，申送该管稽察衙门。”具体稽查职责是：“府州县书吏，责成本道稽查，无道员地方责成按察使稽查，藩、臬两司及各道关差书吏，责成督抚等稽查。”吏满出缺，再行考取，也需相应手续。雍正四年覆准：“凡额设书役年满出缺，该管官慎择签点，取具邻佑及亲族并无重役买缺等弊连名保结，方准收录。该管官员加具印结，申报上司衙门存案。”道光二十六年议准：“内外各衙门书吏，俱应确查自家清白，取具邻里押结，加具地方官印结，详咨吏部存案。”直到光绪中期，江苏巡抚刚毅甚至拟定吏役亲供结、邻里甘结和州县官印结三结式样，饬令州县严格执行。四是吏满出缺，或者考选官职，或者改业归农，不得复充，严禁私授顶充，买卖吏缺。雍正元年谕令：“从来各衙门募设书办，不过令其缮写文书，收贮档案，但书办五年方满，为日既久，熟于作弊，甚至已经考满，复改换名姓，窜入别部，潜踪掩迹，无所不为。……自今以后，书办五年考满，各部院司官查明，勒令回籍候选，逗遛不归者，著都察院饬五城坊官稽查遣逐。”同年，针对浙江书吏顶缺特别严重情形，重申此禁令：“其大小衙门胥役，俱令五年为满，改业归农。如年满不退，更名复役，或父出子入，或改充别衙门，并革役，复入者照例治罪。”雍正四年又覆准：“缺主之弊，外省犹未尽去，通饬直省督抚，转饬所属，将现有缺主尽行除革，书役年满缺出，遵例另募，取具邻佑亲族保结，方准取录。”

五是违禁吏役革除议罪，涉事官员处罚。书吏顶补，康熙二十八年即规定，“如有私行索取缺银，或被顶缺之人首告或被本官查出者，送交刑部治罪。”雍正四年又覆准，“如有暗行顶买、索取租银之处，缺主及顶缺之人，照律治罪，该管官照例议处。”雍正七年议准：“倘有五年役满不退者，将该役斥革治罪，或舞文弄法招摇撞骗包揽词讼侵欺钱粮，该司道访拏，按律治罪，府州县官不行查出，照徇情例降二级调用，专官司道不行查出，失察一二名者罚俸三月，失察三四名者罚俸六月，失察五名以上者罚俸一年，失察十名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乾隆三十年奏准，如有白役分顶合夥等弊，“倘该管官徇庇滥用，仍有吏役分顶合夥及捏名倒提年月等弊，将该管官降三级调用”。嘉庆五年（1799）上谕，书吏役满，继受之人出钱顶补，名曰“缺底”，“此等名目，本干例禁，亦且贻累军民，所关匪浅……著通谕各省督抚，严行禁革。傥阳奉阳违，别经发觉，或被科道纠参，定将各督抚严议。”同年奏准：“各省大小衙门将不在公之人，作为挂名书吏者，降三级调用。接任官不行查出，降一级留任。如系刺字革役挂名，接任官降二级调用。”在书吏考取补充考选官职的全过程中，书吏如果有假冒、顶买等弊，会遭革除，甚至议罪，而官员则负有察核之责，如果失察，即处以罚俸、降调，决不宽假。

应该说，清朝君臣对书吏理政的危害有着清醒认识，对于书吏承充的制度设计较为细致严密：不但对书吏承充的资格、手续以至吏满出缺的补充作了详细规定，而且着落各级衙门和官员负有相应的督察责任。对书吏违规的处罚是严厉的，平时的督责约束也是严格的。然而设计如此相当严密的制度，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却收效甚微，诚如清中期常州人洪亮吉所说，形成了“子以传子，孙以传孙，其营私舞弊之术益工，则守令闾里之受其累者益不浅”的局面，以至“州县之大者，胥吏至千人，次至七八百人，至少亦一二百人”。各级各地衙门书吏补充弊窦层出不穷，书吏之缺作为缺底成为无形财产，顶首买卖通畅运行，官革而吏不革，制度规定与实际运作完全背离，皇帝与朝廷的设想和举措全然未曾顺畅运转。

二、清代书吏顶首银

衙门书吏，北宋已有世袭迹象，元代较为明显，因而一直引起时人注意。书吏承充靠顶补，顶补需出顶首银。所谓“顶首银”，是指书吏承充时后任顶充前任所付银钱，明代又称为“替头钱”“替顶钱”“顶头钱”“顶头银”。顶首银目前尚不知起自何时，但至迟明代中期已经较为盛行，可以断言（容另撰文论述）。其时书吏业内当也有相应文书。明末崇祯年间浙江嘉善知县李陈玉处理顶首银事例，提到高三买俞守正捕书一名，原顶首银27两，经人见证，“减价七两，先入十两，立欠一十四两文契，欠帖俱交见证之手”。说明至迟明代末年肯定已有相应文契，但至今仍未见人提及明代顶首文书者。

进入清朝，书吏顶补，盛行顶首银。官是流动的，不熟悉具体事务；吏是固定的，熟悉专门业务。清人行政断案，参律用例，例案不胜枚举，官员大多惘然无知，全靠熟稔律例的吏胥援例定案。吏胥私相授受，子孙世袭，从而垄断某地某衙门的事务，进而作弊弄奸，欺诈百姓，挟制官长，成为一大公害。

顺治八年（1651），江宁巡抚土国宝婪赃案发，审案时，涉事官员供出如下情节：姚存、徐瑞、李诚等指证，书吏张君益等，“乘经制额设吏役，遂加增六名，每名婪价四千两，六名共二万四千两，官吏烹分”；李应祥则供，顺治四年七月，遵奉经制添设书吏六名，共值银12000两，众书办凑公费银六千两，送与故抚。实际情形，则据抚衙书办高旭等供称，新添顶首六名，分派28人名下，选定20名，每名缴抚院公费银五百两，共银一万两。苏州府役李伯禹与顾元鼎共证：李伯禹因亲家顾允柔身故，遗下抚院书办名缺，曾于顺治七年七月十八日要顶此缺，但巡抚“不肯收用，遂行牌查身家有无违碍”，二次凑银一千两，经锡祥之手送巡抚收讫；后李伯禹单独供认，当时“因顶顾元鼎父亲顾允柔书缺，先将银五百两付顾元鼎为缺价”，后奉巡抚“行查身家有无违碍，凑银一千两交邹锡祥，送进故抚（指巡抚土国宝——引者）收讫”。

此案颇具意味。江宁巡抚土国宝贪婪成性，大肆敛财，两次染指书吏顶首银：一次利用额设吏役之机，增加6名书吏，实际贪得银1万两；另一次是李伯禹要顶顾允柔书吏缺，土国宝以查验身家为名，敲诈得银1000两。第一例，清初江宁巡抚衙门新增书吏缺，名义上每缺值银4000两，官员和同行书吏分肥，各得一半，实际上每缺应在2000两左右。第二例，李伯禹要顶书吏缺，先付了500两顶首银，又付了1000两贿赂银，书吏顶充每缺至少需银1500两。官员利用验证等书吏顶补程序谋求利益，正是顶补银存在书吏顶补世袭的根源。

顺治十六年，刑科给事中张维赤题称，浙江司道府厅书吏，“每一顶首价值七八千金，此外引见酒席之费不下千金，往往三四人朋充，甚而有揭营债以买充者”。三四人朋充一个书吏缺位，每名顶首银多达二三千两。顺治末年，户科给事中柯耸上疏称，吏胥“一入衙门，无不乘坚策肥，栋宇连云，疆亩如绣，不知得自何来”，“如江浙之间，司道掌案吏书，每名顶首银两，多者二千金，少者不下千金，即刑厅书役，亦必千金。此辈挟此重资，钻谋营役，推其本心，方思取偿于一二事难倍收于一二年，小民之膏血几何，能堪狼虎吮吸也”。张维赤、柯耸之话，不但印证了清初江浙省级衙门书吏盛行顶首银的情节，而且行情均在千两以上至二三千两。直到道光十七年（1837），有人揭露说：“近日东南各省上司衙门书吏，每名充顶之费辄须数千金。”书吏顶首银均须数千两。

省府衙署如此，州县亦然。康熙早中期，浙江巡抚赵士麟说：“在省城，则有各县之歇，在州县，则有各里之歇。”也有人说：“浙属州县七十有六，此辈立有顶首，用价买充，以县分之大小，钱粮之多寡，定售价低昂。有一人而买数县，有数人而朋一府，父子相承，兄弟挨值。”其时省属各地，如杭州府，“各衙门书役保歇，皆有坐管之里”。湖州府“乌程、归安两县三百余家，买定都图，立有顶首，父子相传，竟为世业”。可见省、府、州县各级衙门均盛行顶首银。

地方衙门如此风行顶首银顶补书吏，延伸至基层之里，其里书亦然。顺治十八年，柯耸上疏论及江南册书顶首银，称江浙各县往往在经制吏书之外，各有册书一名，利用大造册籍之时，“每人各出顶首银若干，买定里书。至造册之弊，移甲换乙，漏富差贫，即前花分诡寄之弊，皆出其手”。其家乡秀水县区书，“一人买充数里，每年包纳钱粮，额外私派，俱属积歇掌握”；而杭州府各县，“有以生员包充册书，官法既所不加，舞文亦复何忌！”在嘉兴府，每图有保人、图差、截书、区书等，“遂买定图分，议定顶首，父盘子踞，倚为金穴”。雍正年间，浙江巡抚李卫通谕全省称，征收钱粮，“一图各有一人，父子相承，买卖顶充，历年钱粮皆其掌管盘踞”。里书承充需交顶首银，极为普遍。

以上可见顶首银之普遍，然则地方基层衙门书吏的顶首银数额如何，并不清楚。

康熙初年，浙江总督刘兆麒发布檄文，详细描述了浙江嘉兴府各县里书以顶首银买充里书的行径：“各邑有顶首，数至二三百两不等者，惟嘉秀一邑，价值千金。初犹不肖地棍夤入其中，近且豪猾劣衿窜为窟穴，甚有积年衙役而改充里书，亦有身为里书而兼充衙役。……此辈坐拥富赀，父传与子，兄传与弟，官府以为在衙役之外，略而不问，不肖有司方且藉其箕敛，容纵养奸。”刘兆麒为此檄令：“嗣后……其里书顶首名色尽行革除，勒石永遵。”按刘兆麒所说，江南各地，县下里书顶首银，一般在银二三百两，而较为富庶的秀水一县，高达银千两。

嘉庆初年，周镐形容浙江州县以上衙门书吏状况，称：“书缺买定也，某书管某县，某吏值某科，皆量其出息之多寡，以为授受。州县特其佃户耳。买定之后，则以此缺为传家之宝，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即或因事革除，而易名顶替者，仍其人也。”

江浙如此，其他各省大多类似。

如安徽，乾隆早期成书的《儒林外史》描写，安庆府向知府派两个书办到南京去接鲍文卿，两个书办便央求鲍文卿，恳请他在知府面前说情，驳了县里详文，可以送鲍三百两银子。到了安庆，向知府告诉鲍文卿，他的王姓管家，在他家已经三代，他将投身纸都查了赏他，而且又替他的儿子买了一个部里的书办，五年考满，便选一个典史杂职。叙述书吏购买、考满出缺选官以及如何不失时机作弊，其事虽未必真，但类似情节应该存在。

如湖北荆门州，每甲粮册一本，名为一块，全州共有590块，而“荆门册书，有一人而管一块者，有一人而管数块者，传为世业。间或顶售，则按册载花户之多寡，地方之肥瘠，以定价之低昂。每册一块，顶银二三十两以至四五十两不等”。册书俨然世业，按块计算，或一人管一块，或一人管数块，顶首银每块少者二三十两，多则四五十两。

如广东，康熙、雍正之际，人称东莞、顺德等县典吏，顶首银“少者数百金，多者至二千余金”。县令王植于考选房吏时，“每房多取一二人记名，有吏缺出，就中择其尤者一人，而以数人副之。尝有一房役满，大宪檄行送一姓名至，余亦准充，而以先所取者九人与之办事，以为将不安而去矣，久之，竟相安。密侦之，则九人者，已暗与帮贴，偿其所费，锢弊之难化如此”。书吏之间，结成一体，牢不可破，县令也无可奈何。

如四川，嘉庆末年，籍隶四川的监察御史程伯銮奏报：“查各衙门服役公差，便有定数，乃川省各州县粮快两班，多至千人，分为散差、总差、总总差名目。闻欲充当总差一名，用顶头钱或累千数，若非异取民膏以充私囊，何肯拼重费而入公门。故俗有‘差头换举人，举人倒补一千银’之谣。”

如陕西，光绪初年，渭南署任知县先将本县吏房书吏一缺由他人充当，而当冯文焕等公禀后，改令冯出银50两代张金镜还债，而由冯获书吏缺，后来偏向张金镜，又将冯革卯，改令张金镜充役，等到实授知县樊增祥履任，复将张金镜革卯归正。知县利用书吏改充之机，作弊谋利。

可见，清代上自中央各衙门，下至州县地方衙门乃至基层之里，书吏顶补普遍行用顶首银；因为通行顶首银，书吏之缺遂由祖孙父子世代传袭；书吏承充的顶首银，数量较之明代也相形高涨，省级衙门在一二千两，州县衙门在数百两至千两银左右，基层里甲也在数十两之间。市有定价，俨如商品。

三、清代书吏顶首文书

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清代各级衙门书吏盛行顶补，顶补时需交顶首银，迄至清末，未有变更。然而，书吏之间如何前后顶补，吏缺如何买卖，顶首银如何交付，涉事书吏要否具立书面字据？既有研究殊少提及。

幸运的是，日本东洋文库收藏了6件文契，加藤雄三博士个人收藏了10件文契，均是有关浙江巡抚和布政司衙门书吏顶补的文书。此外，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苏州金氏文书》中，有4件江苏布政司衙门书吏顶补文书；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藏徽州文书中安徽按察司衙门督捕房书吏出顶缺契1件。近年来，国人对清代吏胥的研究成果源源推出，但似乎从未见引用吏胥文书原件者。只有日本加藤雄三收集并介绍了一件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杭州织造衙门门房缺绝顶契，泉州市文管会黄真真曾经介绍过一件同治八年（1869）泉州府学门斗缺卖断文书，网上也曾流传一件光绪十年章殷氏等绝卖徽州府学值路婺源县并祁门县门斗缺文书，可以视为迹近书吏缺买卖文书。上述文书内容完整，品相较好，时间起自康熙五十七年，止于光绪二十七年，长达近两个世纪。尤其是留存在日本图书部门的江浙书吏顶补文书，时段集中于乾隆二十年以后，较为具体地提供了书吏顶补的诸多实例，成系列地展示了江浙省级衙门书吏之间顶补的实况，形象真切地展示了清代地方衙门书吏顶补的实际情形，也为前述清人的相关描述作了绝好的注释，对于了解清代地方衙门书吏的活动状况，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当能丰富清代胥吏研究的具体内容。对于上述浙江巡抚和藩司衙门的16件书吏顶缺文书及杭州织造衙门门房缺1件绝顶契，加藤雄三博士曾予以全文介绍，并从法制史角度对清代的吏缺和文书所反映的吏缺买卖作了初步探讨，唯尚留有较大的学术空间，值得进一步探究。

江浙皖三省巡抚及藩、臬二司衙门的21件文书，包含顶缺契5件，绝顶契2件，永远顶首文契1件，典缺契1件，议单7件，合同议单2件，议约、允租和笔据各1件。21件文书中，除了笔据1件，又可以分为议单和顶缺契两大类，各为10件。其文契形式又可分为契约式和条款式两类，前者12件，后者8件。

为展示这些文书的样貌，现选择吏缺顶缺议单契约式和条款式各1件及典契1件，移录如下（格式微有变动）：

1.《赵行周出顶浙江巡抚衙门嘉绍二府吏缺合同议单》（条款式）

立议单亲友张舜舞、王巨瞻等，今有赵行周兄，向充抚宪春秋班咨房吏缺，缘一身难以兼顾，将嘉、绍二府出顶与张云程先生处承办，当得酒礼银壹百两正。自顶之后，所有嘉、绍二府甲下一切事件听凭办理，不涉赵处之事。所有众议规条，开列于左：

一、议银平九七。

一、议每班张处绍甲帮银六两，嘉甲帮银五两，于上班时先付六两，交与赵处，汇办署内伙食束修等项，馀银五两次月交付，不得愆期。

一、议赵行兄如欲引顶，先尽张处，另议缺价，如赵处不愿顶充，听凭赵处回赎，另觅售主，归还张处，原价张处不得阻掯。

一、议嘉、绍二府并非绝顶，但赵行兄未经出缺引顶之前，总与张处合办，不便另售，如张处不欲承办，先侭赵处回赎，如赵处不愿回赎，听凭张处别顶，赵处亦不得阻掯。

一、议嘉、绍二府内一切文武衙门刑钱事件，统归张处办理，至通行事件，按府派分，嘉、绍事件遇有一名以上，照数加二奉酬赵处，馀外不得另生觊觎。

一、议嗣后内外务须一秉至公，不得各生异心。

乾隆贰拾伍年陆月 日立议亲友张舜舞王巨瞻（押）强履安（押）俞拱乾黄璞存

费凌沧（押）江帝歆（押）王西清（押）朱锦云

季协清（押）

允议张云程（押）赵行周（押）

代书张清芝（押）

大吉存照

2.《赵庚立浙江巡抚衙门吏缺顶缺契》（契约式）：(www.daowen.com)

顶契存照

立顶缺契赵庚，情愿挽（左两点水）中，将自原顶朱森木兄名下抚辕夏冬班咨房正缺壹分贰厘五毫，立契出顶与章绍舒兄处承办管理，当得酒礼制钱壹百伍拾千文正，三面收明。自顶之后，所有名下壹分贰厘伍毫咨房名缺一切刑名钱谷等事，听凭章绍舒兄处管理承办，公费照股轮收，不涉赵庚之事，并无阻掯异说。恐后无凭，立此顶契存照。

再批：是缺系顶朱森木兄名下，原顶强立兄之缺，前曾庚自出过酒礼银贰百两正，今庚情愿减价转顶，并无异说，当将原顶合同议单壹纸交存作据。又照。

乾隆伍拾伍年玖月 日立顶契赵 庚（押）朱森木

见立斯圣岐（押）张历山朱序东朱秉钧张仁斋张升阶

3.《何静默立江苏布政司衙门吏缺典缺下契》（契约式）

立典缺下契何静默，凭友褚墅洲、瞿芝田等，今典得许桂堂兄经管苏藩户总科吴县地丁钱粮及太湖厅书缺事宜，议典半中之半合办，当交典价公费元银陆百两正。上契载明，不拘年月，如有原价，听凭取赎。欲后有凭，立此典契下契为照。

嘉庆拾肆年伍月 日立典缺下契何静默（押）

凭 友 褚墅洲（押）

瞿芝田（押）

王晴川

馀玉

书吏缺议单与顶契等，就文书形式而言，书吏缺议单与顶契等，均有契约式和条款式两种，与民间日常的房地产买卖、分家析产、里甲催粮、承担徭役、宗祧继嗣等各式议单文契并无二样。具立议单的是书吏涉事双方，落款以允议身份出现，另有以见议或立议身份出现的中见人，有的还有代书等；书吏各类顶缺契则与房地产买卖的正契相同，出顶缺人落款以立契人身份出现，另有见立或居间或见居或凭以中见人身份出现。唯与上述各类议单和正契不同的是，居间人或中见人大多不是事主双方的亲族邻居，而是事主的“友”、“同房亲友”。这里的同房并不是宗族意义上的“房”，而是衙门中的房科。江苏布政司衙门书吏何肯堂所立永远顶首文契上具名的“同房亲友”多达27人，说明吏缺出让，同房书吏均有见证责任与义务。就书吏顶缺契约的约束力而言，同业书吏的同业显然要比同宗亲友更加切合实际更为有效。

就文书内容而言，书吏顶缺文书同其他文书一样，事主双方必须说明吏缺出让或顶卖的原因，吏缺承当事务的范围和收入情形，讲明吏缺价格及其交付时间、银两成色等，如若不是绝顶契，还需说明出顶是否保留回赎权利，受顶人是否可以转顶。从文书反映的运作实际来看，吏缺文书即使具立了绝顶契，仍然存在像当时流行的民间房地产买卖不断找价的现象。可见书吏缺俨然已是持有人的无形产业，可以转让，可以继承。

通观江浙皖三省省级衙门的21件书吏顶缺文书，可以获得如下认识：

其一，关于书吏分班分房分科及其人数。乾隆二十年、二十一年间，浙江巡抚衙门春秋班咨稿房书吏赵行周，因“一身办理未周”，先后分三次将其所有的绍兴、嘉兴府二府之缺位出顶与人，此缺是“承管嘉兴、绍兴两府属一切刑钱公务”，是为巡抚衙门下嘉兴、绍兴两府刑名、钱谷事务起稿。乾隆四十五年四月，浙江强立诚将与章绍舒合顶前手潘一渊与倪协文的抚宪咨房吏缺，因“出缺另图他业”，同业禀举由张历山接充，立有议单。乾隆五十五年九月，赵庚将原来顶自朱森木名下的抚辕夏冬班咨房正缺一分二厘五毫，立契出顶与章绍舒，“一切刑名钱谷等事，听凭章绍舒兄处管理承办，公费照股轮收”。嘉庆十九年十一月，朱森木将此部分吏缺凭中出顶与人，同时，朱森木又因届“吏满”，将抚院咨科夏冬班经制吏缺全股，凭中出顶与章处。道光六年七月，朱孔闻将抚宪衙门夏冬班礼房山阴、会稽两县公私事务及两县节孝随礼出典与江景岐。由此数例可知，浙江巡抚衙门各房书吏，分为春秋和夏冬两班，各轮两季管理承办事务。每班之下，每个书吏全缺再细分为八份，每份为一分二厘五毫，顶缺时按份计价。每个书吏再以府为单位，分管一二府事务。赵行周原有嘉兴、绍兴二府事务缺，因一身不能兼顾，先后将二府中部分吏缺出顶与人。从其身故后同行所立相应议约来看，赵行周并无其他吏缺，说明大体上抚辕某房一个书吏承管一府之事。

抚辕如此，藩宪如何呢？浙江，清前期《治浙成规》称：“藩署书办向列二十三科，而一科之中又复分县管理，上下交接，一气相连。”藩署23科，每科又复分县管理，全省76县，书吏多达2370余人。但对照定制，浙江藩司额定书吏为58人，经历、理问、库大使、照磨、攒典各一人，也只有63人，书吏实际人数是定制的三四十倍。江苏，乾隆四年布政使徐士林奏称，该司“经制书吏额设十一科房”，即此11科房，书吏当不少于千人。书吏实际人数远超定制，在顶首文书也有较为具体的反映。同治六年三月，鲍友兰等立议单，“将祖遗藩司吏二科台州府属之太平县知县、县丞、巡检、典史、两学吏书缺并土著试用官等十分之内应得三分，情愿出顶与章博堂处合办，当得酒礼银一百二十千文”。光绪元年十一月，周秉镛立允租，载明：“今将祖遗藩司吏壹科杭湖甲之安吉全县，以及现任土著吏攒试用官阄承值大计捐输一切事宜，凭中出租与章处承管，三面议定，每年租钱计英洋拾贰元正，按季凭折支付，遇闰不计押租。”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俞凤笙等立合同议单，称季子静“曾将祖遗藩司衙门户课程科承管瑞安县司缺五分，又藩司承管嘉兴县吏房司缺全缺”为凭，向沈星阁处陆续借洋一千元。

在江苏，上述乾隆四年布政使徐士林奏称藩司衙门额设书吏11科房，“其中最紧要难办者，一曰户总科，一曰工房”。此批吏缺文书显示，江苏藩司正是按事务分设科房的，而且户总科确实最为重要。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俞茂昭等立合同议单，载明方学、方圣兄弟二人处，“原管苏藩户总科吴县地丁奏销一切事宜全缺，并太湖厅分授吴县地丁奏销书缺六分，议与钱尔翁与王容兄各半承办。当日三面议定顶缺公费元丝银贰百捌拾两正，自交卷日为始，言定五周年为满”。嘉庆四年正月，姚耘心等立议单，条载钱瞻廷“祖遗苏藩司户总科吴县地丁钱粮一半并太湖厅三分书缺”，议顶与夏介永远接办，“此缺公费上契银壹千叁百两，馀银肆百两不上契，元丝九七兑，科房交卷银十六两，管家八两”。如前所录第3例，嘉庆十四年五月，何静默立典缺下契：“凭友褚墅洲瞿芝田等，今典得许桂堂兄经管苏藩户总科吴县地丁钱粮及太湖厅书缺事宜，议典半中之半合办。”道光二年四月，何肯堂立永远顶首文契，载明：“今有父遗苏藩司户总科吴县地丁钱粮奏销盘查交代升科坍荒公田馀租徭里纸张并轮管苏州府头一半事宜并太湖厅三分书缺，凭同房亲友袁涵、潘畹兰等，议顶与金处接办，当得公费元丝足兑银壹千伍百两整，当日一趸交足。”

上述七例清楚表明，江、浙藩司衙门各房书吏未像抚衙那样分为班次，而是因为直接处理钱粮事务，分房或分课，其下再分科，每科以县为范围承管，相当细密，基本上一县一缺（太湖厅从吴县中分出，仅洞庭东山一地，事务有限，所以书吏缺位往往与吴县合算）。至于其人数，分县而设，阖省而计，当在一二千人，均远超定额至数十倍。

关于书吏分班，令典有规定，一是在署内办公，不得随意出入；二是分别班期。而班期长短，各地不一。两江总督衙门和江苏、安徽藩臬四司衙门，分为两班，三月一班轮流，安徽巡抚衙门四月一班更换。浙江布政司衙门一度分为内外两班，因内班房屋数少不能容歇众书，分班有名无实，乾隆八年布政使潘思榘奏请改为在衙署集中办公。早在顺治十六年，刑科给事中张维赤就题称，浙江全省书役照府分设，全浙11府，则设11人，“每一人有正有副，合正副共二十二人，合督抚两衙门则正副共四十四人矣”。这批文书反映，浙江抚辕是按府设置书吏，符合定制，但省级衙门书吏分班做法远比令典规定复杂详细得多，其人数也远超额定数量。

其二，关于书吏“缺底”性质与承充之人。按清人的说法，江、浙等地是书吏世代承袭最盛顶首银最为流行的地域。清初人说：“浙属州县七十有六，此辈立有顶首，用价买充，以县分之大小，钱粮之多寡，定售价低昂。有一人而买数县，有数人而朋一府，父子相承，兄弟挨值。”乾隆十九年两江总督鄂容安奏称：“江南户口繁庶，事务纷纭，各衙门胥用较多于他省，而作奸犯科者亦较甚于他省。……乃江南胥役，非系买缺顶补，即系私相朋充，一役在册，外有数名甚或十数名，皆藉称帮办名色，倚官作威，因公讹诈，大为吏治民生之累。”同治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疏奏：“近来书吏尤为积重难返，内而部院，外而督抚司府州县衙门，书吏皆有缺主，每一缺主或万余金，或数千金，自为授受。”

此批文书，反映书吏出顶吏缺者较多，富有典型意义。此缺就是所谓的“缺底”。此缺底，可以出顶，可以转让，转让时可以全缺，也可以部分。浙江抚辕春秋班咨稿房春秋班和夏冬班两班书吏缺的辗转出顶，清晰地反映了吏缺的所有权属性。因为吏缺具有所有权属性，所以书吏顶缺议单或顶契，往往声明该缺为“祖遗”“父遗”，某某“分授之业”，或“自制”之业、的系某某“己业”等，将之直接视为合法产业，合理继承，或合法拥有。正因为吏缺具有普遍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因而议单或顶缺契总会强调“此系正行交易”“上下不瞒长幼，并无重叠交关债负准折等情”等，而在循照绝卖找价的民间俗例完成转移之时，书吏顶缺契同田宅买卖文书一样，总会郑重声明“永不找贴，永无异言，永断葛藤，永不回赎”，“自绝之后，一切悉如前议，永不回赎，永不找贴”等。

吏缺既是合法产业，就可继承，就可公开转让出售，甚至可以抵押向人借款。抵押如前述季子静抵押借银洋例。转移过程则如同民间田宅买卖一样，可租可典，先典后卖，由杜到绝。在21件吏缺文书中，就有1件典契，1件允租。如前所述，允租载明租钱，“凭中出租与章处承管，三面议定，每年租钱计英洋拾贰元正，按季凭折支付，遇闰不计押租”。出顶吏缺，既可全缺，也可分股。出顶后，既可取赎，也可转顶。值得注意的是，吏缺从出典到顶卖，同房书吏有优先权，此与民间田宅交易情形类似。如前录第1例，赵行周将嘉兴、绍兴二府部分事务出顶与张处承办后，双方议定：若“不欲承办，先侭赵处回赎，如赵处不愿回赎，听凭张处别顶，赵处亦不得阻掯”。张历山接充抚宪夏冬班吏缺，与章绍舒共持此缺，由朱可久、张辅廷择人进署办理，三面公议，张历山接充后，“先尽章绍名下应顶，后换朱、张二兄名下接顶，如此周而复始，彼此公允”。又如前录第3例载，许桂堂将经管苏藩户总科吴县地丁钱粮及太湖厅书缺事宜出典，“当交典价公费元银陆百两正，上契载明，不拘年月，如有原价，听凭取赎”。出典以至绝顶后，也同民间田宅买卖一样，吏缺可以找价。前述乾隆二十五年，赵行周将嘉兴、绍兴二府另外部分事务出顶与张云程，由章绍舒具体管业，乾隆三十八年赵处控告到抚衙，浙江巡抚熊学鹏发文杭捕厅，令章绍舒两次代找过银80两。同是这个赵行周，乾隆二十五年将嘉兴、绍兴二府另外部分吏缺出顶与人，得到酒礼银100两，后来乾隆三十八年六月浙江巡抚熊学鹏发文杭捕厅，令接办此缺事宜的书吏李宜资助丧葬费银80两，后因赵行周遗下寡妇、孤女及侄儿“不能养赡，度日艰难”，李宜再次助银50两。直到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赵行周遗孀赵吴氏又向承接缺主张云程“当得找价五十两正，以为营葬之资”。即使不算赞助银，找价银已是出顶银的足足一半。历经20年，吏缺转移才告完成，可见吏缺转移，也需经历较长年头才能完成。相似的是，道光六年七月浙江抚衙礼房书吏朱孔闻立绝顶契载，其前曾得过典价银600两，“均有条议”，现在“因有急需，今循一典半找之例”，绝顶与江景岐，“又得找价九七平九五兑纹三百两正”。颇有意思的是，浙江人居春麓，因嘉庆年间章云翰表母舅将朱姓咨房夏冬班顶班二纸押信于沈镇山外祖家，其钱早已清迄，但顶契二纸当时未曾交出，而其舅父沈建封转将此契书让居收执，居氏“贫乏已极，无计可施”，先是屡次向章表母舅支钱8千文，到咸丰八年（1858），又以其母年老多病为词，恳得银洋2元。只因收执书吏顶契，就不断向人索要钱文，事虽迹近荒唐，而吏缺顶契之所有权性质体现无遗。

吏缺具有所有权，可以出顶，也可以转顶，意味着进署办事之人未必就是持有吏缺者。强立诚与章绍舒，曾合顶潘一渊与倪协文浙江抚衙夏冬班吏缺，出官承充办事。乾隆四十四年夏季，因强立诚役满，同行“禀举”张历山接充，并三面公议，强立诚既已出缺另图他业，所有名下原顶酒礼银“未便听其久悬”，有朱可久与张辅廷“情愿接顶”，接顶二人出钱交强立诚，“以作归农之费”。自顶之后，听由朱、张二人“择人进署办理接充”。可见持有缺底者，原是强立诚，现是张历山，而接充办事者是朱可久与张辅廷，但实际进署办事者，朱、张二人仍可择人。章绍舒自张云程处租得浙江抚衙嘉兴、绍兴二府部分吏缺后，却由“洪孔翁引顶出官”，此缺后来归并到章馥斋处后，各方议明：“孔翁高尚，如馥兄昆玉自理，进署办公，或择人代理，应听其便。”此例反映出，吏缺持有人与实际进署办事者往往并非一人。可见，书吏承事相当复杂，有吏缺，吏缺可以顶充，顶充者可以本身入署办事，或者也可因分身无术或其他原故再择他人理事，吏缺与承事相分离，所以“一人可兼数缺，一缺可由数人合顶”，但承事只能量力而行。

其三，关于吏缺之价格。吏缺既是可以买卖转让之产业，自然有价格，市场有行情。康熙十七年，安徽按察司衙门督捕房书吏一缺的典价，“顶手纹银六十两”。此可为康熙后期安徽省级衙门书吏缺价之参考。乾隆二十年赵行周将浙江抚宪衙门咨稿房绍兴一府吏缺出顶，当得酒礼银42两，次年赵行周又将嘉兴一府吏缺出顶，议定酒礼银75两，乾隆二十五年将嘉兴、绍兴两府部分吏缺出顶与张云程，当得酒礼银100两，此外，“张处绍甲帮银六两、嘉甲帮银五两，于上班时先付六两，交与赵处，汇办署内伙食束修等项”。此处所谓“束修”，顾名思义，当为新老书吏授受之时的指点教导类费用。后来到嘉庆十三年，以此管业的章馥斋连找价银实际付出了280两。乾隆二十八年，方学将江苏布政司户总科吏缺出顶与钱尔翁等人，得银280两。乾隆四十五年，浙江抚宪咨房夏冬班书吏公立议单载，前一年夏季，强立诚因办事“役满，禀举”张历山接充，强“既已出缺，另图他业，所有名下原顶潘、倪二友酒礼一半银两未便听其久悬”，因有朱可久、张辅廷情愿接顶，“三面公议，朱可久、张辅廷兄出钱五百千文正，交立兄收清，以作归农之费”。其时500千文，大约可兑银625两左右。一半酒礼银如此，全缺当在银1250两以上。此是一次性卖断，应该较之上述不含找价银的数字高，但与前相较，短短20年间，成倍增加，似难凭信。乾隆五十五年，赵庚将原顶自朱森木名下的浙江抚衙咨房书吏正缺一分二厘五毫，出顶与章绍舒，当得酒礼银150千文。折合银两，约近140两，八分之一缺如许之多，全缺当为1100余两。嘉庆四年，钱瞻廷将祖遗苏藩司户总科书吏缺议顶与夏介接办，承顶者付以公费上契银1300两，不上契银400两，另有科房交卷银16两，管家银8两，共为银1724两。嘉庆十四年江苏藩司书吏许桂堂出典吏缺，“半中之半”即四分之一，为银600两，是则全缺为2400两。嘉庆十九年，朱森木因届吏满，将浙江抚衙经制吏缺全股出顶与人，收取归农酒礼银600两。但另一顶契载明，此外“尚有一分二厘五毫”出顶与他人，又得酒礼银200两。如果将其合算为全股，则为800两。此似可作为其时浙江省级衙门书吏顶首价之参考。道光二年，何肯堂兄弟将父遗苏藩司户科吏缺出顶与金处接办，当得公费银1500两。道光六年，前述浙江抚衙书吏朱孔闻将自制吏缺出典，先曾得过典价银600两，现在又得找价银300两，声明“永不回赎，永不找贴”。典价找价相加，为900两。同治六年，鲍友兰将祖遗浙江藩司吏二科吏缺十分之三出顶与章博堂，当得酒礼银120千文。折合银两，约为77两。全缺当为256两。光绪二十七年，季子静因长年借债洋银一千元，无力偿还，将祖遗浙江藩司衙门承管瑞安事务缺五分、嘉兴等县事务全缺抵算，“欠洋一千元，作十二年，每年连息本拔还八十元”，转至沈星阁处。一个半缺，洋银1000元，合银两720两。

上述十数例，很不系统，时间跨度既大，吏缺分工不一，难以确切反映书吏实际价格，但是据此仍可对清代江浙省级衙门书吏顶首价作出粗略估计：乾隆早期约在银二三百两，中期在500两左右，后期在1000两左右，高者可达1300两；嘉庆年间在一二千两之间；道光年间并无上涨趋势，直到清末。如此，吏缺之价，则似乎并未昂贵至时人惊呼的少则数千金多则万余金之地步。

其四，关于吏满出身与世代相袭。清代书吏，五年为满，满役可以通过考试补授官职，律有明条，前景似乎较好。乾隆初年浙江布政使潘思榘也称：“吏员皆由胥吏出身，素无学术，一经役满考职，每多恃符生事。”那么，书吏满缺后多大程度上能考选官职“恃符生事”，从此安享尊荣呢？其实吏满考官很难。乾隆二年正月，云南布政使陈弘谋奏报，书吏“一经考授职衔，有候至二三十年不得一缺者。及至得缺，吏部代为掣签，发凭赴任，其人大半老迈（聋）钟”。嘉庆、道光时，洪亮吉指出：“今则不然，由吏胥而为官者，百不得一焉。登进之途既绝，则营利之念益专。”时人一致认为，清中期起，书吏役满考选官职殊少可能，偶尔有人循此轨迹，求得微薄功名，恐也属于凤毛麟角，实际利益优于从事吏役者更少可能。

又按时人说法，浙江书吏世代相承最为严重。雍正元年，有人奏言：“浙江藩司衙门有通供一缺，父子兄弟相传，钱粮均归掌握。又学院则有掌案，盐差则有长接，把持一切，与缺主无异，请永远禁革。乃下部通行，直省一并严革。”乾隆五十八年浙江布政使张朝缙奏称：“藩署书办上下交结，其弊不可胜数。”直到同治年间，江苏布政司还声称，“至吏胥则父子祖孙盘踞一窟，不可化诲”。

此批顶首缺文书对于吏满出缺，颇有一些事例可以探究。赵行周自乾隆二十年十二月开始出顶吏缺，到乾隆三十四年时已经病故，应该两次满缺，但直到其死，吏缺转移他人之手，仍未见其出缺。其病故后，因无子嗣接替，吏缺由同房书吏李宜与章氏书吏接充，吏缺在同房书吏之间发生了转移。强立诚在乾隆四十四年役满后，出缺另图他业，接充者付以钱500千文，“以作归农之费”。强从此离开书吏队伍，但是否真正“归农”，并不清楚。嘉庆十九年，朱森木因届吏满，将浙江抚衙经制吏缺全股出顶与赵处，转归章处，收取归农酒礼银，吏缺也转移别姓。道光六年，浙江抚衙承管山阴、会稽两县事务的朱孔闻，在收取典价和找价后，将“自制”吏缺绝顶与江景岐，声明“永不回赎，永不找贴……永斩葛藤……永无异言”，吏缺完全转移。光绪二十七年，季子静因长年借债洋银一千元，无力偿还，将祖遗浙江藩司衙门承管瑞安、嘉兴等县事务的吏缺作价，转至沈星阁处。上述5例中，2例役满后按规制出缺，另图他业；3例未曾在五年役满后按时出缺，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吏缺均转移至他人手中。江苏情形类似。嘉庆四年，钱瞻廷将祖遗苏藩司户总科书吏缺议顶与夏介“永远接办”，吏缺转给了夏氏。道光二年，何肯堂兄弟将父遗苏藩司户科吏缺出顶与金处“永远接办，与何处无涉”。两件文书均称由人“永远接办”，如此口气，恐是役满后的转让。此外，乾隆二十八年方学兄弟出顶江苏藩司户总科书吏缺，“言定五周年为满”，是则书吏承役具立文契时具有定制意识。此批吏缺顶首文书，未见吏满考官事例，似乎说明书吏考满的可能很小。由文书事例同时可知，书吏在不同姓氏之间转移极为频繁，吏缺虽然“祖遗”“父遗”之说较为常见，说明吏缺确实父传其子，子传其孙，但世代绵绵承袭究属少见。数百两甚至上千两银子的产业，要想代代承传牢守不坠，从子嗣和经济方面考量，应属不易，甚至极为困难。就文书反映的事例来看，江浙省级衙门书吏可能只是在同地同业书吏中传承，而家世相承代代相传的现象并不突出，不能夸大其辞。

此外，清代书吏特别是江南书吏，吏满后往往从事幕客生涯，人称“幕客大半出于江浙，而由书吏作幕又十居六七”，因而易于“与上下各衙门书吏往来结识”。但此批文书并无相关反映，不敢臆测。

其五，关于官府官员禁革书吏世代顶充。前述赵行周物故后，其遗孀为吏缺银告至巡抚衙门。巡抚熊学鹏不但没有按定制否定吏缺价格及顶首银，反而两次发文杭捕厅，下令由顶充人偿付找价银和资助丧葬费。以巡抚之尊，为书吏顶首银裁断，说明官府既知道吏缺买卖有干例禁，但却承认吏缺合理，吏缺有价，可以顶首，可以授受。官员为书吏顶充断案，在明末已可见端倪。前述崇祯年间浙江嘉善知县李陈玉就曾屡屡为之，而且由此感慨“一皂之交易，亦烦评驳，可谓隶也，实不力矣”。可见官员熟知书吏具体顶充情形。前述乾隆四十四年夏季，因强立诚役满，接充者由同行“禀举”，说明接充书吏需要官府允准。赵行周物故，同行“公举”同房书吏李宜接充，大张旗鼓，说明吏缺不能“私相授受”，既而同行商议，更需要官府认可。文书所载内容，完全与其时所设制度皇帝谕令大相径庭。吏胥顶缺文书，为我们展示出的清代书吏承充的实际样态，与令典要求和人们想象相去甚远。

其六，关于书吏收入及其生活状况。时人多谓书吏“坐拥富赀”，称“奸黠之人买一书缺，其利息强于置产十倍……官有封建而吏无封建”。但深知内情者并不这么认为。光绪时长期任吏部考功司掌印的何刚德，约束书吏很有办法，却道出书吏公费不足之实情：“原定公费，不及十分之一，法制未善，流弊至此耳”，“官中纸张工食之费，每季每科不过十余金，而每科一经承，须雇数十贴写。公费不足，则须经承赔补”。能否索贿致富，既看“司官之精明不精明，亦即看经承之财运如何耳”。因此“有一得经承而转致倾家荡产者，非谓部吏便可悍然舞弊也”。何刚德甚至认为，书吏所得弊款利银，还要与官吏市侩等中饱分肥，“非谓部吏遂能独得好处也”，而“世人不察，遂谓部吏未有不富，且谓部员未有干净者，皆瞽说也”。

实际究竟如何？吏缺顶首文书有一例可资参考。季子静将祖遗浙江藩司衙门户课程科承管瑞安县司缺五分和嘉兴县吏房司缺全缺作抵，12年中陆续曾向沈星阁处借洋银一千元；其身故后，葬埋后事、儿子完婚，其家又经人代为挪借洋银575元。看来此吏家境并不宽裕。光绪二十七年，同行商议，看在沈、季两家世交的份上，将欠洋“作十二年每年连息本拔还洋80元，自拔清后，即将此据折销”。每年利息是洋银80元，合银两不到58两。如果此数有参考价值，可知其时书吏实际收入并不高，以之养家糊口已属不易。由前述顶缺出缺事例也可推想，单凭数百两以至千余两的顶首银，八口之家至多只能维持较为体面的生活，不可能锦衣玉食。其实承充书吏者，未必皆有一定资财者。清初循吏陆陇其有体会，认为“稍有赀产，孰肯为吏，非饥寒亡业之徒，则驵狡弄法之辈”。书吏顶充文书反映出，书吏大多数人并无多少经济实力，有些人甚至相当拮据，这或可更正我们的看法。

四、结语

清代上自中央各衙门、下至州县地方衙门乃至基层之里，书吏顶补普遍行用顶首银。其数量较之明代也相形高涨，省级衙门在银一二千两，州县衙门在数百两至千两左右，基层里甲约在数十两范围，市有定价，俨然商品。

清朝君臣对书吏理政的危害有着清醒透彻的认识，对于书吏承充的制度设计较为细致严密，凡书吏承充，凡人数、出身、年龄，以至经济实力、承役时间、出缺补充、满期考选官职等，均有详细明确的规定，需要履行一应手续，而且不断重申，严禁私授顶充，买卖缺位，违者本人及相关官员均须受到处责。如此制度设计，在具体运作过程中，短期来看收效甚微，若依据档案和文献所载，长期来看未收实效，实际则形成“子以传子，孙以传孙”的局面。各级各地衙门书吏补充弊窦层出不穷，书吏之缺作为缺底成为无形财产，顶首买卖通畅运行，父子相承世代顶替较为流行，官革而吏不革，制度规定与实际运作自始至终完全背离，煌煌诏令谕旨始终只为形式具文，设想和举措全然未曾顺畅运转。

究其原由，制度设计与具体落实均有问题：定制吏胥无俸禄报酬，工食银两不但鲜少，而且很不固定，制度设计未为书吏考虑劳动所得，书吏必定通过其他途径设法弥补；额定书吏远远不敷，所有衙门经制之外均招募帮办、清书，定员之外任用白役，书吏实际人数远超规定，清廷以额定事例行之额外编制，自然难以实行；制度设计更未考虑书吏的专业技能费用及承役费用，也未顾及书吏的从业费用和可能需要额外雇请的帮手费用，当然也未顾及承充书吏赡养家室的费用；书吏之缺，已成稀缺资源，要想依凭能力公正转移而非财力实力获得，殊少可能，书吏补充具体操作又不切实际，难以实施；定制书吏分班，在署内办公，不得随意出入，但各地各级衙门的具体落实与定章大有出入，有些衙门书吏各班更替承值从无役满年分，顶充没有册据，甚者连姓名文册都不清楚，人数恐怕更加茫然无着。

书吏顶首文书清晰地反映出，与日常生活中各类议单和正契不同的是，充当居间人或中见人者大多不是事主双方的亲族邻居，而是事主的“友”或“同房亲友”。浙江巡抚衙门的各房书吏，分为春秋和夏冬两班，各轮两季管理承办事务，但每季即换。每班之下，每个书吏全缺再细分为八份，顶缺时按份计价。每个书吏再以府为单位，分管一二府事务。江、浙藩司衙门各房书吏则因为直接处理钱粮事务，分房或分课，其下再分科，每房或每课以县为范围承管，相当细密，基本上一县一缺。一省藩司衙门书吏多达二千余人，是定制的三四十倍。

吏缺既具所有权性质，就可继承，就可公开转让出售，甚至可以以之抵押向人借款，从而意味着进署办事之人未必就是持有吏缺者，吏缺持有人与实际进署办事者往往并非一人。顶充者可以本身入署办事，或者也可因分身无术或其他原故再择他人理事，吏缺与承事相分离。

吏缺可以买卖转让，自然有价格，市场有行情。乾隆早期约在银二三百两，乾隆中期在五百两左右，乾隆后期在千两左右，高者可达一千数百两，嘉庆年间在一二千两之间，道光年间并无上涨趋势，直到清末，大势未变。吏缺之价似乎并未昂贵至时人惊呼的动辄数千金至万金者之地步。

书吏五年为满，满役可以考选官职，律有明条。但清代中后期，科举考试烂熟，捐纳事例广开，正途、杂途交汇，仕进之路日形壅滞，即使正途出身的举人，也不能全部获得一官半职，吏满考官则几无可能。此批吏缺顶首文书未见吏满考官事例，正好印证。由文书事例同时可知，书吏在不同姓氏之间转移极为频繁，吏缺虽然“祖遗”“父遗”之说较为常见，说明吏缺确实父传其子，子传其孙，但世代承袭究属少见。就文书反映的事例来看，江浙省级衙门书吏可能只是在同地同业书吏中传承，而家世相承代代相传的现象并不突出，不能夸大其事。

文献描述书吏往往席丰履厚，生活优裕，而此批文书反映出，书吏的实际收入并不高，如果以之养家糊口，恐怕已属不易，书吏大多数人并无多少经济实力，有些人生活相当拮据，我们不能仅凭想象断定书吏阶层的实际生活。

书吏父子相传世代相袭，有干例禁，朝廷一再申饬，官员也反复强调，但接充者由同行“禀举”，说明接充书吏需要官府允准；由同行“公举”，大张旗鼓进行，说明吏缺不能“私相授受”，既要同行商议，更需官府认可，清代承明之旧，地方官员往往参与其间，裁断书吏承充。

综上，文书所载内容，完全与制度规定皇帝谕令大相径庭。吏胥顶缺文书，为我们展示出清代书吏承充的实际样态，亦有助于深化清代书吏乃至下层官吏的相关研究。

（原载《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