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徽商，被人誉为“一支有文化的商帮”，在诸多地域商帮中，体现出较为浓郁的文化气息。学界对于明清时期徽州商人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举凡盐商、木商、茶商、典商或棉布加工商人等，均有精深的研究，而对于最为体现徽商文化素养的书画商人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笔者之一范金民既刊文述说过徽州商人的书画收藏，现我们再续作此文，以叙述徽州商人的书画经营，期能为深化徽商研究作些基础性工作。

一、歙县吴其贞家族

吴其贞（1607—1678）字公一，号寄谷，出身于歙县的书画收藏之家，家有怡春堂。其父字豹韦，“笃好古玩书画，性嗜真迹，尤甚于扇头，号‘千扇主人’”，字则收集扇头不止千数。收藏有元人无名氏《野草图》等五画。吴其贞本人自成年后即收购书画，直到其《书画记》记事截止时的康熙十六年（1677），前后四十五六年间一直在从事书画经营活动。其长兄名幼文，与歙西方公瓒是琴友，方家有马麟《雪梅图》等，看来幼文也从事书画经营。其长子名振启，次子振男，则跟随他或独立从事收藏。吴其贞一家，至少前后三代都是书画古董商。

仅据《书画记》记录，吴其贞的族人很多人经营书画。族伯称带河伯，有季子名明铎，字元振，乃其贞之族兄信叔之从叔，“为人风雅，善诗画”，吴其贞从其手中得到马远《涑鸟图》等三幅画。族伯在竹伯，业骨董者。族伯濂水伯，其子仲坚。濂水本人有别业在上海，“嗜古玩”，吴其贞于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在仲坚兄处见到《三朝宝绘图》并《耕织图》。按吴其贞的说法，顾氏所刻《印薮》并秦汉铜玉图章，悉为吴濂水所得，“复增数百方，集为一书，共八卷，颜曰《印统》。王百公为之序，罗王常所刻也”。族叔名民，称茂真叔，颖悟过人，仿造前代各种窑器，咄咄逼真，世呼为“民窑”。兄伯生，收藏天宝鼎，有季子道锜，字信叔，有乃翁风，“嗜古，好陈设”。兄道铉，为信叔之兄，有闻远斋，收藏宋徽宗《春辞》单条。族兄明宸，号秋蝉，称中玄兄，家有“丘园”。能临池，好古玩，家有雷琴名“秋蝉”。吴其贞从其那儿得过宋人小画图册一本。兄明本，称师利兄，家有南楼，供奉佛像，皆镀金乌思藏者，大小不计其数，“惟准提像为新铸，系万历年间藏经内检出，始行于世”。吴其贞曾随父在其家观赏到马和之《豳风图》，该图“画法工致，飘逸秀嫩，如行云流水，脱尽近体，盖得李龙眠传授，为逸品上画”。兄明远，称伯征兄，善诗辞，尤长于五言，与嘉兴李日华知厚，家藏宋拓字帖甚多，有一白定大士瓶，“为希世佳玩”。吴其贞曾在其家观赏过钱舜举《石勒参禅图》等三幅。兄元振、素臣，家有至德堂。吴其贞从其处得到《秋山游骑图》，观赏过夏禹玉《秋山竹亭图》等四画。兄怀敬，称德聚兄，由国子生为中书，好收藏古玩，尤嗜汉玉器，得三百余件，故名其斋曰“思玉”，书画则尚宋元。吴其贞曾在其家见过“笔法精细，甚有秀色，为神品”的黄筌的《古木幽禽图》。族兄邦庆，称怀孺兄，有“天香堂”，“闲居以古玩自娱，至老不倦”。崇祯十年，吴其贞曾在其家观赏赵千里《山水图》。隐之兄，家有承德堂，藏有唐人《孝经图》，又有一琴，“亦世之罕有者”。敬枢兄，吴其贞于崇祯十二年（1639）从其手得到李唐《风雨归牛图》。翼明兄，曾从嘉兴项氏处以七百两银购得周文矩《文会图》。公木兄，为歙县“以骨董见称于一时者，目力虽高，书画尚未精究耳”。有仲坚兄。有从弟亮生。有尊生侄，名道荣，受知于曹能始先生，与闽徐、徐熥兄弟并称。伯昭侄，有肯堂。吴在其家观看过马远小画图册子等十四种。龙媒侄，名家驹，“好摹秦汉图章，所收书画甚富”，其中有“用笔圆健，气韵深厚，为神品上乘”的宋复古《崇山茂林图》大绢画。长孺侄，名祚，即子含、去非之父，藏有罗稚川《村庄牛羊图》，敦尚礼义，崇祯末年，荒乱之际，赈息一方，人多赖之。象之侄，名甲先，少逸兄长子。家有“宝善堂”。“为人谨言谦退，好临摹及玩器，有父风”。象之二弟文仲侄，家有“思齐堂”，收藏赵昌《折枝桃花图》，“为宋代折枝花图神品第一”。尔白侄，吴其贞从其手得到“画法高简，有自然意趣，妙品也”的王辉《散花罗汉图》；子云侄，名维翰，与吴其贞为髫年交，“举止率真，平居好读书，博古”，在杭州有“靡盈堂”。还有易三侄、于庭侄、子开侄、从先侄等。有子含侄孙（名闻诗），有“谈房”，去非侄孙（名闻礼），以及斌文侄孙、长公侄孙等。这些伯、叔、从弟、侄、侄孙等，大约均是吴其贞的族人，一族三十几人从事古董经营，堪称难得一见的徽州古董商家族。

吴其贞收藏书画家学渊源，又颇具学养，广交友人，与诸多收藏赏鉴家是莫逆之交，利用家学、血缘、地缘等优势，几十年间活跃于藏品最为丰富和集中的徽州、江南和淮扬一带，在各地簪缨望族后裔处观赏历代珍品，不失时机地频频出没于收藏赏鉴家之门，奔波于苏州、杭州和扬州等藏品交易大城，欣赏、鉴别、记录以至买卖古董，见多而识广，积累起丰富的藏品知识和经验，成为出色的古董特别是书画鉴赏收藏买卖商人，通过收购、买卖、交换乃至受赠等途径，书画收藏极为丰富出色。

吴其贞收藏丰富，不乏珍品异品，搜集途径十分广阔。倪瓒《景物清新图》，“纸墨微黑，精彩尚佳”，吴得到后，“入于高头大册子内”。王蒙《幽谷读书图》，藏在歙西汪氏处，吴闻之已久，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特意前去拜访，购得珍藏。马远《宫苑乞巧图》，“画法工致，气韵浑厚”，是马远“神品之画”，顺治二年吴从王尔吉手得到，“入高头大画册中”。2011年哄动一时在台北故宫合璧展出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顺治七年（1650）藏卷主人宜兴吴洪裕病笃时火焚后，分为两段，据说后段长三丈，原为丹阳人吏部尚书赤函先生长君张范我所得，顺治九年（1652）五月二十四日吴其贞偕武进庄应会先生仲子冏生借观，虽日西落，吴“犹不忍释手”，此段辗转诸多公私藏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前段即烧焦部分，尚存一尺五六寸，“而山水一丘一壑之景，全不似裁切者”，大约同时或稍后几日，即由吴所得，名为《剩山图》。康熙八年（1669），吴为富宦王廷宾购得《三朝宝绘图》，慨然以此《剩山图》“见惠”。王兴奋地说：“余览之觉天趣生动，风度超然，曰：‘是可与《三朝宝绘》诸图共传不朽也。’”吴真《竹溪泛艇图》，苍秀浑厚，效董源，“神品也”，吴从武进世家子弟陆家达手得到，“今入高头大册内”。顺治十四年（1657），从擅长欧楷，“为今时独步”的吴门沈古诚之手购得陈闳《文会图》绢画一卷。先后从绍兴世宦后裔知名收藏赏鉴家朱子祐及其族人处购得米芾《朝议大夫诗帖》，赵孟頫《古木竹石图》《泛舟追凉图》《杨宇公墓志》，郭河阳《雪霁运粮图》，梅道人《洞庭钓艇图》，王蒙《林亭晚酌图》《停琴看鹤图》，马文璧《山水图》，关仝《泉口图》，马麟《梅花图》，盛子昭《秋江垂钓图》，唐松元横板大画册（《千金册》），宋元人小画图册子等。仇斗垣是歙西华田人，博古且具功力，“为骨董中白眉，其人绝无市井气”，吴从其处购得《叱石为羊图》和《秋风辞》二种。宋元人画册一本，中有李营丘《飞雪出游图》，赵仲穆《三马图》《二牛图》，盛子昭《秋月夜船图》，徐熙《铜嘴山果图》，赵千里《栈道行骑图》、高克明《雪舟捕鱼图》，赵幹《雪溪群雁图》等十三图宋元真迹，“皆神品至精之画”，顺治七年四月从斌文侄孙处获得。张伯雨《雨竹图》纸墨并胜，原在雁塘吴君庸家，因其嗜书画，特意持赠。崇祯九年（1636），从万历时大学士许国曾孙许霞远手中得到高房山《雨竹图》。此卷得于溪南程元胤，元胤为郡名医，寓吴其贞家乡有年，“闲时喜讲究法书名画，人亦恬雅”。苏汉臣《击乐图》等三图，得于苏城裱褙匠王子慎手，该匠还能仿宣、成窑器。顺治十年二月，从王仲嘉之手得到李伯时《疏松水阁图》，“今入高头大册内”。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绢画一卷，此卷在杭城一匠人手，吴托契友何石公于康熙十一年（1672）八月为其购得。赵孟頫《松溪钓艇图》由其次子振明于康熙十二年四月购于湖州竹墩沈氏家。同年九月间数日间，吴其贞连得张樗寮字二幅，兴奋地说：“何其幸也。”同年十月，从杭城“好事之人”杨仲琛手获得赵仲穆《春山游骑图》等二图。康熙十四年五月从嘉兴王氏之手购得倪瓒《松林亭子图》。康熙十五六年间，先后从嘉兴王江江陶氏家购得苏米蔡诗翰三则合一卷，黄大痴《云收月空图》。康熙十五年八月从绍兴钱圣宇手购得钱舜举临王晋卿《梦游瀛山图》青绿绢画。从嘉兴老裱褙岳子宜手购得钱舜举《戏婴图》。康熙十六年十一月从扬州汪氏之手得到从收藏家吴如铭家散出者高克恭的《烟江水阁图》。由上记述，可知吴其贞搜罗书画古玩的来路极为广泛：市肆书画铺以外，举凡贩卖同行、居间商人、收藏名家、鉴赏巨眼、世宦后裔、佛门僧人、羽士医家，乃至家族后辈、老骨董之铺、裱褙匠之手等，或直接，或辗转相托，或收购，或转让，或受赠，见赏历代珍藏至宝，经手无数名迹神品。

在书画收藏界，宋代以来向有“赏鉴家”和“好事者”之分，到清中期，钱泳又认为“收藏书画有三等，一曰赏鉴，二曰好事，三曰谋利”。吴其贞鉴赏水平高超，但不像其时代稍前的王世贞、李日华、董其昌、张丑等人，或同时代的钱谦益等人和稍晚的高士奇等人，不入赏鉴家之列，又不像他提到的扬州通判王廷宾，不能算好事者，而应该像书籍收藏方面的掠贩家，旨在谋利，是一个精于鉴别的书画贩卖商人。作为书画商人，如果只进不出，停滞不动，就难以周转。吴其贞虽也不停地收藏，屡屡将珍品神品放入“高头大册子”中，但其宗旨不在收藏，而是有进有出，从中获利。这一点，在吴其贞的早期书画收卖生涯中就显示出来了。吴曾于崇祯九年（1632）四月为子含侄孙从仇斗垣手购买到杨无咎《雪竹梅花图》。崇祯十二年，又从吴本文家得到宋徽宗《大白蝶》图，以及赵孟頫二赋，不久即归其子含。此子含，名闻诗，其人“坦衷直谅，高节自持，与人交，始终不渝。幼能文，举笔千言立就。若辨古玩真赝，一见洞然”。其弟去非，名闻礼，不但“聪悟亦然”，而且“美容仪，翩翩然有才子之风。读书之暇，好临池，玩赏古器，目力超迈，余亦服膺之”。当时吴其贞“里中竞以好古相尚，而此兄弟二人尤为著名”。兄弟俩对书画的玩赏能力，为吴其贞所佩服。崇祯十三年七月，吴从仇斗垣手购得崔子西《秀竹画眉图》，随即连同赵孟頫《兰竹图》、方方壶《雪山图》、汉远《野草图》、倪云林《竹梢图》、赵希远《杜诗卷》等“尽归于去非”。林君《江南八景图》一向藏在净慈寺，“传代之物”，吴为子含得之，后来又从通三处收回。此子含、去非兄弟俩，崇祯十四年春曾极力怂恿钱谦益游览黄山。顺治九年（1652）三月八日，吴在武进庄冏生吴门园上，观赏董源《风雨归庄图》大绢画，而主人为顺治四年进士，“长于临池，丹青，雅好古玩，家多收藏，大都得于旧内者”购其所持李唐《风雨归牛图》、萧照《瑞应图》、盛子昭《烈妇刺虎图》、钱舜举《兰亭图》。洪迈七言绝句一首，顺治十七年五月吴得之于庭侄，后连同倪云林《江岸望山》、陈惟允《仙山图》、赵松雪《六简》一起归之收藏家江孟明。吴其贞在精于书画的同行或收藏家中，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适时收进抛出，当是获利不赀的。

吴其贞经营的同时，往往受托代人收购书画。《书画记》记录下来的，就至少有二人。一是扬州通判王廷宾。此公为陕西生员，入旗出仕，官至山东按察司，因故降为扬州通判。吴其贞说他“为人刚毅正直，士庶无不推重”。见时俗皆尚古玩，也要在骨董界有所作为，但水平不够，“尚未讲究也”。康熙七年某日，突然对吴其贞说：“我欲大收古玩，非尔不能为我争先。肯则望将近日所得诸物及畴昔宅中者先让于我，以后所见他处者仍浼图之，其值一一如命，尊意如何？”生意场中竟有如此好事，吴连忙一口应允。于是没有几天，“所得之物皆为超等，遂成南北鉴赏大名”。吴其贞也不禁感叹其如此“作用，可谓捷径者矣”。仅此一笔，吴其贞大概赚钱不少。吴其贞当时即为王廷宾从陈维仁手中购得胡廷辉《金碧山水图》一大幅，该图“丹墨如新，画法工细，丘壑丰满”。康熙九年（1670），吴又为王廷宾从王尔吉手购得王晋卿《致到帖》，小李将军《桃源图》，陈闳《八公图》、方方壶《云山图》米元章临《兰亭卷》，黄山谷《残缺诗字卷》苏迈题跋等，“为通判王公得于王尔吉手”。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底，在镇江张氏处，吴为王廷宾购得马远《琴鹤图》，要让其“集大册之内”。但其时王逝世，未能如愿。如此，则吴其贞前后整整十年间，一直在为王廷宾物色代购书画，不用说，为这样一个并不讲究、连价钱也不讲的好事者收购书画之物，获利一定是不会少的，以至于感动地将无比珍贵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剩山图》也送给了王廷宾。二是姚友眉。此人“聪明颖悟，书窗之暇，留心玩物，尤甚于书画，及见物时速，是非洞然，洵风雅中人也”，也是个好事者，吴其贞为其购物不少。康熙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吴在杭州朱子式手中见到赵孟頫《李苏泣别图》，即为姚友眉购买。二十二日，吴又在杭州杨氏手购得马和之《毛诗图》，随即连同黄大痴《群耸翠图》、范文正《义田》二帖、《动止帖》、苏东坡《村店夜归诗帖》、黄大痴《访友图》、僧巨然《山庄鼓琴图》等一起，转卖给姚友眉。十二月六日，仍在杭州从嘉兴沈尧夫手为姚友眉购得胡瓌《沙漠打围图》，该图“用笔工细，气韵浑厚”，虽不能定为胡画，但“为唐人画无疑”。次年，吴又为姚购得赵门《竹石兰花图》。十五年五月，又为姚购得元无名氏《崔徽听琴图》等三图。赵子固《水仙花图》，上画水仙，“天真烂漫，各得形势，皆人迎风吸露之态，气韵如生。且用笔清瘦，逼似春蚕吐丝，一气画成，无轻无重，尚于苍秀”。此卷向藏嘉兴项氏，吴访求数十年不见踪迹，忽然康熙十六年有洞庭山沈子宁携到杭州，欲出售给吴。索值一百二十两银，吴屈其半而购之。未几，同柯丹丘《寒林耸翠图》、井西道人《隐居图》、高房山《携琴访友图》、赵善长《桃花书屋图》、倪云林《松林亭子图》、宋元小画图册子六十页，一起“归于姚友眉矣”。同年九月，曾在苏城浦二哥处见过的刘静修《秋江垂钓图》，由吴之长子振启从杭州获归，不及即归于姚友眉。十一月底，原为王廷宾购买而未出手的马远《琴鹤图》，也为“姚友眉得之”。前后四年多时间，吴一直为姚友眉物色书画，将所购书画及时转让。此二位“好事者”，吴其贞为其搜罗书画的时间均在吴离世前十年的康熙早期，似可推论出吴其贞愈到晚年，书画功夫愈是纯熟，鉴别名声愈盛，托其代为寻觅收购的好事者也日多，而吴的获利自然日益丰厚。因为水平高超，吴其贞的书画投资是赚了大钱的。

书画成交，充斥了买卖双方的长期访求、等待观望、讨价还价，甚至是尔虞我诈的复杂过程。康熙五年七月，吴其贞终于在杭城九曲巷施四老家获得宋徽宗《金钱羁雀图》绢画一小幅，踌躇满志，“今既获此，不日装潢，岂不压到世间画册耶”！李伯时《莲社图》，则早于康熙五年六月在绍兴朱十三老家见到，当时“令人不能释手，恨不得卧于图下”，后来“千谋百恳”，居间人汪允如为此“说合有百次，走路不知几百里”，终于去次年四月购到手。赵孟頫与管夫人《合畹图》，系“神化”之笔，卷后又有名流题咏，有张伯雨诗，倪云林代书，系诗人韵事，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歙县富翁翰四老携此访问吴其贞怡春堂，吴求之再三，事主不能释手，只得擦肩而过。唐人双勾《万岁通天帖》，此卷原藏嘉兴项笃寿家，其夫人珍藏，常州邹虎臣曾以千金求之而不得。吴也羡慕已久，直到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二十三日其友项汉宇、吴民培携此卷前往吴之苏州寓舍，吴才得以与长男振启一起观赏弥日，叹为“真奇遇也”。李伯时《九歌图》大纸画，用澄心堂纸，高一尺多，长足有二丈，纸墨并佳，“布景、人物、山水，精俊妙得天真”，可与《楞严变相图》相比，顺治十六年将近年终时吴在苏州阊门外观于潘秀才家。同时还见《淳化》帖十卷，“虽非祖本，亦是宋拓，皆千金物也”。过了几天“再过索观，已为北人售去”，留下了极大遗憾。曹云西《山水图》小画一册，“画法精细，景趣旷远，纸墨如新”，吴观于苏州城朱我安之侨居。吴过了三日获得葛君常元人诗字七纸，方知该图作者，其余六纸则为黄大痴等人所书，“欲此册与七题复合，而我安坚不许”。吴“以重值拔其尤者一则，冠于七题之首，庶为宝剑复合云”。黄公望《颍昌湖上唱酬诗帖》，入神臻妙至极，可以追配王羲之《兰亭记》，“传于千古”。吴曾在南宫道院观于陆叔泉手，索价银250两，“因时值客途，还之而去，辗转不能忘也”，错过了至珍宝物。吴其贞如此耐心等待，讨价还价，或心仪已久，而在价格上坚守不让，正是为了减少投入，或获得利润。

在书画经营过程中，吴其贞长期积累，见多识广，观赏实物，比较真赝，显示出少有的慧眼卓识和深厚的专业素养。陆机《平复帖》，“书在冷金笺上，纸墨稍瘦，书法雅正，无求媚于人，盖得平淡天然之趣，为旷代神品书也”。吴曾于顺治十七年五月二十日观于葛君常之手，可惜葛将元人题识折售于归希之，配在伪本《勘马图》后。如此一来，“此帖人皆为弃物”，而只有吴“独爱赏，闻者莫不哂焉”。后归王际之，售于冯涿州，得值三百两银，证明了吴的独到而老辣的眼光。顺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吴其贞在收藏好事者泰兴人季寓庸家观画，主人见其面对诸多名物目看口详手记，不禁深表钦敬道：“君之能，过于‘手挥七弦琴，目送千里雁’矣。”宋徽宗《雪江归棹图》，不但思陵图本身精妙，即卷后蔡元长题跋，书法藻丽，均为神品。大赏鉴家、“华亭派”领袖董其昌题跋认为，与王维《雪霁图》“足称雄雌双剑”，而且只要到藏家溪南吴氏处将两卷相质，“便知余言不谬”。此论业内都深信不疑，惟吴其贞两卷均曾亲见，发现《雪霁图》枝远与此图“画法绝不相类，迥隔天渊”，看出了世人惯于闻风附会，而董其昌号称一代鉴赏宗师的轻下结论的毛病。当时赝物充斥，而吴其贞所见绍兴朱十三老乃郎廿六老所藏唐宋元横板大画册一本十一页，系《千金册》内者，吴前后共得四十六页，均为真迹，因而断语：“余见明朝收藏书画名家，目力高者，数十幅之中亦有二三为优孟衣冠，惟朱石门先生家所见若干，虽片纸只字，皆属真货，三百年来第一人也。余凡见古画册，遇马必曰韩幹，遇牛必曰戴嵩，究竟百无一真，惟此处册上韩马戴牛皆为的笔，指此一端，可见余言不妄许人也。”收藏眼光如此精准，具论如此肯定，可见吴其贞在书画鉴别领域的底气。赵善长《桃花书屋图》，吴在杭州得于嘉兴陆秀才之手，披阅之际，突然忆起其家有元人《桃花诗》一纸，检出核视，方知作者是曹誉，徽州人，“诗与图相切，天生为对题”。计算其裁诗作画时，已是三百年前事，现在“始合配合，何相遇之晚也”。无意之中，购得了宝物，而且流散数百年的原物，得以完璧。此事看似偶然，实则有赖于吴其贞收藏丰富和擅长考究之力。因有底气，交易过程中就规避了不少风险。刘渊《雪天戏龙图》，画有六龙，吴曾偶然在嘉兴冯子中手得到过，其时并不知谁人手笔。过了十年，冯子中又携一卷，亦有六龙，由题识知是刘渊所作。追问根由，方知两画原是一卷，被兄弟两人分开，现在想出售给吴，能复合为一。吴因前者售出已久，是以拒却不买。吴因老于此道，未曾上当。

对于吴其贞的书画知识，四库馆臣评价道：吴其贞“多观书画真迹及生平所自购者，各加品题，随手札录，注明所见年月，历四十馀年之久”。所撰《书画录》，虽“小有疏舛，亦所不免。然其胪采甚博，于行款位置、方幅大小、印记、纸绢、装潢、卷轴，皆一一备列；其评骘真赝，辨论亦多确切，较之米芾、董迴？古今人固不相及，与张丑《真迹日录》要未易甲乙也”。张丑是晚明苏州著名的收藏赏鉴家，其所撰《清河书画舫》，时人皆服其精当，四库馆臣认为《书画记》足可与《清河书画舫》比肩，评价极高，我们就不能以一般书画商等闲视之。吴其贞的鉴别功夫，也反映在他对同行的评论上，这在其《书画记》中随处可见。此处只举一例，以概其余。吴曾评论北京王际之其人的专业水准，谓：“际之善裱褙，为京师名手，又能鉴辨书画真伪，善裱者由其能知纸纨丹墨新旧，而物之真赝已过半矣。若夫究心书画，能知各人笔性，各代风气，参合推察，百不差一。此惟际之为能也。然只善看宋人，不善看元人，善看纨素，不善看纸上，此又其短耳。”如此精要，看出此老裱褙之长短，想见吴之专业已臻相当高度。

二、休宁王越石家族

张长虹《品鉴与经营明末清初徽商艺术赞助研究》一书，对王越石已多叙述，惟未用李日华《恬致堂集》《六研斋笔记》等记载，其形象还不够丰满，今一并考察。

王越石，吴其贞《书画记》称其为居安人，有时又写作“黄越石”，恐即居安黄氏。吴其贞又说，其“与黄石为姑表兄弟，系颙若亲叔也”。黄石即歙县人黄正宾，《明史》《明史列传》等有传，大要言其以捐赀入为郎中，仗义建言而遭廷杖，凭藉声气，游于搢绅间，但未记其收藏事项。姜绍书称，“有王廷珸者，字越石，惯居奇货，以博刀锥”，“黄石名正宾，以赀郎建言廷杖，凭藉声气，游于搢绅，颇蓄鼎彝书画，与廷珸同籍徽州，称中表，互博易骨董以为娱”。可见时人常常提及的王越石，名廷珸，所谓越石是其字，休宁县居安人，与一时颇有名气的黄正宾为姑表兄弟，专门从事书画古玩买卖。黄正宾“由懋迁起家，虽仕至玺卿，而会计之精，徽贾推为领袖。日献素拥厚资，牙筹营运，惟日孳孳”。当万历后期李三才为凤阳巡抚博综奇玩时，曾为其罗致名品，南明福王时，黄流寓丹阳，以贺日献为居停主人，贺出资授黄，将在苏州阊门开店，而逐什一之利，不意黄至苏而殁。姜绍书还详细记载了二人之间在崇祯末年互相博易古董的事例（从中可见王越石专业水准之高）。

吴其贞又提到王弼卿、王紫玉，“二人越石弟”；王晋公，“越石之侄，鉴赏书画得于家传”。王颙若，“三世皆业骨董，目力过人，为人温雅，余一见便为莫逆交”；在杭州的王君政，曾收藏过陆游的《七言梅花诗三首》一卷“书法秀媚”，卷后有元杨铁崖、朱育、倪云林和明王百谷等人题跋。该人为“越石从侄，亦业骨董”。姜绍书提到，顺治四年“有歙人王君正”求见，愿效居间者，大约即是其人。

如此，仅在崇祯年间，王越石不但自己经营书画，其至少两个弟弟即王弼卿、王紫玉，两个侄儿即王晋公、王颙若和一个从侄即王颙若，均从事收卖书画营生，自其父辈起至其子侄辈，三世皆业骨董，是居安的骨董经营家族。在崇祯十五年，吴其贞说王越石“一门数代，皆货骨董，目力过人，惟越石名著天下，士庶莫不服膺。客游二十年始归，特携诸玩物访余于怡春堂，盘桓三日而返”。又考察其实际书画营生时间，可知王越石万历后期起即已继承父辈之业，从事骨董营生了。

万历后期起，在江南的书画销卖场和书画鉴赏场合，每每可见王越石的身影。

苏州人张丑是富于收藏的鉴赏家，王越石与其即有书画交往。张丑记：周昉《文会图》，又《挥扇仕女图》，原在苏州翰林韩世能家，“奇迹也”，“近为新都王廷珸购去，摹本至今犹存”。万历四十五年（1617）三月，王越石携示倪云林《僦居城东图》小帧，青绿满幅，全师董源，其上小楷诗题极精，无能识者，张丑“特定为天下倪画第一，即举世非之不顾也”。张丑极赏此云林绝品，“为之喜而不寐”。王越石又出示倪云林《雨后空林生白烟》大幅，“纵横满纸，层叠无穷，且设色脱化，较《城东水竹居》小景，尤觉渐近自然。当为迂翁晚年第一名品。本身后有张雨、袁华、陆颙、周南老等题咏，其钱仲益、顾禄、王达、张枢等绢素诗头，亦楚楚可爱”。张丑因而大生感慨，称生平所见倪画，指不多屈，但从未有如此精绝者。因而称“越石为人有才无行，生平专以说骗为事，诈伪百出，而颇有真见，余故误与之游，亦鸡鸣狗盗之流亚也”。王越石还曾向张丑出示过吴道子《旃檀神像》，绢本，大著色，前有宋徽宗瘦金书标题、双龙方玺并“宣和”“内府”等印，“虽破碎而神明焕然”。张丑记，吴道子著色《天神》卷，宋徽宗御书，押双龙方玺；吴道子《旃檀神像》，宋徽宗瘦金体，泥金书，有宣和印，列为神品上，曾为严嵩收藏过，“近从吴廷所归之王越石”。王又曾出示周方鼎一尊，高四寸五分，方三寸，广二寸，约重二十两，四面花纹作天鸡夔龙，四足有细花，周围飞戟八条。三面青绿翡翠，其一面与内方底面作水银古款一行，曰“作孟姬”三字，“奇古”；王蒙《南村草志》一轴，纸本，浅绝色，“笔法秀逸，脱尽画家蹊径，真绝品也”。王又曾购得徐季海《宝林寺诗》，后有王蒙和韵之作，“楚楚可爱”；购得李泰和《永康帖》，后有宋濂跋，都是槜李项氏之物，“足称双璧”。张丑所记，足见王越石收藏或出示藏品之精绝。

嘉兴人李日华是驰名全国的鉴赏家，王越石与其数数往来。天启某年，黄越石携四仙古像往李日华家，请李题语。学士钱溥所藏定武《兰亭》，楮墨拓法俱精古，非赝物，李日华曾在嘉兴人沈德符处见过，“王越石不知得于何处”。王又辅之以《萧翼赚兰亭图》，题为阎立本，李判定为“伪笔也”。天启六年，王越石以断烂《长沙帖》四册请李日华评定。倪云林著色山水，李日华前后见过五六幅，各有意态，崇祯元年三月，在南京，王越石出示一幅，系倪云林“为周南老作者，云岚霞霭，尤极鲜丽”；在南京西察院，王越石携带卷轴拜访李日华，其中倪瓒着色山水小景，“单幅树石，浑厚修耸，云霞鬱浡，闪烁不定，真杰作也。世传《雅宜山图》，恐未必胜此。特是帧晚出，未腾声价耳。乃写于周南老斋中，而周以为家珍者”。后王越石又持宋元画册访李日华，其中有赵元裕细竹一幅。对王越石所藏，李日华更惊羡不已，屡屡不吝笔墨，鉴赏珍品之价值。《题王越石藏画册》谓：“绘事于人转亲，为计转密，越墙壁而披屏障，辞悬玩而入卷舒。单裁狭制，燕封曲房，以为未足。又集诸名笔为长筴，以便登舻走毂，盖欲无刻不俱也。然既与骖乘毕轮，必须子瑕、南子。越石破百亩园田，竭半生心力，而后有此。向令有福者一旦挟之，即上清真官，拥万天姝，御八轮车，飞行云空，其乐不踰是也。余涩囊不足办此，为优昙一现而已。”《为王越石题画》谓：“此幅蓊郁泬，高古澄澹，是宋人得巨公法而神明之者也。元惟赵荣禄、黄一峰可作敌手。然其于巨公犹临济后法派，至高峰断崖，幻住波澜，崚崿太峻太阔，非复肋下筑拳时矣。择法者须具此眼，何必影响寻逐，妄出其姓名也。”《购得王摩诘江山雪霁图装潢就因怀书画友王越石在金陵时自九月至长至不雨溪流皆涸为之怅然》谓：“君舟何处贯虹月，吾室悄然凝席尘。买得辋川千岭雪，未经君眼照嶙峋。呼鸥远隔苍茫外，控鲤难逢汗漫人。一发枯流频怅望，五湖春浪几时新。”由李日华题识可知，王越石是个兼具赏鉴能力的书画商，他不但买卖书画，而且舍得斥巨资收藏精品珍品。

董其昌是书画大家和鉴赏家，王越石出示所藏。天启七年（1627）三月，王越石携示李昇水墨画，董因而临摹一帧。

汪砢玉是有名的收藏家，其父汪爱荆，家有东雅堂，收藏丰夥，贮藏乌斯藏佛大小百余尊，白定宣瓷四件，玛瑙弥勒尊者一座，白玉观音一尊等。《宋贤十七札》，原为朱忠禧之物，后为无锡谈志伊所得，后又转入徽州收藏家汪景纯（宗孝）家，崇祯七年曹瞻明曾于“王越石舫中见之”，汪砢玉因“极爱刘无言、吴居父、叶水心三札，遂易得之”。崇祯元年（1628），汪砢玉为父母筹集丧葬费，“因出家藏书画，宋元昭代名迹各百余册，卷轴称是，以及虎耳彝，雉卣汉玉，犀珀诸物，易赀襄事。另有古绘两函，犹时时在念”。崇祯七年秋，“黄越石忽持前二册来，云得之留都俞凤毛，已售去十余幅。为王右丞团扇小景，许道宁绘池草鸣禽句，张择端《兴庆宫五王弈棋图》，周昉折桂美人，黄筌红蜻蜓淡竹花，赵干梨花，赵昌月下海棠，苏汉臣货郎担，其闺人两两妆束，即宋词平头鞋子双鸾小也。又二婴斗促织，三孺子放风筝，从训养子，石壁松亭，界画极工致。柱上组款三朝供奉李嵩，钱舜举牡丹双桂，梅道人折竹诸册。时越石欲余贯休《应真卷》，为宋王才翁题偈；马和之《破斧图》、思陵楷《毛诗》、吴仲圭写《明圣湖十景册》及本朝诸名公画二十幅，文、沈《落花图咏》长卷，青绿商鼎、汉玉兕镇诸件，余遂听之，易我故物，即汰去其半，不但顿还旧观，幅幅皆胡麻饭仙子矣”。汪砢玉记道，崇祯七年重阳日，《胜国十二名家册》，“歙友黄越石携是册至余家”，汪留阅两天。王还出示白定小鼎，“质莹如玉，花纹粗细相压，云□蝉翅，蕉叶俱备，两耳亦作盘螭，圆腹三足，炉顶用宋作白玉（）乌木底”。对此宝物，汪砢玉叹为“真希世之珍也”！汪砢玉记道，其他挂幅有“李营丘《雪景》，什袭珍重殊甚，然视吾家《山水寒林》，犹伧父也；米敷文《云山茆屋》太模糊；王叔明《一梧图》亦赝物；《南村草堂集》更恶甚；惟文徵仲《仿小米钟山景大轴》有气韵”。崇祯十年，王越石持《马待诏鹤荒山水图》，汪砢玉以仇英《南极呈祥图》及宋板《国策》一部易之。王越石所示者，真赝混存，但多精品。

崇祯末年，王越石回到居安老家，但似乎仍经营古董。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二十二日，吴其贞在其家见到苏东坡《批示帖》等六种，苏帖“书法潦潦草草，在不经意处多得天趣”，吴连同《桃莺图》《松树图》一起购归。王又出示白定圆鼎炉一只，高五寸，口径四寸，身上两道夔龙，是为粗花压细花者，间有十二道孤龙冲天耳，葱杆足，百兽面含在足上，吴认为“一身全完，无瑕疵，精好与程季白家彝炉无异，惟白色稍亚之，世无二出”。此物王越石兄弟叔侄共花1200两白银购得，后来卖与潞王，“得值加倍”。有意思的是，其家另有一件副本，“色缁，骨亦坚，迥然不符”，是苏州有名的仿古高手周丹泉所作赝品。孙太古《产黄庭图》小绢画一幅，一向藏在溪南吴氏，崇祯十五年六月，王越石获得，“以为至宝，不肯售”，吴其贞“深妒”之。同月二十一日，吴其贞又在王家见到柯九思《松庵图》等四幅，柯图“画法秀润，惜剥落太过”。又见到沈周《匡山霁色图》大纸画一幅，画法柔软，效于巨然，“有出蓝之气，值百缗，为世名画”。十月初一日，吴又在王家见到王羲之《雨后帖》一卷，仇英画册一本，共十二页，该册原为嘉兴项氏藏品，后归溪南吴氏，“皆临宋人底本，画法精工，气韵动人，似觉一洗古人而空之，为无上神品之画”；又见铜玉器绝好者数件。倪云林和赵善长合作的《狮子林图》，脍炙人口很久，原藏丹阳张氏，后为项元汴所收，王越石也曾拥有过。

进入清朝，王越石的收藏陆续散出，或许其人已谢世。顺治九年，吴其贞在扬州的福建商人陈以谓家见到巨然的《萧翼赚兰亭图》等。陈以谓以好书画出名，大收法书名画，“既独具特识，复不惜重价”，其中“所得多越石物”。

从时人所记来看，王越石家族确实是一帮博求刀锥的古董商人。前述《胜国十二名家册》，其中第六帧为倪云林笔，“画间层山四摺，中露旷地，外绕七树向水，纤劲淡玄，得未曾有”，汪砢玉展玩不忍释手，王越石居然说此“可拆易也”，利欲熏心。王越石又从杜九如之子手以八百两银得赝品定窑鼎，而诡称价值万金求售，一时未能出手，“十余年间，旋质旋赎，纷如举棋。又求其族属之相肖者方圆数种，并置箧中，多方垄断。后来泰兴季因是企慕唐炉，越石以一方者诳之，售银五百两。即使与中表兄弟黄正宾互相博易，也尔虞我诈，以赝充真，锱铢必较，一派唯利是图的奸黠商人行径。对此行径，张丑称其“为人有才无行，生平专以说骗为事，诈伪百出……亦鸡鸣狗盗之流亚也”。但在书画收藏经营过程中，王越石时时体现出内行和老道。王曾向友人汪砢玉展示“希世之珍”这一白定小鼎时，说项子京一生赏鉴，以不得此物为恨”，索价银三千两，汪之里人出价五百两，汪不肯出售。当时王越石欲汪斋头灵壁名听经鹅者，拟以文徵明画相易，汪不肯割舍。王竟说“米家书画船不可少此物”，遂强持而去。王越石此种行径，迹近耍赖，却也反映出他识货的一面。因此，将王越石称为“鸡鸣狗盗之流”的收藏鉴赏家张丑又不得不承认他有才，于古董“颇有真见”，而不得不与其交游，负有盛名的书画商吴其贞也心悦口服地赞扬他“目力过人”，“名著天下，士庶莫不服膺”。众多收藏赏鉴家和书画古董商如李日华、张丑、黄正宾、吴其贞等，凡与其接触，品赏收藏，所见多为真迹精品，无不服膺其来路之广，眼力之准，李日华等更既与其不时交易，又为其所藏题识，大加褒赏，视其为“书画友”“歙友”，以友道待之。王越石之从侄王颙若，吴其贞称其“目力过人，为人温雅，余一见便为莫逆交”。时人的记载清晰地表明，王越石家族，与吴其贞家族，是交谊很深的两个书画商人家族。

王越石于古玩一行，其水准为人服膺，与其长期留心积蓄心得精于专门有关。赵孟頫正书《玄妙观三门记跋》，董其昌题云“熟观李北海《岳麓寺碑》，乃知此碑之逼真，犹是集贤偏师耳”。王越石于天启元年（1621），得到董其昌所书题记，展至后段，觉语脉龃龉，深以为憾。三年后，又得到《三门记》，阅读之下，方悟出其首尾互装。长年留意，得以鉴定。即此一事，李日华大为感慨，谓：“向非越石嗜古徇奇，遇即收之，则延津之合难矣。不易得，不易得。”王越石时与赏鉴收藏家在一起，奇物共赏鉴，相与析疑异，不乏商人的精明和老到，时有唯利是图的习气，却看不出有丝毫的附庸风雅，也殊少好事浮慕者的俗气。王越石与吴其贞一样，都是经营较为成功的古董商人。

三、李日华笔下的方樵逸与吴雅竹等

（1）方樵逸与李日华。李日华日记中屡屡提到方樵逸其人，又称“歙人翁素宇，自称方樵逸之甥”，又称方之内侄歙人余生，文集中又总结与方“交三十余年”，大约是与李日华同时的歙县人。李日记又数处提到方巢云、方巢逸。方巢云、方巢逸与方樵逸音近，李日记所记人名也较随意，故疑即同一人。如此则方巢逸前后出现大约三十次。(www.daowen.com)

方樵逸本人或引导他人请李日华鉴定画卷等物。万历三十七（1609）年八月三日，方巢云以泉帖见示，李定为湖庄。次日，巢云又持祝允明草书象戏卷。万历四十年二月二十五日，“方巢云又引一人持卷轴来，无佳者”。四十年三月十七日，方巢逸从杭来，“贻余潼橘二十颗，携示赵子昂小景，山下攒点作小树，甚秀发”。四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方樵逸同吴雅竹来，所挟古物与卷轴甚夥”，佳者有沈石田横披大幅；张梦晋《庄子梦蝶图》，“乃是罕物”；唐伯虎《杏花春燕图》等。四十年十二月十二日，“方巢逸从苏来，出一砚，古端也”。四十二年七月十六日，方樵逸示大痴《天池石壁图》。四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方樵逸携金碧山水小幅来看，题云吴兴赵孟，“余深察之，非是，当是颜秋月笔耳”。四十二年十月十三日，方樵逸携示倪云林《筠石乔柯》，“用笔粗辣，树干皆就渴笔刷丝，中略缀芒刺，石棱如篆法，竹叶简劲，乃倪法中所罕见者”。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方樵逸袖一卷相示，乃宋画院仿梁楷《渡水罗汉》，“形状虽奇诡，笔路不佳”。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方樵逸持示姚云东仿赵子昂小景，“苍润可观”。四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方巢云携祝枝山行草乐词十六段求鉴，书法为世所传唐人仿王右军《心经》，转折盘纡，法度丰韵，无不精到”。四十三年闰八月二十九日，方樵逸“携蒋乾一画一帧来，不佳”。四十四年十月初六日，方樵逸携示钱舜举《仙弈图》。

方樵逸本人或引导他人携画同李日华一起赏玩，如万历四十年二月十八日，方巢云持高瑞南家郭忠恕《辋川图》“来玩”。同年二月二十日，方巢云引湖州僧印南者前往李宅，“出观诸种祝京兆草书一卷”。四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方樵逸“携观曹云西雪景小幅”。八月二十七日，方樵逸携观一卷。十月二十六日，方樵逸“携一旧册来观，乃吾郡杉青闸图也。笔法简古疏淡，大类宋人司马温公独乐园图，乃玉田刘廷震笔”。四十四年三月十四日，方樵逸携示沈石田溪山长卷，“墨气淋漓，仿梅道人，有题语”。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方樵逸携示沈石田《支硎山居图》。

方樵逸与李日华一起外出访求书画，如万历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李日华同盛寓庸、方巢云、戴鉴若、释印南等人到沈图南处，“出观诸种”。四十三年闰八月初二日，李日华同其儿子“挈歙方樵逸为姑苏之行”。四十四年三月十七日，李日华前往苏州，“挈方樵逸同行”，次日，“舟中无事，樵逸出纸索画，为写子久溪山”。

方樵逸还绍介引导他人请李日华鉴定其他寓目之物。从李日华日记所载，可知日后频频与李日华往来的歙人胡雅竹，是由方樵逸导引的，而其他人，导引者甚多。万历四十年七月十四日，自称方樵逸之甥的歙人翁素宇，“携卷轴来看，无一真者”。十七日，翁素宇又携示黄子久《丘壑深沉图》小泉，系临本”，而同时所示倪云林《雅宜山斋松涧图》，李日华未置勘语。四十年闰十一月十六日，方樵逸之内侄余生，“以炼墨闻于吴中”，新作书画估，“持赵子昂《秋林听琴图》横卷来鉴定”。四十一年六月初七日，方樵逸“引新安客胡长卿者来，携观元人杂迹”。此胡长卿，也是歙人，后来于四十一年八月初七日，向李日华出示鲜于伯机《归去来辞》、袁清容诗稿、赵子昂手札、余忠宣致危太朴书等，李日华为其作跋语于上，胡长卿于初十日辞别时，“坚以银星砚一枚为别，背镌宣和二字”。十二月十六日，再次谒见时，“出观宋刘道贯《渡水罗汉》颇极奇诡”。四十一年六月初八日，方樵逸“引杭人余姓者携示宋元画册二十四叶，惟马、夏可指辩，馀皆杂手”。四十三年三月十四日，方樵逸同徐生一起，前赴李处，携示开皇《兰亭》卷，《江村万里图》，著唐子畏款，“皆伪物”。四十三年十月初五日，方樵逸同太仓一人到李处，“携卷轴相示，多伪物。只文徵仲雪景一小幅，沈石田《新鹅垂柳》，真而佳”。就这样，方樵逸之亲友也曾利用方与李之关系，纷纷请李日华鉴定书画。

李日华笔下的方樵逸，常请李日华鉴定所藏，似是一般收藏家，其实只言片语，还是透露出方樵逸是奔走于江南的书画商。李日华曾为方樵逸撰写寿文：“鱼鸟浮沉寄此生，淮清楼下镜波明。云涛帆挂三山边，霞绣屏开九叠横。暂解腰缠知鹤健，醉无机事狎鸥轻。历头庚甲从新敷，正是仙途一半程。”淮清桥、三山边、鱼鸟浮沉、暂解腰缠，点明方樵逸是活动在南京的商人。方樵逸不仅本人而且还常引领他人携画请李日华鉴定赏玩，显然意在估定价值为出售计，只要李日华合意，价格合适，李日华就收买下来。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十六日，李就从方之内侄余生处购得右军书嵇中散绝交书石刻一本，“较停云刻有异趣”。四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李日华又“从方樵逸处购得文文水《楞伽寺井泉图》，笔意潇洒，在云林、黄鹤之间，画之以幽淡胜者”。四十三年八月十一日，“歙人余生持姚云东横披山水一帧求售，因购得之。笔力苍古，酷肖吴仲圭。行书一绝，爽逸类张伯雨，此公得意作也”。四十三年八月初四日，方樵逸曾冒雨前往李府，要求附载往杭州，对李日华说：“西湖隐者秦冰玉蓄元人画十余幅，又有虞世南真迹一卷，访之可以通博易。”方樵逸是一个十分关注行情的书画商。李日华有方樵逸像赞谓：“佛心孩性，市游林息。时随鸥鹭之群，耻争鸡鹜之粒。是以纳屩而行，煮字而食。与余交者三十余年，无机之怀，坦如一日。所与余孜孜讲求而未已也，松态石情，书估画值。”字里行间，清晰地表白了方樵逸的身份，是一个深谙书画之道，活跃于书画市场，不像王越石，而不屑于与小商小贩争蝇头小利的雅有书卷气的商人，能够与李日华这样驰名当世的著名鉴赏家交游三十余年，寄情于松态石情，孜孜讲求书估画值，恐非等闲之辈。

方樵逸与李日华三十余年交谊，请李日华鉴定寓目或拥有的藏品，与李日华等一起四出访求赏玩书画，为李日华源源提供藏品信息，从而为李日华的收藏开辟了广阔的渠道。李日华晚年醉心于绘画梅兰竹，方樵逸其时已拟歇息休养林泉，仍为李日华四出访求到三种名迹，令李日华大为感动，致词道：“樵逸虽倦游，其为我四出购访此三种逸迹，傥得全谱长幅固妙，即不然，单枝半蘤，有足发挥是道者，其必以来。吾艺成，首当应君之求，朝暮缓急为君指使无不可。君亦何愁不得如鸥波亭主守也。樵逸行矣，其以此作券以记，余日望之。”由此李日华感慨，可以推想，三十余年中，方樵逸大概一直为李日华提供选择藏品的机会。

（2）胡雅竹与李日华。胡雅竹，在李日华的日记中，从万历四十年起，直到日记结束记录的万历四十四年，曾出现二十四、五次，最初写作吴雅竹，或胡雅竹，后来则一律写作胡雅竹，又称“新安胡雅竹”“歙人吴雅竹”，是则万历末年，有一歙县书画商人胡雅竹与李日华频繁往来。

胡雅竹之与李日华往还，大体与方樵逸一样。主要是：

鉴定藏品真赝。前述李日华日记记载，万历四十年十一月十四日，“方樵逸同吴雅竹来，所挟古物与卷轴甚夥，止录其佳者”。在此之前的六月二十七日，李日华记载，“徽客吴姓者携画来谒”此吴姓徽客，恐即胡雅竹。十一月十六日，“吴雅竹以上海褚兰亭所镌《淳化阁帖》相示。兰亭家有宋拓本，倩精工拓成。余为谛视之，觉其肥圆典厚，有《绛帖》遗意，亦末代之杰造也”。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歙人吴雅竹以赵文敏行书庄生《说剑篇》求跋”，“雅竹又以文衡山《千岩竞秀》与《江山积雪》二图求评骘，皆赝本也，又侯夷门懋功《秋山图》，粗笔草草，甚有子久风气”。四十二年二月十六日，胡雅竹携示王叔明《秋山读书图》。上有文嘉考证记，李叙述一过。二月十八日，胡雅竹又持赵孟頫书画之作二卷求跋，李一一应命。三月二十日，胡雅竹携视赵子昂书《文赋》。八月十六日，“胡雅竹携石田《秋渚图》来看”。八月二十六日，“胡雅竹同僧印南持卷轴来，黄子久《弁山清晓图》，细秀，不类大痴，布景似叔明”。九月十七日，“胡雅竹携元末国初杂手札一捆，细检无甚佳者”。十一月初七日，“胡雅竹携示唐伯虎《槐阴高士图》，树石秀润，人物俊丽”。十一月十三日，“胡雅竹携示邵二泉宝所书苏子瞻《十八罗汉赞》，甚有柳公权法”。四十三年五月初十日，胡雅竹携示王叔明《淡溪草堂图》，呈（恐系吴之之误——引者）仲圭《溪山烟雨》长卷，“勘系临本”。六月十一日，胡雅竹携示倪《幻霞溪山》一帧。八月十四日，胡雅竹持便面册叶十五幅求鉴定，“止文徵明《春江待渡》一图精妙，有宋人法”。闰八月初四日，在苏州阊门，过吴吴山楼居，出观诸种，其中王叔明《寒林高瀑》，“笔意秀绝，乃胡雅竹向为余言者”。初十日，“胡雅竹携示子久画一帧，备苍莽泉石之趣”。

四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胡雅竹携示元人孤云处士王振鹏《乐社图》，“笔法纤细宛密，务在取肖物形，亦张择端之流也”。六月初九日，“胡雅竹携观《城南小隐》卷”。

赏玩书画。万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吴雅竹以王叔明《秋林读易图》来玩，不真”。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胡雅竹以唐人青绿山水长卷见示，“余因携至高如晦斋中同玩。……沙水树法数十种，俱奇。后有虞伯生跋，不真。有潘履仲文图书记，乃上海潘氏物也”。四十三年二月初四日，“胡雅竹偶借居草堂，装潢书画卷。有王叔明《铁网珊瑚》一轴”。

以书画典质银两。万历四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新安胡雅竹携宋张即之书《佛遗教经》来质银去。……又携示王叔明小幅山水，牛毛皴；娄江圣感寺《八咏图》册，沈启南之父沈恒吉写图；侯夷门山水长幅，“散笔草草，多逸致”。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胡雅竹携示“侯夷门懋功《秋山图》”，李日华“披阅再三，雅竹因质银去”。四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吴雅竹以黄大痴《松溪草亭》小景来质银”。此画万历四十年李日华“于武林寓楼借观者累月，知其笔法苍古疏宕，断不出俗手，但非子久真物耳，款印俱伪”。胡雅竹又“出观沈石田山水长卷，仿梅道人”，李未置鉴语。四十三年正月十四日，“胡雅竹以吴中名公手墨来质钱”。

同方樵逸一样，胡雅竹也曾向李日华导引他人前往鉴定或求售。四十二年二月十九日，胡雅竹“又导常熟人持卷轴来看，有沈石田长卷《溪山云霭》，手腕甚辣”。四十三年五月初七日，“胡雅竹引一僧以旧纨扇画册二十一幅来质钱，中有江贯道一幅，系临笔，夏圭、马麟，俱真”。四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胡雅竹之弟五朝奉者，“携姚云东《春溪垂钓图》来阅，笔甚古淡”。

方樵逸不仅长达三十余年间向李日华提供书画古董货源，而且将家乡的不少亲友介绍引导到李日华那里，被导引者再辗转相引，构织起一张相当可观的书画供货网，网纲汇集到鉴赏家李日华那里。

四、其他徽籍书画商

在李日华笔下，徽商方樵逸、胡雅竹等以外，还出现了诸多徽籍书画商，不断向其兜售藏品。日记第一年的万历三十七年，五月初九日，“冯生率徽客二人来”。八月十六日，即“遇徽友吴历山，出观李伯时临韩干马，有曾公卷跋，俱绢素，未的确”。同日，“又过徽友吴与旸甥施姓者，出观与旸所藏东坡竹石”。十月十六日，“从歙人购得陈白阳（明代画家陈淳，号白阳山人——引者注）云山长卷，备极雄快”。十一月初三日，“周秀岩引一老王姓者来，赪颊短髭，歙人也，探怀出二卷，为沈石田《溪川八景》，笔法仲圭、子久之间，后系一长歌”。十二月十五日，至桐乡县西郭，“同荩夫访徽友吴无为，值其从弟东篱君在焉，乃昔年以《宝晋帖》归余者”。十二月二十八日，“徽人持宣铜琴一张来弹之，颇有清响。……总非雅器，还之”。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徽人持宋画弥勒，颇古劲”。闰三月二十二日，“歙人程生，携示唐伯虎《古柏疏篁》横幅，高五尺，阔六尺有奇，淡韵可爱”。六月二十六日，“徽人持示倪云林小景一幅，枯笔写树石，有刷丝浓汁，点苔有晕，不类平日所作。款书洪武壬子倪瓒，有江东司马及元美二印。太仓王氏物也，今归余”。八月初二日，“徽人持示盛子昭（元画家盛懋——引者注）《桃源图》，山头沈绿，树色蓊蔚，颇饶古趣”。八月十二日，“歙贾持览文休承大幅山水，树石峦麓，重叠蔽亏，潇洒有味。琴一张，曰海涛冰柱，古物也。滇剑一，钿室莹滑，人所久服者”。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休宁门生黄寅甫持一破碎画幅来赠，云是郭熙《桃源图》，然极视之，竟不能了，且不复可料理矣。因谢还之”。四十年四月十七日，“徽贾处一白磁竹节簪，纤细巧妙之极”。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徽人汪姓者，持元人张子政《柳枝双燕》挂幅来看”。九月初四日，“新都王尔极以卷轴古器物来阅”，有黄大痴《烟林云岫》，王孟端《幽篁古木》，沈石田青绿水村景，文文水《张公洞图》，唐伯虎画《韩熙载夜宴图》，乌斯藏铜佛一躯，文徵仲、雁峰、无峰、三桥、文水、王履约、履吉、黄淳父、陆子传、彭隆池诸杂手札一卷，“俱真”。九月十三日，“徽人黄坤宇携卷轴来，有倪云林小景……有深远之趣”。十月二十九日，“吴宇旸太学以所藏法帖求跋”。四十三年二月初七日，“歙友吴东篱来顾，贻余精墨四函，松萝茶一缶”。四月初六日，“过玉枢院，访歙友吴德符，出观文徵仲盆兰一幅，极有吴兴笔趣”。五月二十六日，“歙友吴心旸讳思齐者持卷轴来”。二十八日，“吴心旸又出观吴道子《钟馗庆元宵图》”。六月二十五日，“歙人江汝修以梦莲卷索题数语”。八月十一日，“歙人余生持姚云东横披山水一帧求售，因购得之。笔力苍古，酷肖吴仲圭。行书一绝，爽逸类张伯雨，此公得意作也”。九月二十日，在郊区，“邂逅歙友王熙宇，出观仇十洲《阿房宫图》长卷，纤丽之极”。十月初四日，“歙友汪仲绥携示文衡山山水卷，仿赵子昂笔，乃赠吴山泉者”。四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徽人杨不弃之兄字子久者来，携示叔明《溪谷采茝图》，二松郁然，山势起伏，磅礴之极”。三月十五日，“歙友吴秋林来，与之小坐。秋林出观国朝名公书卷，有孙太初手迹，快利劲捷，如宋仲温，诗亦集中所无，录之”。五月初二日，“余生携示倪云林《秋林山色》，仿巨然笔意，峰峦树石，特为雄浑”。五月十二日，“适歙友吴存吾以手焙松萝茗一裹寄惠，点试，良妙”。九月十八日，“徽人携卷轴来，有唐伯虎《独乐园图》，作高梧峭石，竹屏绕之，翠蔓缠络可爱”。

寓居杭州的“项老”，是歙县人，名宠叔，号玉怀道人，最初占籍杭州府仁和县为诸生，以事谢去，李日华记其隐居西湖岳祠侧近，“老屋半间，前为列肆，陈瓶盎细碎物，与短松瘦柏、蒲草棘枝堪为盆玩者。率意取钱籴米煮食。有以法书名画来者，不吝倾所蓄易之。支床堆案，咸是物也。其中不能无良楛，而意自津津”。看来是个开古董铺的歙籍小商人。万历四十年八月十一日，李日华至其店，“项老欣然出卷轴相评赏”。四十一年四月初八日，李日华再次到项老肆中，“检所遗画片”，虽好者多被人取去，但仍有王蒙为倪瓒所作《桐阴高士图》长卷，“布置细密，山水树石，各踞其胜，虽系后人临笔，然可念也”。李日华不时从项宠叔店铺择购古董。

在文集和《六研斋笔记》中，李日华还提到其他徽籍书画商。“歙友吴振宇”，其庭竹开花，李日华为文以纪，不乏颂辞。“歙友吴伯徵”，寓居嘉兴北郭门外，“戢影一室，棐几薰炉，法书名画，恣其耽味，萧然如不在尘中也。每得一奇迹，辄驰一奚，取余评决。余年来书画中颇有进长，得伯徵之助为多”；“余亡友吴伯徵，博雅善鉴”，平生宝爱《黔江帖》。观其行止，大约起家于经营书画。“徽客徐弱水”，持看唐寅白描铁线勾，李日华与其儿评点讨论一番。“歙友程松箩”，崇祯三年，携示《耕织图》，李日华题识其后：“此宋人作《耕织图》粉本也。”“歙友王子玉”，曾“携温日观（元时华亭人，寓西湖玛瑙寺，写葡萄如破袈裟，赵孟頫极为看重——引者）葡萄一卷来看，较余前所收无异。而老温草书，更淋漓神旺，诸跋词翰亦胜”。“歙友吴循吾”，少豪放，喜声律，晚年拓落，寓居杭州吴山。崇祯七年，“携一木瘿鼎相示，天然有两耳三足，周身文理，蹙缩成云雷兽面之状，色莹净如黄金。抚玩竟日，为作歌以纪之”。

此外，在苏州阊门有楼，常驾书画船游访于江南各地的吴吴山，李日华日记提及最多的书画商“夏贾”，也可能是徽州人。而后来吴其贞在其《书画记》中，更提徽籍书画商或徽州古董之家甚多。如歙县溪南人吴能远，与著名的“五凤”为族属兄弟。万历末年，与著名的收藏家张丑等人赏鉴书画，交往频繁。崇祯年间，吴能远更家于苏州阊门，“凡溪南人携古玩出卖，皆寓能远家，故所得甚多，尽售于吴下”。大约经营书画兼收藏，很是成功。

又如记张樗寮《楷书秋风辞》等四种观于仇斗垣处。仇为歙西华田人，“博古且力，为骨董中白眉，其人绝无市井气”，吴其贞购其《叱石为羊图》《秋风辞》二种。谢葵丘《春江别思图》等四图，吴其贞“观于岩寺王仲嘉。王世业骨董，仲嘉讳泰，狂士也。涉猎经史，讲究超人，善摹祝枝山行楷，可以乱真”。此处王仲嘉，疑即汪道昆从弟汪道会（道会字仲嘉）。汪仲绥，李日华称为“歙友”，吴其贞记，盛子昭《古木垂钓图》得于其手，“仲绥为人蕴藉，雅能博古，且目力超众，前辈鉴赏家每每推敲于彼，故世人呼为‘骨董秀才’”。汪不易，居安人，“能画，亦能辨论书画，为骨董行中有数者”，吴其贞曾从其手得到高士谦《晴竹图》等。公木兄，歙县人，与吴其贞同乡，“以骨董见称于一时者，目力虽高，书画尚未精究耳”。

如此，李日华笔下提及的与其书画往来的有名姓的徽商就近二十人，其中大多是歙县商人，以徽人、徽客、歙人、徽贾、歙贾笼统称之的也复不少，不少人以“徽友”尤其是“歙友”标出，李日华提到其里人朱肖海以赝物售人时也称“歙贾之浮慕者，尤受其欺”，可见活跃在明末江南的书画商，主要是徽商，尤其是歙县商人。吴其贞提到徽州骨董商人也多见其人，也大多是歙商。从李日华、吴其贞所记，可知徽州商人特别是歙县商人甚至徽州籍的门生错趾丛杂于李日华身旁，为李日华提供四时八方的货品渠道，由此也可见徽州书画商人在江南的活跃程度。鉴赏家李日华与徽州书画商的交游既广且深，徽籍尤其是歙县书画商成为李日华的主要供货商；闻名一时的书画商吴其贞与众多大小徽籍书画商一起，交流货品信息，展开书画购买竞争。

五、结语

对于明清时代尤其是徽商的收藏，长期以来学界评价不高。如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刘士林教授，于2012年4月14日在上海交大城市科学春季论坛上说：“寄生于农业社会中的商人，目光短浅，见风使舵，缺乏坚定的政治抱负和远大理想，只会享受和消费，对文化也只是附庸风雅或浅尝辄止，不可能指望他们为一个城市的文化负责。”天津美术学院刘金库副教授也说：“他们多半都是商人，旨在屯集财富，收藏书画是他们靠近文人，附庸风雅的主要方式。”若说具有“坚定的政治抱负和远大理想”，可以“指望为一个城市的文化负责”的阶层，在明清时期恐怕难觅；若说商人只是附庸风雅，对文化浅尝辄止，恐不尽然，并非那么简单。

上述考察表明，明末清初活跃在江南的徽州书画商人，其经营活动，旨在获取商业利润，殊少艺术赞助，其间自有“浮慕”者，但决非能以“附庸风雅”概而言之。商人如果只是附庸风雅，自然断难长久经营。著名书画商人吴其贞、王越石，以及方樵逸、胡雅竹的经营都是相当成功的，在十数年以至数十年的书画经营过程中，他们不但积累起雄厚的家资，而且搜罗收藏了大量书画珍品瑰宝，还培养了其家族或邻近地域的不少书画经营人才。同不少书画收藏商人一样，对他们的书画眼力和在古董行的专业素养，负有时誉的丹青高手鉴赏家董其昌、李日华、张丑等人，也是高度肯定的。王越石等人在交易过程中“诈伪百出”，惯使刀锥伎俩，正体现出其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的一面，而著名收藏家和鉴赏家张丑等人，仍不得不佩服其“颇有真见”，艳羡其收藏了诸多书画精品。李日华与方樵逸、胡雅竹等书画商人的交易往来，口称“徽友”“歙友”，甚或称颂祝寿，以友道待之，并不认为这些商人在附庸风雅。李日华等鉴赏家与书画商在一起，交流藏品信息，鉴别书画真赝，赏析艺术珍品，甚至连袂外出访求藏品所在，或许眼力有高下之分，见解会各不相同，但关系热络，气氛和谐，有时甚至惺惺相惜。收藏鉴赏家依赖书画商人的四出奔走、费心访求，开通了选购藏品的有效途径，源源不断地获取藏品信息，直至收藏大量传世珍品；书画商人则通过鉴赏家的鉴定，确认藏品的具体价格，把握收进或出手的最好时机，获取商业利润的同时，书画专业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明末清初李日华、张丑等人的收藏鉴赏事业，有赖于广大徽州书画商人的商业经营，他们丰夥的收藏，体现着徽州书画商人的努力，一定程度上蕴含着徽州商人的书画素养。

（原载《安徽史学》2014年第1期，署名姚旸、范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