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日本派遣使者入明，永享（元年，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以后前后共有11批，多数寂寂无声，而最后两批，因为先为副使后为正使的策彦周良留下了其详细日程记录《入明记》，使我们得以窥知其时大运河一线的社会风貌，从而颇堪引人注目。

日本天文七年、明朝嘉靖十八年（1539），日本大内义隆派遣博多圣福寺和尚湖心硕鼎为正使、京都天龙寺塔头妙智院第三世策彦周良为副使进贡明朝。同年五月七日，使团一行到达宁波府昌国驿，十月二十八日到达杭州府。十一月三日由杭州武林门出发，经吴山驿，由此取道嘉兴、崇德县，取道湖州，经苕溪驿，到吴江平望驿，然后沿着当年崔溥一行的路线北上。十二月三日到达镇江府京口驿，七日到达扬州府广陵驿。同月十二日离开扬州，次年二月二十七日到达张家湾。从杭州到张家湾，历时114天，其中自杭州到镇江，历时30天，由扬州到张家湾，历时75天。策彦一行由运河北上，时值冬春之交，水浅风逆，又不时等待廪给口粮、挽舟人夫，因此拖延时日，船速缓慢，历时最长。到北京进贡后，使者回程，五月九日出发，抵张家湾。十六日由张家湾开船，七月二十一日到广陵驿，历时63天。由扬州取道仪真，到达南京，八月四日再到镇江。八月七日由镇江开船，九月二日到达杭州武林门，历时25天。此番回程，暑气酷热，但运道水量充足，只是因为不时等待廪粮和挽运人夫，所以前后历时103天，花时较长，但因为取道南京多花了15天，经过运河的实际行程为88天。对于整个往返行程，副使策彦逐日作了详细记载，编为《策彦和尚初渡集》。十年后，也即日本天文十七、十八年，明嘉靖二十七、二十八年，策彦又以正使身份率人取道运河进贡明朝。嘉靖二十七年三月六日到定海，九日到宁波，十月十四日抵达浙江驿。同年十一月二十日由杭州出发，由此取道嘉兴、崇德县，与第一次进京不同，这次是由嘉兴沿运河北上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到镇江，运河段花了36天。后来因为换船先绕道仪真后再到瓜洲，次年正月十六日才由瓜洲开船前往扬州，四月十三日到张家湾，运河段花了85天。全程历时141天，真正在运河行驶用了121天。无论全程还是分段，在大约同时代人中的运河行程中，均为最长。这次行程历时最长，主要是由于不时策彦等人办理公文、等待挽舟人夫，各地闸官也多所留难，使者在各地买卖物品也耽搁了些时日。对于整个行程，正使策彦同前次出访一样逐日作了详细记录，编为《策彦和尚再渡集》。

策彦的《初渡集》和《再渡集》，不仅是嘉靖年间日本入明使者前后两次的亲身记录，也是整整有明一代日本入明使者的最为详尽细致的记录，而且此后明朝一直断绝与日本的贡使往来，从而成为日本使者入明的绝响，在中日交流史的载籍中占有极为重要乃至不可替代的地位。

策彦一行出使明朝，因系外国贡使，待遇较高，行动相对自由。每到一地，他们出入官府衙署，拜见地方官员，办理公文手续，领取廪给口粮，应付各种应酬，结交地方士人，饱览各地风土人情，所记所述极为平实细致，后人读来，颇有如临其地如处其境之感。

策彦的《初渡集》和《再渡集》，提供了明廷接纳日本贡使的决策过程、程式礼仪等，可补《明实录》及时人所载之不足；也记录下了明朝太监的气焰、地方官员出行的气派；描述了诸地的社会治安情形，以及宁波官民旱灾求雨的生动场景；甚至在其《驿程录》中，提供了钱塘观潮和寓目龙骨水车、品尝中国食品名酒的事例，从各个方面展示出其时运河一线的社会风貌。有关这些，均值得讨论。今先就策彦所记，撮要分类，考察其反映运河风情和社会风貌的内容，期能推进明代运河文化的研究。

一

运河自永乐中期全线贯通后，不独成为南方漕粮北上的输送线，而且成为南北之间公私往返、商品运输的最主要的通道，官差私商以及东西洋和日本、琉球等各国使节也均取道运河北上。在策彦经行运河前后，中国官员、商人以及朝鲜人士都留下了记录，为我们比照、分析策彦的记录提供了基本的资料。

早在正统四年（1439），也即策彦初次行经运河的整整一百年前，四朝元老、大学士、江西泰和人杨士奇，获准回乡探亲扫墓。杨士奇这一次回乡，运河一段，与他25年前（永乐十二年）解职由南京到北京再由北京到南京走的路线完全一样，但处境待遇和心情却迥若天壤。运河行程如从张家湾算起，历时30天，比他25年前心情郁闷急急赶路历时25天多了5天。返程时四月二十日到扬州广陵驿，五月初九日到张家湾，水大风顺，仅历时19天，比前三次经过运河都要快得多。

朝鲜成宗十九年、明朝弘治元年（1488）正月三十日，朝鲜济州等三邑推刷敬差官崔溥闻父丧，闰正月三日率从者42人由海登船奔丧，不幸遭遇风浪，漂流海上14天，历尽艰险，同月十七日在中国宁波府属地获救登岸。在中国官员的押送下，从宁波沿着日本贡使的路线北上。二月初六日抵达杭州，十三日又从杭州启程北上。一路上船行运河，过驿过闸，二十一日到镇江，次日渡江抵扬州，三月二十七日到通州张家湾，经过运河全程，历时44天，成为明代时行经运河全程的第一个朝鲜人。崔溥后来在北京接受审问，觐见皇帝，于四月二十四日从北京会同馆启程由陆路回国。六月四日过鸭绿江，十四日回到汉城。崔溥回国后，立即奉李朝国王之命撰写经历日记，大约仅仅花了7天时间，他就毕命，于二十二日向成宗进呈日记。此日记是谓《漂海录》。

正德十一年（1516），也即策彦行经运河前23年，翰林编修、江西分宜人严嵩，家居十年后复出，清名著于天下，于三月二十六日由分宜出发，五月初二日渡钱塘江，抵浙江驿，六月初二日抵扬州，七月十一日至张家湾，历时68天经过运河全程。严嵩在抵达嘉兴后，为了看望僚友，特意拐到上海，8天后又回到嘉兴，再继续北上之行，行经运河全程所花时间应为60天。其中从浙江驿到扬州历时30天，从扬州到张家湾历时38天。严嵩一路上探亲访友，随遇即安，舟行速度并不快。两年后，正德十三年（1518），也即策彦行经运河前21年，严嵩又以册封宗藩的副使的钦差身份，再次行经运河。该年七月九日经和合驿，八月十二日至扬州，九月初四日至浙江驿，全程历时55天。扣除为了看望曾经任过分宜县令的已故工部郎中曹某的家人取道江阴多花了3天，实际应为52天。其中从和合驿到扬州历时33天，从扬州到浙江驿历时22天。

永乐、正统时的杨士奇和正德时的严嵩，前者是朝中元老，后者是朝廷新贵，他们经过运河的记录，主要反映了他们自身的活动，什么官送往迎来，什么官旅途相遇，什么官政绩声望，简直就是一种延伸了的官场记录，至于起迄地点、经过驿站等，记录与否无关紧要，几乎等于一笔流水账，而且行进途中前呼后拥，也不可能对所经地方作细致的观察描述。观其记载，杨士奇所记极为简略，只具驿站和闸名，偶尔有一个浅名，而且所记闸数还不到崔溥所记的一半。严嵩运河段的行程与崔溥大致相同，而他正德十一年由杭州至通州只记了驿站25处，闸7座，正德十三年由通州至杭州只记了驿站27处，闸6座，巡检司1处，每次所记地名只有80余个。较之中国朝廷命官和日本贡使，朝鲜人崔溥行经运河，事地人物，皆属新鲜，因此对所见的一切似乎皆有兴趣，在在留意，细心观察，甚至进行比较，作出自己的判断。崔溥所记运河一线，各种地名多达600余个，其中驿站56处，铺160余处，闸51座，递运所14处，巡检司15处，浅19处，桥梁60余座。这些大量运河交通设施的内容，有些既不见于前人记载，也不见于后人记载，只存在于某个特定时期，对于我们了解明中期特别是15世纪后期运河交通的基本情形以及交通设施的完善或废坏程度，特别富有参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策彦行经运河时可能视为参考并对后世中国经商路程书有着明显影响的嘉靖十四年的《图相南北两京路程》，记录地名近300个，但完全没有铺的记录。至于明后期中国商人为经商方便专门编写的路程书，只为有裨日用。隆庆四年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志在地名和里程，专记驿站和闸名，其数不少，记浅只有1处，其余事项无闻。天启六年憺漪子的《天下路程图引》，同样志在地名和里程，只记驿站和闸名，记了几处巡司，但无具体名称，铺、递运所等一概无载。

上述所有关于运河交通的记录，只有名称和里程，而于某处交通设施的面貌，均未涉及。

大概因为运道是日本历次贡使必经之地，行经地方对日本人来说较为熟悉，因此策彦所记沿途驿站、关卡、闸坝、巡检司等交通设施虽然并不更详于前人，但其对于诸多驿站、站铺、巡检司的空间结构或者人文印记的记录，则是其他所有同类记载所缺失的，从而堪称填补了相关内容的空白。

策彦初使时，嘉靖十八年（1539）十月二十五日系缆于蓬莱驿，驿口有楼门，横揭“迎恩”二大字。次日，船抵青田铺，其次有石桥，横刻“灵芝桥”三字。船行里许，有尖头石桥，横刻“双头桥”。又行四五里，而有铺门，下竖书“梅市铺”三大字。又二里许有石桥，横刻“通济桥”三大字。二十八日到西兴驿，驿门横揭“西兴驿”三大字，又总构有门，面向西北，横书“全越都会”四大字。

十一月初一，到杭州，有二重楼，横揭“镇海楼”三大字。又有一门，揭“武林”二大字。此门左畔有门，横揭“北关驻节”四大字。又有门，竖揭“吴山驿”三大字，额里有“停骖”之二大字。次有石桥，过桥入一门，横揭“湖山一览”四大字。入堂里额“皇华”，恭川李崧祥书。又堂后有一额，横揭“三吴胜概”四大字。此亦李崧祥所书。初三日，见岸下则有一门，竖揭“户部分司”四大字。

初五日到湖州府苕溪驿，有楼门，揭“苕溪驿”三大字。初八日，到苏州府吴江县平望驿，临江有小亭，横揭“洗天浴日”四大字。亭里又挂额，横书“吴山越水佳处”。初九日，到松陵驿，驿门额竖书“松陵驿”三大字。十一日到姑苏驿，有楼门，横额“姑苏驿”三大字。二十日船行，河左畔有门，横揭“户部分司”四大字，门右方有长竿旗，旗铭书“国课”二大字。又有四面亭，东额横揭“逝者如斯”四大字，西揭“振人有觉”四大字，北揭“声均远迩”四大字，南面之额看不见，故不记。同日，到常州无锡县锡山驿而泊。驿门竖揭“锡山驿”三大字，门左右有二门，一门额有“传宣”二大字，里有“儒绅”二大字，一门面有“驻节”二大字，里有“登俊”二大字。二十五日，见岸畔有门，横揭“皇华”二大字。次有楼门，揭“毘陵驿”三大字。入门则有堂，堂里揭“驻节”二大字。又有桥，桥头有门，面额横揭“迎恩坊”三大字，里额揭“朝京桥”三大字。过桥少许而有楼门，横揭“怀李楼”三大字。二十七日，到“吕城镇巡检司”门前而泊，此六字竖揭，即吕城驿。二十九日至云阳驿，有二重楼门，第一重额竖揭“云阳驿”三大字，第二重额横揭“江南水陆第一要冲”八字。

十二月十三日到邵伯驿，庙门之外有人家，横颜“邵伯镇巡检司第九铺”九字。二十一日到宝应县安平驿，驿门横揭“安平驿腰站”五字，其额上又有额，竖贴“传命”二大字，金字也。二十八日到锺吾驿，驿门竖揭“锺吾驿”三字。十九年二月初二日，见驿门横揭“清源水马驿”五大字。二十二日到杨村驿，驿门横揭“杨村驿”三大字，额红漆。

回程时，嘉靖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见驿门竖揭“流河驿”三大字。次日到乾宁驿，驿门横揭“乾宁驿”三大字。六月十三日到崇武水马驿，驿门横揭“崇武水马驿”五大字。十五日，到荆门驿，驿右方有三重楼，横揭“安平胜概”四大字。再次使明时，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十四日，入浙江驿。驿门揭“浙江驿”三大字。堂里有“月落潮平”、“海月江云”、“山屏水局”等额。十五日，入武林驿，过“南山驻节”、“凤山环翠”等门。武林驿门颜“武林驿”三大字。第二门匾“湖山全胜”四大字，堂内揭“观风堂”三大字，堂后横颜“梧松凤鹤”四大字。

嘉靖二十八年八月六日二十三日，到杨青驿。驿东南有楼门，门前屏面横颜“海不扬波”四大字，里揭“天津重镇”四大字。

策彦所记的驿站和巡检司等，地方文献中一般均有记录，但仅限于名称和地址所在。策彦亲历其地，观察如此仔细，连驿站关名、堂屋匾额以至何人所书横书竖书，都尽量记录下来，将运河驿站等交通建筑立体形象地展示了出来。此类描述各地驿站地位的题识，有些只存在某个时段，既不见于前述同类记载，也大多不见于地方文献等相关记载，弥足珍贵。

二

策彦因系贡使，沿途常常拜谒地方官府，出入公门，从而记下了各地尤其是浙江官署的外观仪容。

初次出使，嘉靖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到浙江宁波府鄞县，拜见浙江按察司副使巡视海道，抵达日本使者歇宿的嘉宾堂。但见鄞县城门朝南面榜“灵桥”二大字。门傍挂牌，牌上有“盘诘”二字。嘉宾堂总门额榜“观国之光”四大字。第二门额“怀柔馆”三字。二十九日，带领通事前往嘉宾堂，策彦记道：“嘉宾堂面于正南，榜门以‘怀柔馆’。出馆则分路于东西，西门有‘怀远以德’四字，东门有‘观国之光’四字。堂内有牌，书‘投文’二大字。东有牌，书‘放告’二大字。又有二牌，一牌面书‘日谨火’三字，里书‘夜谨火’三字，一牌面书‘夜防盗’三字，里书‘日防盗’三字。”

策彦所记之嘉宾堂，嘉靖《宁波府志》卷八《公署》有载：“嘉宾馆，在府治东南江心里。中为厅，凡三间。周围井屋，凡三十六间。厅后为川堂，凡三间。又为后堂，凡五间。堂之左为庖舍，右为土地祠。为大门，门之外，东西为关坊。东曰‘观国之光’，西曰‘怀远以德’。通衢之东，后建二驿馆，以便供应。今并圮。故为境清寺。嘉靖六年守高第改为馆。凡遇倭夷入贡，处正、副使于中，处军众于四旁舍。”两相对照，嘉靖《宁波府志》所载将嘉宾堂的功能表述得很清楚，而策彦所记多朝南之门“怀柔馆”三字和东西坊门的二面牌书，给人印象似更深。策彦等所下榻之处，正是嘉靖六年改建后的新馆。

六月初一日，策彦随正使等一行人再次拜谒海道，见海道总门额榜“澄清”二大字，第二门额“按察司”之三大字，第三门揭“霜衡”二大字。堂匾有“激扬”二大字。策彦认为此二字“盖解海道之义也”。澄清门左又有一门，揭“飞霜”二大字。策彦认为“盖御史台也”。然后参谒提举司，总门揭“提举司”三大字。堂里额“保民堂”三大字。入门数步而有石牌，书“公正明”三大字。后谒见知府。府衙总门揭“宁波府”三大字，堂额“正心堂”三大字。堂里左方柱挂匙子，上贴牌，有“大门匙钥”四字。再次谒见鄞县知县。县衙总门揭“鄞县”二大字，堂匾“武镇堂”三大字，前有一额，榜“修政立事”四大字。然后归嘉宾堂。策彦最后总记当日宁波府城印象道：“时方半雨半晴，所历过或五步而一门，或十步而一门，门不知其数。粗记其大概，有楼门，额以‘四明伟观’四大字，或有‘宣化’二大字，或有‘承流’二大字。又有石门列于前后，一门揭‘四明福地’四大字，一门揭‘蓬莱真境’四大字。二十三日，再次谒见知府于正心堂前，堂内左有二牌，书“青天白日”“爱民如子”八字；右有两牌，书“高山大川”“处事如家”八字。七月初一日，再次谒见提举司讲礼，有一门，揭“浙江市舶司”五大字，又常时出入门额“提举司”三大字，堂内无别额，堂右边贴纸牌，书“示仰大小行人不许擅入公厅坐立喧嚷等事”。十五日，再次谒见提举使，将入门，门东西陌各有一门，东檐“施仁”二大字，西揭“布德”二大字，堂额“保民堂”，堂后又揭额，有“退省堂”三字，额前又揭横额，有“神明鉴察”四字。八月二十六日，谒新海道，门揭“飞霜”二字，堂额“镇静”。九月十六日，在按察使华第，随正使迎接自杭州来之御史，“武官列于左右，威严如霜”。次到布政司，堂揭“风纪”二大字，堂内左右柱，左挂“领文”二大字之牌，右挂“解审”二大字之牌。而后到都指挥司，门有“仪门”二大字，堂颜“武镇堂”三大字，又揭一额，有“修政立事”四大字。最后到谒知府，知府不在，见府门之外有亭，揭“旌善亭”三字。

十一月初一日，来到浙江省会杭州，先谒御史台，见第一门竖揭“察院”二大字，第二门横揭“御史行台”四大字。堂正面横揭“振扬风规”四大字，堂里中央颜“肃清”二大字。次谒布政司，总门竖揭“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十大字，二行各五字书之。门柱题“襟吴山带越水东南第一雄藩”，第二门横揭“方岳”二大字，堂里中央横额“经济堂”三大字。次谒海道大人，外门揭“总宪”二大字，第一门竖揭“按察司”三大字，堂正面檐揭“钦恤”二大字，其后横揭“上帝临女”四大字，其后中央颜“澄清堂”三大字。次谒都司，门竖揭“仪门”二大字，堂颜“总武”。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谒新二府，堂里横颜“平易近民”四字。二十年五月十六日：随正使谒见知府，府主迎接于正心堂下，堂里新贴纸，左书云：“宽一分惠，民乃受一分惠”，右书云：“贪一文钱，官不值一文钱”。

回到宁波后，嘉靖二十年正月二十七日，天气佳晴，策彦同三英出馆，到（府学）孔庙。见总门揭“府学”二大字，是古文。次有四通足小楼门，门里正面，颜“咏归”二大字。东边贴版，版上有《重修咏归亭记》。次有楼门，门口三，竖揭“席门”二大字，金字。都是朱漆。入门则有三座石桥。庙门关了，不知其里。外面壮观，东西有长廊。廊后有堂，即试场。堂里正面横颜“明伦堂”三大字，左畔首横揭“元辅”二大字，其次横揭“榜眼”二大字；右畔首横揭“状元”二大字，其次揭“探花”二大字。堂后又有小堂宇，堂里正面横颜“敬一亭”三大字。字贴金。都是朱漆。此堂里镌程子、动听二箴于石。明伦堂前东西庑傍构四间斋房，西边二斋，其一竖揭“育才斋”三大字，其一揭“兴贤斋”三大字；东边二斋，其一竖揭“守中斋”三大字，其一揭“进德斋”三大字。

策彦所记之位于宁波的浙江市舶提举司、巡视海道衙门和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使三分司，以及宁波知府衙门、宁波府学等，在嘉靖《宁波府志》中均有记载，但该志只提及知府衙门正厅旧名“正心堂”，建于正统四年，火毁于嘉靖二十四年。策彦所见显然是火毁以前的府衙，而赖其记录我们得以知其一二。策彦以上所记宁波各衙署，以及位于杭州的三司衙门、巡按衙门，在嘉靖《浙江通志》等地方志中均有记载，但所记均限于沿革、地置等方面，而殊少门榜、堂额等记录，小说、戏文中可能也会有描述，但大多仅出于笼统之想象，难以榫合。策彦不但抄录衙署门额堂额以及书写格式、字体，甚至连“青天白日”“爱民如子”“高山大川”“处事如家”“平易近民”“神明鉴察”“上帝临女”“宽一分惠，民乃受一分惠”，右书云：“贪一文钱，官不值一文钱”等自励或标榜之官箴用语均一一如实描摹下来，只有身临其境者才能做到，可谓有发覆之功。

三

作为使者的策彦，其本身身份是和尚，出于身份习惯，对沿途的名胜古迹特别是佛寺格外关注，逢庙必游，游则必记，见僧必谒，甚至一游再游，流连忘返。

初使北上，嘉靖十八年十一月初七日，到吴江震泽，慈云寺，有五重浮屠。初八日，平望殊胜寺，有五百罗汉木像。

十六日，游苏州寒山寺，记录甚详，谓寺面向西南，门额朱漆金字，里竖揭“寒山寺”三大字。额面左方有“处州顾荣书”五字，右方有“住山文泽立”五字。佛殿横揭“大雄宝殿”四大字。本尊安释迦像于中央，左无量寿佛，右弥勒尊佛。又其交左有迦叶破颜之像，右有阿难随侍之像。又有十六罗汉像。堂外东隅有钟楼，无华鲸。佛殿里东南之隅挂一钟，所谓夜半钟声也。钟铭有“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皇图永固”等之语。本尊面前有牌，书“皇帝万万岁”五大字。殿之后有方丈，揭“方丈”二大字。过一院，院长出迎相揖，遂设榻侑茶。有小堂宇，左右之柱书“香烧柏子延三宝”“漏刻莲华礼六时”十四字。

十九日，冬日如春，为“要详访事迹”，策彦携从人再游寒山寺，描写道：佛殿后有堂，堂里横颜“方丈”二大字。胁有“住山文泽立”五字。又其后堂安寒山、拾得二木像，左寒山，右拾得。又像左方有幢，书以“南无文殊师利寒山菩萨”十大字，又右方书以“南无大行普贤拾得菩萨”十大字。堂前壁间书“松风清客座”“花雨湿禅关”之句。又过一院，院主出应茶话，予乞笔研，书《枫桥偶作》。院壁书“茶话情怀好”“菜根滋味长”之句。又柱书“寺古存仙迹”“僧闲伴鹤鸣”之句。

四日之间，两游寒山寺，两次与寺僧茶话。

二十一日，策彦携从人游无锡城南南禅寺。记道：总门横揭“南禅寺”三大字。第二间横颜“南山福地”四大字。第三门左右按二天像，檐额横揭“天王殿”三大字。佛殿额竖颜“大雄宝殿”四大字，二行。殿里本尊释迦，左文殊骑狮，右普贤驾象。又其交左右迦叶、阿难。后门有观音、善财童子等像。有十六罗汉大像。右畔有七重大塔，塔前横揭“妙光宝塔”四大字。午刻，携从人游城西的惠山寺，详细介绍。

十二月初三日，随正使和尚游金山寺，记道：有楼门，横颜“龙游禅寺”四大字，金字也。门里左右按四天王像。入此门左胁有石额，竖镌“金山”二大字。佛殿横揭“大雄宝殿”四大字。本尊释迦。中央有“皇帝万万岁”之牌。左牌有“皇后齐年”四字，右牌有“太子千秋”四字。殿左右有十六罗汉像。后门中央有观大士像，骑其邻（当为骐麟——引者），左文殊，右普贤骑象、骑狮。佛殿左方有小堂宇，有达磨、百丈等像。又中央设座按开山像，像前有牌，书以“开山裴公祖师”六字。又其次有方丈，横颜“大彻”二大字，额左胁书“住山比丘圆悟立”。方丈里柱题句云：水月虚空相，山云自在心。方丈左畔有泉，上构小亭。亭正面横揭“中冷泉”三大字。又亭里中央横颜“第一泉”三大字。佛殿之后又有堂，本尊卢舍那佛。堂壁以石镌以“妙高台”三大字。又后门竖镌于石云“妙高峰”。又其次有堂，堂里有禅坐之僧，闭户不出。唯穿小窗，窗上横揭“禅室”二字。左右壁间书云“祖立禅关静里不谈尘世事”，“佛遗法教定中存养性天机”。有藏经堂。

初四日：携从人游甘露寺，记道：寺在山上，坂口有庵，庵门揭“海岳庵”三大字，东皋书。有泉，泉上构小亭，亭里横揭“天津”二大字，东皋书。有楼门，门里按四天王像，横颜“天下第一江山”六大字，延陵吴琚书，住山师一重立。入此门则右方有九层铁塔，有长廊，廊下挂大版。左方有钟楼，挂华鲸。佛殿横揭“大雄宝殿”四大字，金字，住山存昱立。有土地堂，无额。殿之后有小堂宇，横揭“宝华堂”三大字，东皋题。堂里左方有额，横书“孤云野鹤”四大字，沧江赵祥题。右方横揭“明月清风”四大字，铁溪高鉴题。又有藏殿，横颜“敕赐藏经宝殿”六大字，金字也。

在北京，四月二十九日，游大慈恩寺，由从人即休记录；又游大隆善寺，记录甚详。

回程时，八月初五日，偕从人同游金山寺。听寺僧说原有六亭，现只存四亭。午刻，乘舟便游焦山寺，详细记录。

十三日，再游惠山寺。

二十三日，同正使同游虎丘寺，记录道：上岸则打头有法界门，横揭“虎丘”二大字，古文。按二王像。入此门则瓦径一丁许，左右筑地，筑地侧不知古树几株，又列于左右。第二门门里挂额，又横书“虎丘”二大字，胁有“瞎堂惠远重立”之字，非古文。按四天王像。亭后有石壁，镌“天光云景、玉色金声”八字，二行列于左右。左畔有堂宇，中央横颜“天宫宝藏”四大字。按释迦像。像前有牌，书“本师释迦文佛”六字。堂后有轮藏。又有次有小亭，揭“陆羽泉香”四大字。又下旧磴径，到山门前。攀石径，上头有山门，门檐横颜“三吴一山”四大字。门里挂额，横揭“三吴钟秀”四大字。入此门则有堂，无额。堂中央按观音像。右畔有二重阁，不揭额。左方有磴径。上头有佛殿，檐端横书“大雄宝殿”四大字。按三世如来像。像前左右以木造烛作龙形，所谓灯龙乎？殿之后，有七级浮图。殿之后有阁，竖二行揭“敕赐藏经之阁”六大字。阁之左畔有僧堂，堂口挂牌，牌上书“放参”二字。堂中央横揭“选佛”二大字。佛殿之右畔有楼，檐端横揭“悟行轩”三大字。楼中央横扁“得泉楼”三大字。楼右方有石桥，架剑池之上。自此通僧堂。山北有楼，楼檐横颜“望海楼”三大字。

二十五日，游吴江垂虹桥旁华严寺。

九月初十日，游上虞县龙泉寺。

十月初二日，游补陀寺。

再次出使，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携副使等人游虎丘寺。二十七日，携从人游金山寺，归途直到北固山下，登甘露寺。

二十九日，游焦山寺。

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在彭城驿，游卧佛、石佛、铁佛三寺。

四月初二日，在乾宁驿，携从人游三官庙，记道，正殿竖颜“三清殿”三大字，周回之堞琉璃色。中有三殿，共琉璃瓦。两庑壁间之彩画，颇极丽美。盖此所弘治天子皇后之乡里也，以故立此道士观。有石砖，弘治十四年立，云云。

在北京，七月二十八日，诣大隆善护国寺、天隆福寺。

就这样，策彦在两次出使行程中，至少三游镇江金山寺，两游苏州寒山寺、苏州虎丘寺、无锡惠山寺、镇江甘露寺、京城大隆善寺，到过吴江震泽慈云寺、无锡南禅寺、镇江焦山寺、京城大慈恩寺、天隆福寺，吴江华严寺、上虞龙泉寺、舟山补陀寺、徐州彭城卧佛、石佛、铁佛三寺等寺庙，凡沿途重要的佛寺，除了杭州天竺、灵隐等名刹因来去匆匆未曾驻足寓目外，大多亲履其地。策彦观瞻之余，详细记录了各地佛刹的布局、朝向、门额、檐联，以及书写人、字体，颜色等，殿堂内的佛像、菩萨、罗汉，藏经阁等。策彦游历记录下的各地佛寺，特别是一些名扬海内外的名刹丛林，地方文献或详或细均有记录，寒山寺、虎丘寺、金山寺等甚至有专志，然而如策彦所记庙宇的方位、门额、字体、颜色等则相对阙失。策彦更在《驿程录》中，记录了北京庙宇的僧众人数：京里御敕愿寺七百人，大兴隆寺阖众三千人，大隆善寺五百人，大慈恩寺二千人，大隆福寺一千人。这些有关北京著名佛寺僧众规模的记录，极为珍贵。值得注意的是，其时还是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之时，佛寺香火仍然如此兴旺，可见明后期举国上下崇佛信佛之程度。至于策彦所记苏州寒山寺中“皇图永固”之钟铭，佛尊面前“皇帝万万岁”之牌书，镇江金山寺中大雄宝殿中央“皇帝万万岁”“皇后齐年”“太子千秋”之牌书，反映出其时佛教在皇权的统驭下，趋奉世俗政权的一面。

四

策彦沿途所经，对所见之商业活动如商业信息、商货流通，特别是等反映市井生活风貌的店铺、字招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随时随地记录，在所有类似记录中，提供了最为丰富具体的内容，不啻绘就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社会生活风情画卷。

按策彦先后所记，在宁波府城，道傍有卖药人家，贴以“沈氏药室”四字，牌以“杏林春意”；又有裁帽者，旗上书“凉帽”二字；又有帘铭，铭以“清香老酒”四字，以“钓诗钩”三字，或书“禹恶”二字。此类不足胜书。绣衣街有挂“心镜”二大字榜者，盲人所居也。卖买人家各各贴铭。“马尾出卖”“藏糟出卖”“绵花子出卖”“演易决疑”“中山毛颖”盖制笔者之家里也。“装印经书文籍”。如此之类，不足胜数。又有酒屋，或帘上书“新酒出卖”四字，或书“莲花白酒”四字。又帘铭云：“行客过闻香下马”，“行人知味停车”。又制扇者之家里无数贴牌，牌铭云：“自造时样各色奇巧扇”，“各色泥金扇面”，或洒金，“发卖诸般扇面”“配换各色扇面”“发卖各色巧扇”，或书“远播仁风”四字，或书“半轮明月随人去”之句。路傍酒家帘铭，或有“钓诗钩”三字，或有“上上烧酒”四字。路侧有笔工之家，榜“精制妙笔”四字，又卖簿人揭“精致裹金”四字。卖薰衣香童子捧一牌，牌铭“出卖官料衣香”。

绍兴附近瓜山铺，樊江寺门前有市，市中帘铭，或有“佳酿”二字，或有“酒海”二字。青田铺，灵芝桥旁有帘铭，书“时新清酒”四字。萧山境内，所历有帘铭，或书以“洞庭春色”，或以“时新美酒”；又有卖果店，铭云“发卖诸般果品”；又有卖帽家，书以“任氏帽铺”。

在杭州省会，帘铭有“河清老酒”“金华老酒”“短水白酒”“罗浮春”“洞庭春色”“上色清香高酒”“瑶池玉液”“紫府琼浆”之类不可悉记。又有铺，或刻牌以“郑氏凉伞铺”，或以“清油细伞铺，帽铺、红铺、银铺之类不知其数。又有卖饼店，以木造饼形，书中以大白雪饼。又有卖饭家，有木牌，书以“家常大饭”。

在苏州枫桥，傍有卖针之家，揭“针魁”二大字。西北郊浒墅关，路傍卖酒家帘铭，面书云：“造成春夏秋冬酒”，里书云：“卖与东西南北人”，木牌也；又面书云，“按景香醪”，里书云，“应时高酒”。又面书云，“刘伶才上马”，里书云，“李白又登门”；又书云，“味招云外客”，“香引洞中仙”。

在丹徒坝，卖酒家帘铭，或书“欢伯醉佳”四字，或“迎仙驻鹤酒馆”六字，或书“江南第一夺魁酒馆”八字，或书“朱方集宾酒馆”六字，酒店壁间书云：“发誓不赊”。

在安平驿，卖酒家多多，帘铭或以“异常酒肆”，或以“闻香下马”四字，或以“过客停骖”四字，或以“四时佳酿”。

淮安府城，有帘铭，或书以“仙家风味”，或书以“醉乡深处”，或书以“福泉酒海”四字。酒店外面纸障题云：“勒马问樵夫，前村有酒无。”策彦称“予甚爱两句，注目久之，因暗记杜书记‘借问酒家何处在，牧童遥指杏花村’之句”。

清口驿兴国寺，路傍有酒店，帘铭书“长春酒馆”四字。

宿迁县项羽庙，路傍卖酒店多多，帘铭书云：“味招云外三山客，香引蓬莱八洞仙”“消万斛愁怀，壮三军胆略”“神仙留玉珮，卿相解金貂”；又“任意零沽、零卖应时”，如此之类不可胜数。

南城水马驿，入混堂，门左右有“香水浴堂”四字；又浴室额揭“香汤池”三大字。

清源驿，有酒店，帘铭云：“李白闻香乘月饮，洞宾知味驾云沽”。

沧州沧瀛楼前，帘铭有“菊花高酒”四字。

北京大慈恩寺，有浴堂。

乾宁驿，晚炊举酒者两盏，盖南京酒也，碧香可爱。

镇江金山寺，路傍有酒店，木牌书“本店新酒”四大字，或书“自酿”二字，盖私酿之意也，犹如日本曰“手作”；又书二句于牌：“人世光阴花上露，江湖风月酒中仙。”

丹徒云阳驿，入混堂，堂里榜“满堂和气”四大字。(www.daowen.com)

杭州吴山驿，有卖笔之家，揭以“王氏笔店”四大字。

以上策彦所记店铺字招，多达90余个，涵括手工作坊、商店摊铺和生活设施三大类，而作坊与商铺往往兼而为一，既生产，又出售，正是当时工商业实际写照。行业或商品广及酒、糟、药、棉子、毛笔、马尾、帽、伞、针、扇、衣香、书籍、纸张、银、果品、饭、饼、浴室、算命卜卦等十七八种；广告形式有布帘、木牌、墨书；广告表示以词语或象形；广告用语俏皮隽蕴；商品来源有代销或自制；销售方式有批发与零售、现卖与赊卖，间有表示经营者姓氏如“沈氏药室”、“任氏帽铺”和“朱方集宾酒馆”之类，或有标榜名品讲信誉意思，或许已具无形资产性质。而酒店酒坊，帘铭字招最多，达50余个，也许当时各地城乡最多者即是酒店酒坊，也许与策彦喜饮善饮有关。

明代店铺字招，文献所载甚为稀罕，小说戏文常有描写，然不足凭信，难以坐实，自不待言。嘉靖时大画家苏州人仇英，现存的名画《南图繁华图卷》，据题识所标出自其手，画卷中有幌子招牌109个，涉及工商门类广泛，然而绘画作品，象征而已，未必即是实有其店者，也难凭以为据。而策彦所记各地店铺字招，均是真实存在者，这就提供了丰富的店铺经营形态的信息，某种程度而言，近乎再现了其时工商市肆的具体情形，堪称极为难得。

策彦笔触所及，提到各地名酒如河清老酒、金华老酒、南京酒、罗浮春、洞庭春色等，各类各色酒如上色清香高酒、菊花高酒、莲花白酒、上上烧酒、短水白酒等，品类繁复。

当时中国各地各色之酒，万历后期南京人顾起元罗列谓：“若大内之满殿香，大官之内法酒，京师之黄米酒，蓟州之薏苡酒，永平之桑落酒，易州之易酒，沧州之沧酒，大名之刁酒、焦酒，济南之秋露白酒，泰和之泰酒，麻姑之神功泉酒，兰溪之金盘露酒，绍兴之豆酒、粤西之桑寄生酒，粤东之荔枝酒，汾州之羊羔酒，淮安之豆酒、苦藁酒，高邮之五加皮酒，扬州之雪酒、豨莶酒，无锡之华氏荡口酒，何氏松花酒，多色味冠绝者。若市酤浦口之金酒，苏州之坛酒、三白酒，扬州之蜜淋漓酒，江阴之细酒，徽州之白酒，句曲之双投酒，皆品在下中，内苏之三白，徽之白酒，间有佳者。其他，色味俱不宜入杯勺矣。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酒，关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柿酒、枣酒，博罗之桂酒，余皆未见。说者谓近日湖州南浔所酿，当为吴越等一。”又称“市买所酤仅以供闾阎轰饮之用”。策彦所见酒店之出卖之酒，而“仅以供闾阎轰饮之用”，当然绝大部分不会是名酒。

中文文献所载表明，策彦一行经过的浙江、江苏，当时出产各种闻名全国的名酒，酒店酒坊随处可见，策彦提及金华酒，又称南京酒“碧香可爱”，后来又在《驿程录》中记载乾宁驿是“南京酒转卖”之地，印证了南京酒确实颇负盛名，策彦所记虽不在酒是否有名，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时酒之营销状况。

策彦在上述《初渡集》中先后提到在南城水马驿和丹阳云阳驿“入混堂”，并记浴室题额“香水浴堂”“香汤池”，堂里榜“满堂和气”，北京“有浴堂”，后来又在《驿程录》中提及安平驿、清源水马驿和流河驿“有混堂”，作为公共大众生活设施，“混堂”屡屡寓目。

所谓混堂，即公共澡堂，明中期苏州著名画家沈周已有混堂诗。嘉靖时杭州人郎瑛有介绍，谓：“混堂，天下有之，杭最下焉。……记云：吴俗，甃大石为池，穹幕以砖，后为巨釜，令与池通，辘轳引水，穴壁而贮焉。一人专执爨，池水相吞，遂成沸汤，名业混堂，榜其门曰‘香水’。男子被不洁者、肤垢腻者、负贩屠沽者、疡者、疔者，纳一钱于主人，皆得入澡焉。”服务对象主要是下层劳动者。按郎瑛的说法，其时全国各地城市均有“混堂”这一设施。前述仇英所绘《南图繁华图卷》，也有“浴堂”字招。如此则浴堂在当时确实较为常见，为公众所必需，是以策彦等人出使在外，数次光顾。

五

当时中日两国商品存在着极大的价格差，换言之，从事中日贸易可以牟取到丰厚利润。策彦一行是贡使，但其时的日本贡使，类以进贡之名，行与中国官方和民间做生意之实，此在中日双方均心照不宣，习以为常，而日本一方则希望使团规模越大越好。嘉靖十八年这次日本进贡，因在嘉靖二年日本两支使者宗设与宋素卿争斗之后，作为惩罚，明朝只准使团50人进京，获取赏赐物品，然而策彦一行三船所乘人数，多达456人，其中官员6人，水夫133人，从商297人，仅计官员和商人，就远超明廷定额五倍。出使往返过程中，更典型形象地反映了其进贡时的贸易实态。

初次出使，《初渡集》载，在定海：嘉靖十八年五月十九日，见“鳖船三百余艘列于港口，盖到宁波之卖鱼船也。次日，卖鱼船四百余艘，联行于港头，盖到宁波之卖鱼船也。有旗书‘屠府’之两字”。

在宁波：六月二十六日，谢国经、赵一蘷号双谷、舍弟赵元元携二童来访。……国经自袖出扇并汗巾惠予，一蘷携《汉隽》一册、宝墨一丸锭，弟元惠以金墨一丸、青帕一方。七月初四日：谢国经价于宗桂惠《听雨纪谈》一册，又买《医林集》一部十册。初八日：申时，赵一蘷价于宗桂赠诗并葡萄子，又得小画二幅、芦菔、茄子、荔子，其价各一钱；又买得小瓶一个，换只金扇并小刀两口；又得《读杜愚得》，八册全部；换粗扇二柄、小刀三口。初九日，得《鹤林玉露》四册，全，其价二钱。二十七日，归路访张古岩，……携以山口纸三帖、只金扇一柄。……惠余以《李白集》四册，全。闰七月初一日：柯雨窗复惠《古文大全》二册、小画一方。初二日，全仲山弟季山……惠余以天地图各一幅。初四日，王惟东携嫡侄王汝乔号虹川并王汝材而来访，携以文皮并香帕一方、清香二束、苏州针一帖、徽墨一匣，余无祗对。二十五日，钱龙泉价于豪忠，惠《九华山志》二册、安息香二对、墨一丸、篦子一事。八月初七日，访王惟东，送以山口纸一帖、胡椒二两、笔一对、小刀一口。初十日，柳亭僧梅江来访，碎器香炉一口、镇子一个、小瓶一对收纳，三英价媒，炉贾，银五分，镇贾，二分五厘，瓶贾，三钱六分。杭物。十一日：小食笼一口收纳，银四钱。又与范南冈书：“仍先度与秀才所约之书籍《三场文海》、《皇朝类苑》、《东坡志林》等乞付吾馆夫拿来。要因其好恶定其价值。”十二日：四明陆明德来谒……惠以毛颖贰对、京香四十炷。十三日：柯雨窗携周莲湖、卢月渔、范葵园而来，雨窗惠所诺之画一幅，莲湖惠以《升庵诗稿》一册，月渔惠以绫帕一方。十四日，食笼一个收纳，宗桂价媒，贾银六钱八分。十六日，与范葵园书：“是《三场文笔》、《山谷刀笔》，乞即今付官夫拿来。要查本之好恶，议价之多少，勿违前诺。”二十二日：金南石来访，携以《文章轨范》二册、诗轴二幅。

在苏州：十一月十二日，苏针三百六十根收了，二百六十根换鹅，百本换麂。十五日：江线一斤收纳，萧一观媒价，方盆一个，昆布食笼四个收了，又小方盆三个收了，桂媒价。十六日，大通事萧淮惠宝墨二丸，红线一斤收了，萧一观所价媒也，杯盆拾个，苏针千三百五十本，换羊，百本，换廪麂，五十本，换廪麂。十七日，大方盆一口收了，桂媒介九分，小方盆一口收了，生媒价，砚箱二口收了，桂媒价。十八日：小口果合贰口收了。桂价媒。镇子。又狮子一口，桂价。又钥袋一口苏针五千本收了，价五钱二分，桂价。十二月初十日，知府刘宗仁价周通事，见惠《张文潜集》四册、手帕二方。

在清源水马驿：嘉靖十九年六月十日，大光惠面筋一笼，收钲一个，生公价媒，代熊松办一钱二分。

在南京龙江驿：七月二十九日，苏针五千本，桂预置。

在云阳驿：八月初八日，收甘草五十二斤，银熊松办。初十日：收象牙小香合，银七分，生价。又收朱研一个，桂价。

在无锡：八月十四日，收再进杓子壹对，生价，银各二分六厘。收象眼钱物壹对，同上，银七分。又收杓子一个，二分。

在苏州：十六日，收《文献通考》一部，仁叔恕上司媒价银九钱。收箱子一个，生价，银二钱。收象牙小香合一个，银四分，棋子箱一双，八分。收墨六丁，熊松价，收银六钱，柳絮卖代熊松笈之。十七日，银一两二钱生渡之。收锁，一分五厘，桂价。收印肉，三分。收唐铁钹，一钱七分。十八日，收唐金小钹，八分，生价。收食笼四个，生价，宁波二口用一钱二分。酢盐小皿十个，四分，同十个，四分，收食笼贰个，桂价，三分五厘。十九日，收书担子一个，桂价防太守进物用，银六钱二分。收杨枝筒二个，三分。青茶碗杯一个，熊松介，五厘。二十日，收小食笼五个，生价，银九分，宁波用。二十一日，收瓶一个，生介，二钱一分。铁镇子三个，桂介三分二厘。二十二日，收席二枚，六分，三分。二十四日，巳时，前进者一里而止，盖以二号卖买未了也。收皮箱一个，桂介四钱三分。收红毡贰枚，同上三钱六分。

在平望驿：二十六日，收柏叶小皿伍个。

在宁波：九月二十日，分苏针于船众，胁船头、上下知库、重付二人、通事钱询，各三百本充。十月四日，收了皿十口，生价，银子私办。七日，收果子盆二个。生价。八日，收三重小果合生价，银一钱，私办。十五日，收果合菊一个，生价，银予私办之。又收《剪灯新、余话》二册，表装。生价，二五分，同上。十七日，收画果子盆二口，出砚箱一，银二分，与三兵卫价。二十日，收贝研箱一个，五郎左卫门价，换文箱并左小刀一个。收二十三日，梅崖惠老坡古迹并诗与书，收手盐皿拾个，盖三英于苏州所求也。二十四日，价于三英卖两金扇四柄，价银一两六钱。二十六日，蜡小瓶一双收了，实际寺价，价银二钱四分，桂办。初五分一减，收好银子一两八钱。盖紵丝代也，即休价。十一月初三日，收炭取一个，一分五厘。初九日，收芙蓉杯三口并筒一个，角二个，银价未议。又别收角三个，桂价。价银未议。收蜡瓶一双，池新介，银三钱，熊松办。十一日，收定器大四个小八个。酉刻，画轴再装到来，孙六价，银二分。十二日，收碎器皿，小十个。十六日，收碎器芙蓉杯一个，生价，银三分。又收担子一个，生价，银九钱，二号芝田卖之。二十二日，收段子二尺，银一钱，熊办。……收白蜡扇形笔雪一个，银八分。十二月初二日，收四角碎器皿四个，银二钱五分，熊松办。初三日，收土物水续一个，价二分。初四日，收小瓶一个，银一钱五厘生渡之，二驮荷木之代。十四日，收坐毡二枚银各五分。十六日，收小食笼一个银七分五厘桂价。又收黄铜灯台附盏，银二钱。十九日，收墨十锭银八钱二分。官，但刀代立用，五丁琴墨，五丁月墨。二十三日，收黄铜灯盏修补，银一分五厘。二十九日，收外青内朱小折敷五枚，价二钱六分。

仍在宁波：嘉靖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买唐纸百枚，六分遣之，生价。买唐铁火筋一双，二分三厘遣之。二十五日，火打袋二个，黑白，孙六价。收黄纸十纸，价一分，梅崖价。二月初七日，收火灯袋三个，价银各七分，中林价。初九日，《文献通考》裱装成了，银四钱，生价。十二日，收倭银三两三分，桂返办。十七日，收白蜡十二斤。二十日，收黄铜钱一口，七两六分，生价。二十一日，收黄铜小刀二十二口，换履，熊松价。收白蜡提子一对。二十三日，收苏针三千本，桂预。明黑皮火打袋贰口，孙六办。二十八日，收蜡煎茶瓶一对，孙六办。收香箸十二双，一钱，熊办。收小刀廿个，同上，一钱。三月初四日，收蜡枣瓶只片口一口，灯盏一口。赁银总计四钱一分，孙六渡之。初六日：曝药材。十一日：予收贝食笼一口，价一两三钱。又银二钱付桂。盖前日扇子代也。又别付一钱七分五厘，灯台与食笼代也。又二钱付文弥，小刀并香箸之代也。又收片口柄杓二丁。十六日，收再进杓子一双。十七日，收青茶碗皿二十个。二十七日，贝食笼里头涂成了到来，本价一两二钱涂赁一钱。收杖头一个，价一钱二分涂赁孙六办。《文献通考》补装完了。四月初六日，收小果子盆十个，价二钱，生价。又收天目台一个，价三分三厘。十四日，收酢盐皿三百口，银二钱五分五厘。收香白芷七十三斤，银壹两，孙六壹钱七分，桂办。十五日，收补足沙糖四十斤，一两一钱算用，孙六办。十八日，收九寸食笼一个，价三钱一分，孙六价。十九日，积砂糖四箱于船，重付请取有之。收天目台三个，担子环完了。收贝方盆一个。矢备价，三钱。二十日，收染付茶碗三十口，又收染付皿百口。二十六日，收白菊皿二十个。二十七日，予段匹唐衣裳，换ロガンヤキ六十斤，盖吹黄铜物也。吾邦黄铜匠家并势州商人要之。二十八日，巳刻，积皮笼一口并药荷参驮于船。两重付请取两通有之。又从人熊松、中林孙六、又次郎皮笼同积之。午后，收四重四角小食笼，光明朱有金画，银三钱三分，生价。收小果子盆五枚，表里朱，银一钱，孙六价。又收纸箱一口并两金扇一柄，换却于圆果子盆拾伍枚，表里朱，黄同相口，孙六价。五月初二日：收碎器二号大皿十个。收白菊手盐皿十口，盖换向定器。乃定器价也。一钱，徐二官。初三日，收蜡小瓶一双，价一钱六分，桂价。收白菊手盐小皿十口，八分，价生。收八角朱画小、中果合，桂价，银一钱八分。初四日，收黄铜三钱、金襕，孙六价。收履形方盆，七分，生价。又收果子盆一个，八分，生价，林和靖。初六日：收九寸朱画六角食笼银三钱，孙六价。初十日，买霍香。十五日，收小食笼五个，一钱五分，孙价。方盆一个，六分，小刀廿五，一钱。十七日，收煎盐皿四十口。

再次出使，《再渡集》载：在宁波：嘉靖二十七年（1548）七月二十八日，收丝竹箱，银壹两。八月初三日，收金襕，一丈六尺五寸。初九日，得担子，价银一两六钱二分。十二日，领担子一口，付熊市，九钱。九月初五日，收《本草》一部十册，银壹两七分。十七日：收缎匹一端，银壹两七钱。收改机一端，七钱八分。

在杭州：十一月初九日，收斑竹箱，价银八分五厘。买取钲一口，银一钱五分三厘。初十日，收钲，价一钱五分三厘。十六日，伴送官蒋文萃惠甘草、真阿胶一包。

在吴江松陵驿：二十七日，价琇公收钲一口，一钱三分五厘。

在苏州：十二月初一日：予遣也于诸船，略贺朔之礼。各人易买匆匆故也。……遣熊一于针工之家，计卖针之事，筹等为之要冲。盖苏州第一针工，云云。收水滴一个，银二钱，令哲价。初二日：价钧云遣熊一于卖丝家。初五日，熊一出外头，赴针工家。十二日，遣熊一、寿笃于来年白丝买了之商家，先送一贯二百目。一斤七钱之算用。

在桃园驿：二十八年二月初七日，收铜水指一个，价银五钱。

在北京：七月初五日，收墨二十二丁，价银五钱，慈眼价。以只金扇换盖箱一口。二十五日，又三千户来，证明易买之事，买收人参一斤，银九钱，以载持分银渡之。八月初六日，收《奇效良方》一部，价银七钱。二十六日，又三千户来，买收北绢二端，价银各八钱，出立银ニテ渡之。

在杨青驿：收两金扇卖代五钱五分。

在清源水马驿：九月十三日，价于樗子买收覩罗绵三端。十四日：日众易买之事亦未办治，彼此未开船。予亦命樗令买药材等物。十五日，今日亦粮夫未备，且众人卖买亦未了，予亦命樗令买药材、红紫覩罗绵等。十六日，俾樗、能二子调治卖买事。又价弥二郎收铜钱一贯百八十文。价银六钱。十七日：携琇、樗、熊过药家，见杭州之图。

策彦在不到十年中两次出使明朝，每次一路收购中国商品，所收商品如书籍、纸、墨、画、书担、筒、茶碗、茶碗杯、茶瓶、席、皮箱、丝竹箱、班竹箱、砚箱、纸箱、棋子箱、印肉、镇子、瓶、只扇、扇、小刀、香、香炉、（苏）针、食笼、线、方盆、果盒、狮子（范按：未审为何物）、钥袋、钲、药、甘草、香白芷、人参、白蜡、白蜡提子、杓子、线物、箱子、锁、铁钹、器皿、红毡、坐毡、炭取、定器、水续、水滴、铜水指、天目台、灯台、折敷、铁火筋、火打袋、杖头白蜡、黄铜钱、黄铜香箸、沙糖、金襕、缎匹、改机、绢、丝等60余种，包括文化用品、工艺品、食品、日常器皿、日用百货、丝毛织物、药材、计时器等，虽然看不出购买量有多大，但门类广泛，不少标有具体名称、数量及价格，甚至交代了商品特色及用途、购买背景、何人经手、何人说价等，饶有趣味。

当时中日之间的商品贸易，嘉靖时郑若曾说，日本“所悦于中国者皆用物也”。万历时姚士麟曾援引嘉靖时中国商人童华的话说：“大抵日本所须，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则称：“彼中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次则磁；最急者无如药，通国所用，展转灌输，即南北并通，不厌多也。”明后期，民间商人走私日本，号称“通番”，所载商品主要是采购自苏、杭等地的丝织品和药材等物。策彦所记提及的商品和购买的商品，颇可与时人所述所为相印证，确实多是用物，主要则是生丝、丝织品和药材等。

即如丝绸和生丝。生丝是日本所需的最大宗商品，每批贡使均极为措意。景泰年间随贡使笑云入明的商人就曾在北京购买银子，在南京以成倍的价格出卖，或在宁波以三倍的价格出售，在那里购买生丝运回日本发卖。策彦初次出使，回程时在宁波，“收段子二尺，银一钱，熊办”。收“金襕，孙六价”。再次出使，在宁波，“收金襕，一丈六尺五寸”，又“收缎匹一端，银壹两七钱。收改机一端，七钱八分。”到达北京，“买收北绢二端，价银各八钱”。回到清源水马驿，“价于樗子买收覩罗绵三端”。十四日，令买药材、红紫覩罗绵等。

“段子”当即绸缎，故称二尺。“金襕”未审为何物，明代高档丝绸有膝襕，或即金膝襕，看其丈尺，大约为一匹。“覩罗绵”，当即兜罗绵，为丝绸之一种。改机：万历《福州府志》载：“闽缎机故用五层，宏治间有林洪者工杼轴，谓吴中多重锦，闽织不逮。遂改段为四层，名为改机。”本是对花楼机改繁为简的一种织机，后即将用此织机所织之缎匹称为改机，改机一般织锦相比，具有质薄、柔软的特点。正德《江宁县志》卷三《铺行》104种，中有“改机”，但“帛之品”中无，说明当地并不盛产此种织品，但有专门出售的铺行。丝绸之府苏州的地方文献列有各种丝织品，而无改机，说明其地同样不盛产。策彦再次渡唐时议定接待使者礼仪的就是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严嵩抄家时有各色改机缎匹274匹，改机衣17件，说明其时改机已较常见。但权臣严嵩收藏如此多改机缎匹衣物，说明改机织品较为珍贵。

嘉靖时苏州、嘉兴、衢州等地方织染局所织进贡官用丝织品，每匹价银均在三两以上，民间织物绢每匹七钱左右，绸每匹约为一两，如果按此价格推估策彦所买丝织品，策彦所买缎匹只为官营缎匹的一半多一点价格，改机价格相当于绢价，绢即是民间同样价格，说明只是一般常见丝织品。

生丝，作为正使，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底船抵苏州后，策彦即于腊月初二日派遣手下人“熊一于卖丝家”，十天后，又“遣熊一、寿笃于来年白丝买了之商家，先送一贯二百目。一斤七钱之算用”，再次派人到卖丝家，送上买丝定银，约定明年回程经过时取丝。当时生丝在日本“每百斤值银五六百两，取去者其价十倍”，在中国大约每斤五六钱银子。策彦买丝按每斤七钱银子算，略高于当地市价。

当时日本的蚕业生产与丝织业是脱节的，原料生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一半以上要靠从中国进口，“丝，所以为织绢纻之用也。盖彼国自有成式花样，朝会宴享必自织而后用之，中国绢纻但充里衣而已。若番舶不通，则无丝可织。每百斤值银五六百两，取去者其价十倍”，丝是当时日本进口的最大商品，存在着四五倍的价格差。而苏州等地，即是上等生丝集中之地，中国民间商人走私日本，均是在苏、杭等地采购生丝的。策彦利用出使经过生丝生产基地苏州、杭州等地的上佳时机，大量购买生丝，以博厚利。策彦所为所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日贸易的大势。

再如药材。首次出使，回程时在常州附近云阳驿买“甘草五十二斤”；回到宁波后“曝药材”，又“收香白芷七十三斤，银壹两，孙六壹钱七分，桂办”。二次出使，回程时在清源水马驿，两次令从人“樗子买药材等物”；又亲自“携琇、樗、熊过药家”。景泰四年（1453）经过清源驿的日本使者笑云瑞訢就曾记当地“甘草多，一斤代八分”，可见其地甘草既多又便宜。策彦在《驿程录》中也感叹其地“甘草多了”，当在那里购买过甘草之类药材。再次出使时，出使时策彦首次出使刚到宁波，就发现“道傍有卖药人家，贴以‘沈氏药室’四字，牌以‘杏林春意’”，极为敏感。后来伴送官蒋文萃还送给正使策彦甘草、真阿胶一包，到了北京，又“买收人参一斤，银九钱，以载持分银渡之”。人参为传统滋补物；甘草为缓中补虚、泻火解毒、调和诸药，策彦一次就买了甘草52斤；白芷是主治感冒风寒、头痛、骨痛、牙痛、鼻炎之药。从记载来看，药材价格便宜，策彦所买数量不少，第一次出使归国时整理商品，“药荷参驮”。药材始终是日本从中国进口的重要商品，郑若曾说，当时日本自有之药材，惟无川芎，因此“至难至贵”，其次则是甘草，“每百斤价银二十两以为常”，所以徐光启以“最急者无如药”来形容，后来自十八世纪中期起，药材更成为从中国进口之最重要商品。

又如书籍。策彦先后购买了《听雨纪谈》一册，《医林集》一部十册；《读杜愚得》，八册全部；《鹤林玉露》四册，全，其价二钱；《三场文笔》、《山谷刀笔》；《文献通考》一部，仁叔恕上司媒价银九钱；《剪灯新、余话》二册，表装，二、五分；《文献通考》裱装成了，银四钱，生价；《文献通考》补装完了；《本草》一部十册，银壹两七分；《奇效良方》一部，价银七钱等。又先后接受中国文人赠送《古文大全》二册；《汉隽》一册；《李白集》四册，全；天地图各一幅；《九华山志》二册；《升庵诗稿》一册；《张文潜集》四册；《文章轨范》二册；苏东坡诗与书等。购买和受赠书籍包括前人与时人诗文集、政书、医书、笔记、山水志、地图、科举应考手册、诉讼手册等类。其中周莲湖所送《升庵诗稿》一册，当即正德六年（1511）状元杨慎（字用修，号升庵）的诗集，其人因大礼议案而充军云南，颇负时望。自买书籍，十部中医书就有三部，正如郑若曾所说“若古医书，每见必买”。至于书籍价格，极为便宜，一部《本草》，相当于一匹平常绸缎价格，一部医书《奇效良方》只相当于一匹绢价，一部文献通考可能旧了点，只须九钱，略等于一匹绢价，一部《剪灯新话》连同《余话》装裱好了只要七分银子。

再如苏州针。首次出使，在宁波，王惟东即送其“苏州针一帖”；后来到了苏州，先是“收了”苏针三百六十根，其中“二百六十本换鹅，百本换麂”，后来又用“苏针三百五十本，换羊，百本，换廪麂，五十本，换廪麂”，最后“苏针五千本收了，价五钱二分，桂价”。连续购买苏针。还在枫桥发现“傍有卖针之家，揭‘针魁’二大字”。回程时在南京龙江驿，买“苏针五千本，桂预置”。到了宁波，“分苏针于船众，胁船头、上下知库、重付二人、通事钱询，各三百本充”。后来又“收苏针三千本，桂预”。二次出使，到了苏州，即“遣熊一于针工之家，计卖针之事，筹等为之要冲。盖苏州第一针工，云云”。四天后，又认其从人“熊一出外头，赴针工家”。策彦两次抵达苏州，均数次购买当地特产“苏州针”，而且知道“苏州第一针工”，在南京也购买苏州针。由针260本即可交换当时较为贵重的家禽鹅来看，一次性购买五千本就不是小数目了。针在日本，价格昂贵，时人描述，“女工之用，若不通番舶而止通贡道，每一针价银七分”。策彦动辄收买数千根，价格便宜不可以道里计。关于苏州针，地方文献有记载，但极为简略，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工作之属十一”，有“针作”，谓“出郡城”。隆庆《长洲县志》卷七《土产》，崇祯《吴县志》卷二十九《物产·五金之属》均只有“针”一字而已。策彦的数次大量购买，使我们知道其时苏州特产除了丝绸、书籍、酒、副食品及各种工艺品外，还有针，不但畅销各地，而且名闻全国以至海外，而且由其交代的价格，我们还可知道当时其他商品的价格。

此外，策彦等一次出使时回程时，在苏州花五分银子买了二条席，又收“红线一斤”。在宁波“收白蜡十二斤”，收买砂糖40斤。白蜡是虫蜡，主要用于上光、润滑、绝缘、防潮、装饰等，用途光泛。《客商规鉴论》提到《三台万用正宗》：“小满前后风雨，白蜡不收。”白蜡是中国特产品，产地主要在四川，但宁波有售。到江户时代，每年出口到日本的白蜡数量相当可观。砂糖也是日本进口的大宗商品，后来江户时代数量日益庞大。策彦此行购买当也不少。回国时，光策彦就“积砂糖四箱于船”。至于席，中国商人称产自杭州郊区长安镇，其实明后期苏州虎丘一带即盛产席，为时所尚。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土产·器用之属》称：“席，出虎丘者佳，其次出浒墅，或簾，或坐席。又一种阔经者，出甫里。”嘉靖《吴邑志》卷十四《土产·物货》也称：“草席，出贩尤多……北方谓之凉席，春夏所用也。”景泰五年，日本使者笑云瑞訢自北京南返经过苏州，即记“花席、茶碗太多”。红线，时人称红线是日本人以其点缀在盔甲上以束腰腹，以及刀带、书带、画带之用。“常因匮乏，每百斤价银三百两”，是日本急需之物。

策彦等人购买中国商品，固然是循着贡道随处而买，但据其所记，是明显有着集中地点的，即宁波、苏州和临清。宁波是日本使者所返中国的起点和终点城市，也是明朝负责对日贸易的浙江市舶司的所在地，日本使者需在那里办理朝贡的相关手续，拜见市舶司和海道等官员，同时也是日本使者沿途所经的第一个府级城市，还是海产品的生产和转输之地。因为等待获批允许进贡，策彦等人在宁波停留时间特别长，初次出使，自嘉靖十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抵达，到十月十七日开船北上，在宁波停留了将近五个月时间；回程时自十九年九月十二日至二十年五月二十日启程归国，在宁波停留了八个多月。再次出使，自嘉靖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抵达，到十月六日开船北上，停留半年有余；回程时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抵达，明年五月回国，历时五月左右。可以说，策彦一行进贡的日子，主要是在宁波度过的。因为停留时间特别长，所以在宁波购买商品也就特别种类繁多、数量可观。

苏州是当时全国最为著名的工商城市，集中了当地及全国的大宗商品如丝绸、棉布、书籍、药材和工艺百货等，嘉靖时盛称“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工商业特别发达。策彦等人所需丝绸最重要的产地就是苏州，渴望在苏州购买商品，从而先期委人在苏州看货议价，采办时显得极为忙碌，因为购物，甚至稽延了行程。嘉靖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抵达姑苏驿，到二十日离开北上，整整停泊十天，回程时自十九年八月十六日抵达，到二十三日离开南下，又盘桓七天左右，较别的沿河城市要多。因为“二号（船）卖买未了”，以致策彦的座船前进了一里就停了下来。一套《文献通考》和苏州名优特产针、席等就是那次在苏州买到的。再次出使，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抵达，到十二月十五日离枫桥，停留半月有余。生丝就是那次在多次到卖丝人家后交付定金的。因为“各人易买匆匆”，以致随从向他正使行的腊月贺朔之礼也草草收场。

临清是运河沿线华北、江北境内最大的商品转输中心，王士性即以“临清、济宁之货”来形容。策彦等人初次出使回程时即在清源驿（清源乃临清古称）停留购物，再次出使回程时停留了四天，而只因“日众易买之事亦未办治，彼此未开船”。药材、覩罗绵等，就是在那里购买的。

策彦等人购买中国商品，主要恐系本身利用机会直接经营，旨在回国后出售牟利，所以交易时常常讲价议价，锱铢必较。嘉靖十八年七月初九日，在宁波，策彦代钧云致书中国商人萧一观道：“诸般货物数目，前日既开张，呈示，不知足下查得否？早逐一定价塞请则可也。且又计开内，足下所不晓者，要面议之。”次日，萧一观即来到使者馆舍，“与钧云议交易等事”，策彦送礼表示感谢。七月三十日，策彦又代钧云致书萧一观，谓：“暂别既过旬余，操履何如，今领恳书，恰如对颜，欣慰欣慰。特赐诸色样子，吾商徒群议而查得，白丝、红线、北绢、擢绢、段子、药品等所要者留之，不要者还之。犹且别开数目付与来使，区区分晓焉。遍地金总复回，盖以不好也。公到苏州之日，将其好者来，俾各人看可也。诸凡诸般价直，公之所定与他人平均，则当如前诺，倘与他异而贵了，众议难服。公能方便调办，何幸加焉。件的价即待公来本府，逐一可议，非面难罄底蕴。”由策彦所记可知，买卖双方经过了复杂的议价过程，为了议价购物，日本商人先与中国商人代表如萧一观者商量相关事宜，委托其先期到苏州等地物色商品，由其开出样品和价格，供日本商人选择，要者留之，不要者还之。无论何人，定价均要合理，日本商人才会收购，否则就难以如约践诺。为购买同一类书籍，策彦即两次致书范南冈：“仍先度与秀才所约之书籍《三场文海》《皇朝类苑》《东坡志林》等乞付吾馆夫拿来。要因其好恶定其价值”；“是《三场文笔》《山谷刀笔》，乞即今付官夫拿来。要查本之好恶，议价之多少，勿违前诺”，强调依据本子质量高下议定价格。八月二十日，策彦致书宁波地方官员：日众所要镴器粗做样子，以与工相谋。虽然，如直视不验其样之好恶，必有不惬众心者，不如致镴工于馆内查详焉。盖依旧例者也。老爹大人蒙恕许，遂众望，则何幸加焉。显然策彦等人也以定制形式采购商品，而且质量必须符合定制要求，方才购买。

策彦一行同时也为国内商人代为收购。在宁波，嘉靖二十年四月二十七日，“予段匹唐衣裳，换ロガンヤキ六十斤，盖吹黄铜物也。吾邦黄铜匠家并势州商人要之”。因为出使官员和随船商人都在经营，故策彦一行内部也常做买卖。在宁波，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策彦向同行三英“卖两金扇四柄，价银一两六钱”。而十一月十六日，向二号船芝田“收担子一个，银九钱”。十二月初五日：策彦以价银四两“卖荷所贰驮，买主肥后九郎兵卫”看来同行之间也常转让商品，而惟以价值衡量。

因为旨在经营，策彦极为关注沿途商品等相关情形。初次出使舟抵定海，十八年五月十九日，策彦见“鲞船三百余艘列于港口，盖到宁波之卖鱼船也”；次日，见“卖鱼船四百余艘，联行于港头，盖到宁波之卖鱼船也。有旗书‘屠府’之两字”。虽仅两次记述，寥寥几十字，但提供了宁波为海产鱼类大港的具体实例。宁波、台州以海产盛称于全国，万历时浙江台州人王士性描述其时全国商品集中之地，即有“宁、台之鲞”。“鲞”是剖开后晾干的鱼。但王士性未言交易规模有多大，而策彦眼见每天鲞船有三百艘聚于港口，蔚为壮观。至“屠府”二字，殆指卖鱼船为大户屠氏所有。回到宁波嘉宾堂后，策彦及时总结出使沿途所见情形，撰写了《驿程录》，就中记道：仪真驿“茶碗皿等多了”，广陵驿，“城中百万家，盛赏江菜。……古砚香炉铁索烛火等多”。桃园驿，“土俗栽蒲葵扇”。鲁桥驿，“铜磬铙钹多了，桃实多了”。南城水马驿，“有盗贼之患”。开河书驿，“蒲桃梨子多了”。荆门驿，“水瓜、花红多了”。崇武水马驿，“聊城城楼太壮观。……西瓜大角豆多了”。清阳驿，“疏蓼多了”。清源水马驿，“钲多。……甘草多了”。德州安德驿，“城里城外之富，不减临清淮安”。新桥驿，“花红桃实多了”。乾宁驿，“南京酒转卖”。这些商品信息，虽然较之其时策彦视为参考的中国民间通行的《图相南北两京路程》要简单得多，但是策彦似乎别出机杼，专记《图相南北两京路程》所缺载的，所以两书恰可以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合而参考策彦所记和有赖策彦而存留下来的《图相南北两京路程》一书内容，以及其后的商人黄汴编撰的《天下水陆路程》等书，相信一幅明后期运河沿岸商品运销的实际风貌基本可以跃然纸上了。策彦所记，也为我们界定其时日本朝贡使团的贸易性质提供了极为有力的素材。

六

策彦所经过的明代两浙和江南地区，是文献之邦人才渊薮，科举鼎盛，功名显赫。两浙科名之盛，名扬海内外。嘉靖浙江省志自豪地说：“两浙人文独盛，才俊嗣兴，自昔被与选举，可数计哉！”其中策彦首先经过的宁波、绍兴两府，万历时浙江台州人王士性总结为“盛科名”。而策彦行经的嘉靖时期，正是浙江科名衰而复盛之世。如田汝成说：“杭州科第，莫盛于洪武、永乐间，至弘治、正德间而稍衰，嘉靖以来，始复旧贯。”万历时的地方文献说：“世宗御宇以迄于今，科第日增，人文益盛，里巷诗书，户不绝声。”策彦的《初渡集》中，对此盛况即时有反映。

策彦先记宁波府城：或有揭“解元”三（引者按：疑漏一“坊”字）大字者。或有揭“文宪”二大字者。“云龙嘉会”癸未科第一甲、“聚奎坊”兄弟解元父子进士，“甲午宾兴”“奎璧交辉”“进士坊”“登瀛桥”之类，光彩溢目，盖及第门也。所历过及第门多多，有“翔凤”“进士坊”“三凤街”之额。这些标榜科举兴盛高中甲科的牌坊匾额，在地方文献中也有记载，康熙《鄞县志》记录明代的坊即有一百四十多个，其中就有策彦提及者。“进士坊”则随处可见；“文宪坊”在东南隅，弘治十四年为御史方誌立；“解元坊”也在东南隅，为成化四年科杨文卿立；登瀛桥、聚奎坊在西南隅，登瀛两榜称“元魁进士”“宫保尚书”，为杨守陈下父子兄弟科甲，聚奎两榜称“荣沐褒封”“恩隆荫叙”，为高赠公任子。这杨守陈家父子兄弟科甲，实在了得，仅仅两代人，37年间，父子兄弟发甲科者六人，其大守陈与嫡弟守阯均为解元，守阯又为榜眼。策彦所历之地，大概即是宁波府城东南隅、西南隅一带，其时正是甲科牌坊林立于宁波之时，策彦所记“聚奎坊”兄弟解元父子进士者，正是科名显赫的杨守陈家。

次记所经绍兴府属：在姚江驿，系船之所有布政司华第。外头有石门，上镌云物，横书“进士及第”四大字，又左右分“元”“魁”二大字书之。又书云：“弘治十四年辛酉”“顺天乡试第一名”。经青田铺，“灵芝桥”旁，有及第门，横揭“父子进士”四大字。

后记杭州省会：府中所过，及第门多多，有双凤坊、海蛟将竞起、奎璧联辉、世进士坊、父子翰林、振纲肃纪等之类，不遑枚举。

策彦一行在宁波和杭州停留时间最长，记录最详，也留下了当地科第蝉联簪缨相望甲第如云的深刻印象。

策彦两次出使的嘉靖中期，又是明代江南社会经济的鼎盛时期，社会相对稳定，富室后先相望，士绅生活优裕舒适，园林胜景点缀其间。策彦沿途所经，数次进入富室乡宦之家，记录下了仕宦富室的优裕生活。

初次出使在宁波，嘉靖十八年八月七日，“过包大人家，广厦可容数百人，砌下做山水佳丽，逸势可见。予把笔书云：咫赤之间，有远山远江之趣，于是想见主人清高，遂借舸到灵桥门前。”

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毘陵驿：“过故中书舍人胡颐旧山庄。第一门横揭‘西蠡山庄’四大字，左右柱题句云：‘五柳清风陶令宅，百花春水杜陵溪’。第二门横揭‘会芳园’三大字。第三门横揭‘天开竹院’四大字，左右柱有句云：‘绝壁过云开锦绣，疏松隔水奏笙簧’。入此门四五步而有小堂宇，中央横揭‘壮观’二大字，大肋有‘太白’二字，左右柱题句云：‘梧影上窗山月白，花香入座午风清’。有池，池之中央有堂，横揭‘乐寿堂’三大字，古文。柱有句，‘鸟啼当户竹，花绕傍池山’。有假山，山颠有小亭，无额。亭柱题句云：‘亭临绝壑疑无地，水绕平沙喜有源’。”此胡颐西蠡山庄，亭台楼阁，疏落雅致，题额联句，一定给策彦留下了深刻印象。

同月三十日，在丹徒坝，过许大人山庄，策彦记道：“傍山有小堂宇，颜‘丛泉堂’三大字，古文。左右柱题句云：‘花外丝纶留客钓，竹间图史借人看’。入翠微深处则有小亭，四柱是古柏之屈蟠者，缚枝作栋梁之形。又下蹬路，有小亭，揭‘四友亭’三字。有花坛，或栽牡丹或栽梅。又有黄杨木，各折一枝而归。”后来过一大人家里策彦又记：“壁间题句云：‘江水时到岸，青山长在门’。入门则有堂宇，横揭‘芝山精舍’四大字，东皋书。又所过历之门左右题句云：‘宅对青山同谢眺，门垂碧柳似陶潜’。”许大人山庄，或即为许完所有。许完，字补之，好学工文，宏治十八年三甲五十八名进士，授为兰溪知县，擢为御史，巡按河南，清理河南军三年，数上封事，所规画大率予以军便。

由京回宁波时，十九年八月十日，在毘陵驿，策彦再次游览胡颐西蠡山庄。十二日到南门，策彦同其从人钧云、即休过一大人家里，进入芳园，记道：“外头有大石桥，次有高门，榜‘大锦衣第’四大字，青字。入此门则有大第宅。次有长廊三十间许。过廊则有堂宇，新装彩。中央揭‘仰止堂’三大字，青字。又其次有小堂，颜‘成趣堂’三大字。自此堂入芳园，或四五步而有怪石，石上镌‘寓形’二大字。又小亭不知几许。亭里题句者多矣，有‘石径穿云湿，松窗避日凉。夜欠一檐雨，春无四面花’等之句。又有池亭，亭中央颜‘水竹居’三大字。自此亭畔通一园，园中有樱之丛生者。予指请问其名，答以樱桃。盖日本樱也。或学流觞曲水，又石通水。”

策彦再次出使，曾经两次作客丰坊家，足征当地士人风情。策彦在再次渡唐进京回到宁波后记，“谢南寓外史丰解元制予谦斋记文。丰解元字存叔，杭州浙江驿人也”，又记在浙江驿“诣南禺外史丰存叔”。

策彦作客丰坊家，由其《再渡集》所记，知第一次为嘉靖二十七年九月二十日滞留宁波时。策彦先呈上渴望拜见的书柬，丰坊出迎于檐外，二次作揖，延请其入户，入户又行揖礼，然而就座。坐定吃茶。茶罢笔谈移时。然后丰坊请其及土官一行入寝室而饮酒吃饭，酒及十巡。席间“伶优唱歌”。宴会直到暮时，策彦才醉归。归时又送呈小画三方、两面金扇一柄、只面金扇一柄、浓纸80张、小刀一把作为谢礼，又以两面金扇一柄送于丰坊之子。

第二次在策彦由京南返，舟抵浙江驿时，约在嘉靖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月间。策彦在其《谦斋南游集》中详细记其作客情形道：“于浙江驿，诣南禺外史丰存叔。叔相见予，讲礼后请归。叔挽留前导以引于游宴之堂。俾予坐七宝瑠璃床榻。居座琇首座从僧生首座。坐中宾之榻。视左右则青贝曲录之榻，金漆花纹之榻，十五六脚并而置之。主人床榻之右边，十五六岁美童十二三人，廿岁许侍从十六七人，着履踞于长连床。堂内环堵立古画扉风，屏风有脚，以金铜造之。画图咸李唐名笔也。少屏出杯盘酌天赐黄封之酒，主宾互请。隗始予遂从存叔之命资始。酒味之芳醇，不在我邦矣。嘉肴再三出，之以予杯进存叔，次琇首座，次生首座。前后五行而止矣。中庭有莲池，花未开也。画船二艘泛泛。然存叔请予船中。琇、生二首座也同矣。叔于船中复宴饮。出豫北之竹叶酒，淡而如水。叔云：不可累觞，醉三五日也。故以小杯酌之。”

策彦虽然在丰家两次享受过美酒佳肴，眼见主人之声色奢华，却对主人之地望未搞清楚。策彦两次出使，屡屡作客浙东士人宅第，但殊少场景描写，惟独这次在浙江驿丰坊的寓所，作了具体描摹。策彦的描述，形象地展示出了其时一般江浙士人的生活实况：第宅宏壮，陈设靡丽，用具讲究，收藏珍稀，极尽声色奢华，明中期时兴起的收藏之风，士人喜用娈童，多有龙阳之癖，于丰坊身上充分反映出来。沈德符描述其时士人生活方式说：“得志士人致娈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渐染于中原。至今金陵坊曲有时名者，竞以此道博游婿爱宠，女伴中相夸相谑以为佳事，独北妓中尚有不深嗜者。”谢肇淛则说：“今天下言男色者，动以闽、广为口实，然从吴越至燕云，未有不知此好者也。……今京师有小唱，专供缙绅酒席。……其初皆浙之宁、绍人，近日则半属临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可见其时风气如此，仕宦鲜有例外。雅有此好者，如今知其名者，嘉靖时有无锡人俞宪、谈恺、安如山、秦瀚、王瑛五位乡宦，结成五老会，“楼船、鼓吹、园池、声妓、服玩，使令之丽，甲于江南”，成天“沈酣声色，广取艳妓妖童”，俞宪与安如山更“皆有龙阳癖，既富且贵，以重资购得者，不可胜计”。相关传记只说丰坊“性狂诞”、“性介僻”，而万历时人徐时进曾记丰坊身边有童子，“年十三四，坊之倅通，相去且三十年矣”。看来，丰坊也有龙阳之癖。策彦所记，则大大地充实了丰坊的生活行为方式狂诞之内容，而且值得引人深思的是，其时还是丰坊贫乏不得志之时，若士人得意富贵，其张狂奢靡，概可想见。

策彦一行游览浙东江南山庄园林，见物不见人，详细记录亭台堂宇廊榭及题联匾额，不仅在他们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因其所记，也近乎再现了江南若干第宅建筑原貌；而进出浙东士人家，享因美酒佳肴，眼见其声色奢华，客观地记录了其生活实况，反映了其时江浙富户生活的一定面相，富有史料价值。

综上所述，日本贡使策彦周良利用其于嘉靖十八、十九年间和嘉靖二十七、二十八年两次出使明朝的机会，撰写成日记《策彦和尚初渡集》和《两渡集》，记下了在明朝朝野的所见所闻和其活动详情，为我们了解晚明社会风貌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详实可信的资料，在中日交流史的载籍中占有极为重要乃至不可替代的地位。

策彦行经运河全线，观察细致，所记驿站和巡检司等，连站名、堂屋匾额以至书写人和字体格式都记录了下来，立体形象地展示运河驿站等交通建筑。策彦利用拜谒地方官府的时机，出入公门，记下了各地尤其是浙江官署的外观仪容，所记位于宁波的浙江市舶提举司等官衙公署，不但抄录衙署门额堂额以及书写格式、字体，自励或标榜之官箴用语均一一如实描摹下来，既形象地展示了其时地方官衙的外观，也弥补了相关载籍的阙失。策彦以僧人之身充任贡使，对沿途的名胜古迹特别是佛寺格外关注，逢庙必游，游则必记，见僧必谒，甚至一游再游，流连忘返。策彦观瞻之余，详细记录了各地佛刹的布局、朝向、门额、檐联，以及书写人、字体，颜色等，殿堂内的佛像、菩萨、罗汉，藏经阁等，所记苏州寒山寺中“皇图永固”之钟铭，佛尊面前“皇帝万万岁”之牌书，镇江金山寺中大雄宝殿中央“皇帝万万岁”“皇后齐年”“太子千秋”之牌书，既显示出其时佛寺香火旺盛的一面，也反映出其时佛寺在皇权的统驭下，趋奉世俗政权的一面。

策彦沿途所经，对商业活动如商业信息、商货流通，特别是等反映市井生活风貌的店铺、字招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随时随地记录，所记店铺字招，多达90余个，涵括手工作坊、商店摊铺和生活设施三大类，行业或商品广及酒、糟、药、棉子、毛笔、马尾、帽、伞、针、扇、衣香、书籍、纸张、银、果品、饭、饼、浴室、算命卜卦等十七八种；广告形式有布帘、木牌、墨书；广告表示以词语或象形；广告用语俏皮隽蕴；商品来源有代销或自制；销售方式有批发与零售、现卖与赊卖，间有表示经营者姓氏如“沈氏药室”“任氏帽铺”和“朱方集宾酒馆”之类，或有标榜名品讲信誉意思，或许已具无形资产性质。而酒店酒坊，帘铭字招最多，达50余个，提供了丰富的店铺经营型态的信息，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其时工商市肆的具体情形，从而提供了较同类记载最为丰富具体的内容，形象地绘就了一幅栩栩如生的晚明社会生活风情画卷。策彦在不到十年中两次出使明朝，所经之地又是丝绸和书籍等大宗商品出产或集中之地，因此每次一路上关注商品信息，大量收购各类商品，所收商品多达60余种，包括文化用品、工艺品、食品、日常器皿、日用百货、丝毛织物、药材、计时器等，门类广泛，尤其是当时日本急需和紧缺的生丝、丝绸、药材、书籍和苏州针等，策彦一行尽力购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日本贡使的贸易性质。策彦所记商品不少标有具体名称、数量及价格，甚至交代了商品特色及用途、购买背景、何人经手、何人说价等，饶有趣味。如果我们连缀策彦所记，作为南北商品大通道的大运河，其繁盛的商品交易情景形象地展示了出来。

策彦一行经过的明代两浙和江南地区，是文献之邦人才渊薮，科举鼎盛，功名显赫。策彦一行在宁波和杭州停留时间最长，记录最详，也留下了当地科第蝉联簪缨相望甲第如云的深刻印象。策彦两次出使的嘉靖中期，又是明代江浙社会经济的鼎盛时期，社会相对稳定，富室后先相望，士绅生活优裕舒适，园林胜景点缀其间。策彦沿途所经，数次进入富室乡宦之家，记录下了仕宦富室的优裕生活，详细记录江浙园林的亭台堂宇廊榭及题联匾额，不仅在东瀛之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因其所记，也近乎再现了江浙若干第宅建筑原貌；而策彦频频进出浙东士人家，享因美酒佳肴，眼见其声色奢华，客观地记录了其生活实况。策彦更不失良机，主动进取，广泛结交江浙士人以了解明代地方社会，尤其与宁波士人交往酬唱，成为其在华主要活动，构成了《初渡集》及相关记录的重要篇幅，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晚明社会风貌尤其是中国士人的心态与风貌。

（全文分别以《明代嘉靖年间日本贡使的经营活动——以策彦周良〈初渡集〉、〈再渡集〉为中心的考察》和从〈入明记〉看明代嘉靖年间日本使者与浙江士人的交游活动》为题刊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4期和《史林》2013年第3期）